2023年1月30日，四川省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了《四川省生育登記服務管理辦法》，對2019年出台的《辦法》進行了主要四方面的修訂：

　　取消對登記對象是否結婚的限制條件；取消了辦理生育登記時生育數量的限制；簡化了生育登記的要求；增加了信息共享的要求。 新政策調整背後有着明确的現實必要性。1月17日，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2022年末，中國人口實現首次負增長，總人口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傳說中的“人口拐點”正式到來。

　　在生育這件事上，不論婚否，作為生育主體的女性，承擔的各方面成本往往高過男性，“未婚生育”這件事被談論的主體，大部分情況也是母親。

　　未婚生育，女性受到更多傷害 /《匆匆那年》劇照

　　而在過去兩年内，南風窗曾兩度采訪非婚生育的單身媽媽，受訪者包括“未婚媽媽争取生育保險全國第一案”當事人張萌。

　　2017年，40歲的張萌以未婚身份生下了一個孩子。彼時的她已是上海一名經濟獨立的職業女性，孕期與男友分手後，她依然決定留下這個孩子，因為那也許是她這輩子擁有一個孩子的最後機會了。

　　從那以後，從懷孕建檔到生産、上戶口、争取生育保險，張萌開始了長達四年的漫長訴訟，一路過關斬将。

　　而這一兩年來，她常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與兒子的生活，看起來與任何一對幸福平淡的母子一樣，生活似乎回歸平靜與正常。

　　《母親》劇照

　　1月底，四川新政出台以後，南風窗記者重新向張萌詢問其看法，她卻略感驚訝地表示：“其實就是政策上的一點微調，大家對（以前實施的）政策細節可能不那麼了解。”

　　在張萌的親身體驗和觀察裡，事實上，這些年來，國家對未婚媽媽的扶助與支持，在具體的政策實施環節是有着明顯加強的。而這一次，隻是更加明确、響亮地，讓未婚生育的父母和孩子，得到了法律與制度上的保障，是一次對人的本原回歸。

　　“我隻有一天需要結婚證” 在這條打破曆史的條例出現之前，盡管我國《婚姻法》并未明确規定公民要結婚後才能生育，但非婚生育的孩子，往往自出生那一刻就面臨着“三座大山”：戶口、社會撫養費與生育保險。

　　實際上，作為公民基本權利的戶口登記制度，孩子能否上戶口并不受父母婚否影響。

　　據2015年頒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政策外生育、非婚生育的無戶口人員，本人或者其監護人可以憑《出生醫學證明》和父母一方的居民戶口簿、結婚證或者非婚生育說明，按照随父随母落戶自願的政策，申請辦理常住戶口登記”。

　　但在具體實操層面，單身媽媽仍然面臨着個體且區域差異較大的阻礙。201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博士後高碧葉的一項調查顯示，“如何給孩子上戶口”是中國未婚媽媽們面臨的最迫切和棘手的問題之一。

　　南風窗于2021年2月采訪的一名單身媽媽田真，在未婚狀态時生下孩子後，她前前後後托了幾十個人的關系，花了大半年才把孩子的戶口辦下來，“如果我有一本結婚證，那就隻要一天”。

　　由于缺失很多戶口登記所要求的材料，行政部門的工作人員“第一反應就是違規”，在不知道怎麼辦的情況下，隻好層層推辭、拖延。

　　懷孕後被男友分手的九零後媽媽徐彤則直言：“如果我需要一本結婚證，也隻需要一天，那就是給孩子辦戶口的那天。”

　　就算戶口辦下來了，大多數單身媽媽們依然難以申領到“五險一金”中的生育保險，而這也是與“生育登記”挂鈎最緊密的一項。

　　懷孕過程中被男友要求分手、仍然選擇堅持生下孩子的新手媽媽吳琴被告知，她需要繳納四萬元“社會撫養費”。于文把孩子生下來後，就按照當地規定繳納了3000多元“社會撫養費”，她在網上交流群裡認識的姐妹，還有人交了6萬元的。

　　在規定了生育保險制度的《社會保險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與《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别規定》中，非婚生育是否符合計劃生育政策，均缺乏明确清晰的規定。通常而言，要想使用生育保險，就需要先進行生育登記。

　　2017年，在單身狀況下生下孩子的張萌，因未能提供《計劃生育情況證明》被拒絕申領生育保險。自那以後，張萌先後起訴了當地的街道辦事處、上海市社保事業管理中心等部門，不斷提起行政複議、行政訴訟，卻均屢屢敗訴。

　　生育保險關乎單身媽媽的切身利益 /《坡道上的家》劇照

　　直到2020年底，張萌才等來了政策上的松綁：12月，上海民政局發布了一則文件，稱“申請享受生育保險待遇計劃生育審核”業務退出社區事務受理服務中心受理清單，對于想要申領生育保險的媽媽來說，結婚證不再是必要條件。

