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頻道在播放一部法國電影，《一個随心所欲的女人》。很難得有這樣的機會，一個人坐在床上，關上燈，在黑暗中靜靜地看完它。

　　影片中那個叫皮埃雷特的女人滿富風情，個性開朗，很快就吸引了我的眼球。影片始尾都是列車在車軌上飛馳的呼嘯聲，讓我想起《阿飛正傳》裡那句著名的台詞：這世界上有一種鳥是沒有腳的，它隻能夠一直的飛呀飛呀，飛累了就在風裡面睡覺，這種鳥一輩子隻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時候。雖然皮埃雷特打完官司後讓她更加認識到真情的可貴，但她仍然馬不停蹄，就像一開始她離婚後來巴黎找她的子女一樣，她又去往了意大利。這樣一個風趣而開朗的女人，她一輩子都在追求快樂，就像最後影片的字幕一樣——什麼也不能阻擋我的快樂——她似乎從來沒有為某件事而擔憂或痛苦。

　　影片開始時，她來到巴黎，找到兒子并到附近一所學堂任學監的工作，很難置信的是，那些難管的孩子在她的管制下卻變乖了；她去前夫家找女兒娜塔利，在晚餐後與一位叫菲羅的男人交談後并對他一見鐘情，事後她從女兒口中得知菲羅竟然是位教士，她難以壓制住這份感情，跑去教堂忏悔；她女兒的男朋友菲利普為了更讨得娜塔利的芳心，求教于皮埃雷特，也許是因為酒精起了作用，也許她内心的孤寂難以抒發，她竟然和女兒的男朋友上了床。之後，她到一家餐館上班，娜塔利跑來與她大吵一架。一個古董商看上了皮埃雷特，并與之同居。她不小心卷入了一場鐘表座鐘案件，賣家指控她以低價騙走了那座價值連城的座鐘，然而古董商攜鐘逃離，皮埃雷特被捕，除非有高額保釋金保她出獄。她絲毫沒有感到困苦或者愁眉苦臉，依然正襟危坐，不卑不亢，這種氣勢連作筆錄的女法官都感到難以忍受。這時女兒來探監，告訴母親自己要和菲利普結婚了，并要求皮埃雷特再也不要跟他聯系了。這時的皮埃雷特一下子覺得難以忍受，她說：我被關押在這兒，你不問候我住得怎麼樣，睡得怎麼樣，反而這樣要求我。她大聲喊叫獄監要結束這次探監，甚至敲碎了門上的玻璃。

　　這時的皮埃雷特才顯現出更為人性的一面，讓我們第一次看到了她的哭泣。之前，我總感覺皮埃雷特超越了普通人的情感，她的開朗過于平白無故，而且從她身上散發出的那種魅力并非一個普普通通的婦女所有的，比如她任學監分派工作的能力，她找菲羅教士替女兒找工作，她敢于和女兒的男朋友上床……似乎沒有什麼的罪咎感和羞恥感在她身上體現出來，她一直就這麼快樂的生活着。法國影片總是用一種輕松的語調告訴我們，人世中并非所有事情都是苦不堪言的，隻要我們轉換角度去看。比如《天使愛美麗》、《芳芳》、《蝴蝶》，基調都是非常明朗而活潑的，可是隐隐又有一種淡淡的憂傷，使得人們更易在放松狀态下記憶憂傷，而非沉痛。有一會兒，我覺得皮埃雷特像加缪小說中的那個“局外人”，身上發生的所有事情都與她無關似的，她仿佛就随着銀幕畫面的切換而改變自己的路徑而已，當這種反以常态的情緒帶到法律、情愛、生活、親情之中，人物形象開始超