　　次年3月，張萌終于以“單身未婚”的身份領到了那份遲到四年的生育保險金。

　　張萌最初在争取生育津貼的時候思考過：“人們默認關于生育的規定都必須有夫妻雙方，但在沒有規定的情況下，法律應該作出有利于當事人的決定。”

　　最後就是“社會撫養費”。

　　通俗意義上理解，這大概類似于一種“罰款”。2002年，國務院經國務院令第357号公布了《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首次明确了“社會撫養費”的定義：為調節自然資源的利用和保護環境，适當補償政府的社會事業公共投入的經費，而對不符合法定條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費用。

　　《無人知曉》劇照

　　在二胎政策開放前，這筆費用的征收對象主要是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包括違規生育第二胎的人及非婚生育者。據新京報，2013年8月，浙江律師吳有水向全國31個省級計生委、财政廳（局）申請公開2012年度社會撫養費收支情況，得到回複的9個省社會撫養費總額累計達90億元，最高的江西省超過了24億元。

　　不過，就在該政策實施的二十年後，2022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公布，取消社會撫養費等制約措施。9月27日，國務院決定廢止《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

　　對于20年前的征收制度而言，新《辦法》來得太晚，而對于這次四川開了先河的新登記制度而言。

　　一切早已開始 “其實一直沒有那麼難，（這次的）政策隻是讓一切落了地。”

　　在“未婚媽媽争取生育保險全國第一案”的當事人張萌看來，這些年來，國家其實一直都在為未婚生育提綱更完善的法律扶持與程序保障。比如一直被大家誤解為隻有靠結婚證才能進行的生育登記，至少在上海，“隻要生育，就可以無條件進行生育登記”。

　　信息的不透明、觀念上的想當然，也阻礙着未婚媽媽們争取權益。

　　《坡道上的家》劇照

　　2015年，28歲的謝靜在孕期被男友分手，生下孩子的時候，她既沒有結婚證，也沒有想過領生育津貼。

　　後來她在網上檢索信息，甚至看到有信息顯示“未婚生育違法”類似的誇張信息。

　　謝靜吓了一跳，不敢繼續檢索了，隻好先将孩子托付給父母，自己加大力度工作賺錢。

　　她不知道的是，過去幾年，生育登記的門檻其實一直在逐步降低。比如廣東省，就于2021年10月1日起開始實施一則《廣東省職工生育保險規定》，其中對生育保險享用的門檻、覆蓋面、待遇等方面都做了，比如生育保險費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費合并繳納、已按時足額繳費的參保人員自繳費次月起即可享受待遇等。

　　2021年，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發布了《關于完善生育登記制度的指導意見》，提出着力精簡生育登記事項，改進和加強相關服務。

　　政策與流程的調整及背後的信息差、觀念滞後，與現實的人口困局密不可分。

　　自2016年我國“全面開放二孩”政策以來，至今已有五年，新生人口數量卻仍在走低。據國家統計局2022年發布的數據，2022年中國人口比上年末減少85萬，近61年來中國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

　　《我的姐姐》劇照

　　而據2023年1月17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目前，我國男性人口約為72206 萬人，女性人口為68969萬人，且老年女性人口要遠遠高于老年男性。也就是說，在全國的生育适齡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2千多萬左右。

　　2019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發布的一則《社會心态藍皮書》顯示，中國民衆婚姻滿意度存在顯著的性别差異，總體表現為男性高于女性。此外，相比50歲以下的男性，50歲以上男性的婚姻滿意度更高。

　　作為生育行為的主體，女性的生育意願的降低，恐怕并不是單純的互聯網信息流通帶來的“對他人悲劇的恐懼”，也不是單一的房價、就業壓力、新冠疫情等任何外部壓力所緻，而是長久以來社會機制、秩序與觀念更叠造成的滞固局面。

　　《找到你》劇照

　　在大部分情況下，生育率的走低與社會經濟生産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程度，一直呈反比發展關聯。在一些育兒分工失衡、帶薪育兒假期不合理的國家如日本、美國，生育率，都在近些年呈現下降趨勢。

　　以常被用來與我們做參考對比的韓國為例，哪怕政府在過去16年間投入了280萬億韓元資金用于鼓勵生育，許多适齡女性仍然拒絕生育，據聯合國預計，到本世紀末，韓國的5100萬人口将減少足足一半。

　　其中較為直觀、普遍的困境，是職場上對女性生育的變相排擠，與家庭内部的男女勞務分配不公。

　　就像《82年生的金智英》裡任勞任怨、付出與個人價值得不到認可的金智英，雇主對職場母親的歧視也極其普遍。在一個真實且諷刺的案例中，韓國最大的嬰兒配方奶粉制造商，被指控迫使其懷孕的員工辭職。

　　《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即使是雙職工家庭，妻子每天幹家務的時間也遠遠超出丈夫。失衡狀況普遍存在于東亞社會家庭，2022年9月日本總務省的數據就顯示，丈夫花在家務和育兒上的時間往往隻有妻子的4分之1。

　　半個多世紀以來，随着女性在法律和經濟上逐漸擺脫對男性的依賴，婚姻的經濟必要性降低了，其承載的經濟、繁衍功能不再被視為最優先，個體對于婚姻本身的反思與需求，随之增加了。

　　婚育解綁以後 從文化觀念上而言，在制度做出公開的、明文的改變之前，“未婚産子”始終長期處于社會隐秘的角落。

　　與身邊的同齡女性好友聊及自己的母親，發現大家的媽媽都不約而同、不止一次地曾說過類似的話：“要不是為了你，我早就跟你爸離了！”

　　這種令人哭笑不得的“自我犧牲式母親”，普遍存在于80、90後乃至00後一代人的成長裡。母親們哪來這般委屈與隐忍？“為了孩子”這個讓人倍感壓力的說法，與父輩婚姻存續的必然聯系是什麼？

　　父母對孩子最大的殘忍，就是一直說“為你好” /《小歡喜》劇照

　　長久以來，社會對離異女性、單親家庭的污名化雖有減少，但從根本上仍未消失。老人們固執地堅信“單親孩子會被歧視”，而這份堅信本質上是一種思維的惰性，因為“父母雙全”并不意味着幸福的家庭，單親父母也不意味着愛與親情的缺席。

　　老生常談的“孩子是婚姻的黏合劑”，也包含着另一層潛語：孩子是婚姻的“枷鎖”，有了為人父母的羁絆，離婚再也不是一件從心态上容易的事。

　　這是對已婚女性而言，對未婚女性而言，除了“未婚先孕”等“越軌行為”的道德批判，“喪偶式婚姻”“守寡式婚姻”等說法也讓她們害怕。

　　2017年，原國家衛計委就針對全國生育狀況做出抽樣調查，近25萬調查樣本涵蓋了出生于1957-2002年的女性。結果顯示，在這部分15-60歲之間的女性中，約有21.5%的女性發生過至少一次未婚懷孕。不過，91.9%女性都在接受調查時都已婚，隻有8.1%在調查時并未或尚未走入婚姻。

　　《我，到點下班》劇照

　　“夫妻”與“父母”身份的綁定，“婚育”的流程性綁定，是文化層面根深蒂固的傳統婚姻家庭觀。婚姻不僅作為一種親密關系、一種經濟結合形式，同時也成為一種倫理規範上的桎梏，阻礙着未婚生育的合法合情落地。

　　如今，不必成立婚姻關系也可以做合法父母，但如何能更好地保障母親與孩子的權益，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成為新政策後更加應該關注的重點。

　　最受關注的問題大緻有二：撫養和繼承權。前者涉及義務與權利，後者更多着重權利。

　　實際上，早在《民法典》第1071條裡已有規定：“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視。不直接撫養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應當負擔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獨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撫養費。”

　　“未婚生子”後，孩子應由誰撫養？/《山茶花開時》劇照

　　廣東方則理律師事務所創始人劉勝飛對南風窗做出解釋：“不直接撫養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應當負擔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獨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撫養費。”

　　因此，過往的婚姻法與開放未婚生育登記後，孩子的繼承權在法律規定的繼承方面沒有區别，“隻是非婚生子女的關系證明方面要提前做好，避免意外死亡發生後無法證明親子關系，影響繼承權的行使”。

　　劉勝飛律師認為，“婚外生育不再構成違法，是在人口紅利消失、年輕人結婚率和生育率下降的背景下順勢而為、從善如流的積極變化。但非婚生育進一步合法化面臨的制度和政策上的問題，仍然需要進一步改革來掃清障礙、消除公衆的顧慮。”

　　比如，由于實踐中父母并未結婚，因此往往由其中一方進行照顧與撫養孩子，另一方則應根據法律享有探望的權利及給付撫養費的義務。

　　年輕一代對生育和婚姻有了不同的思考 /《今生是第一次》劇照

　　這個時候，沒有婚姻法的保障，具有法律效益的協議或可彌補缺漏，劉勝飛律師認為：“孩子的生父、生母可以通過簽訂合法有效的扶養協議、同居協議來解決法律上的缺失問題。”

　　在一個制度完善的、更自由多元的社會，“婚育”也許不必非得綁定成為一套人生流程，二者從詞義上回歸原本的各自獨立。

　　為人父母的适宜年齡階段有限，但理想婚姻應該承載着承諾、忠貞、責任等要件，則是需要要用一輩子去學習、去參悟的。

　　至于親子之愛，父母對孩子的愛，它與愛情本身也存在諸多相似：需得純粹，需得自願，需要熱情、真誠與責任。

　　作者 | 路遲

　　編輯 | 江江

　　排版 | 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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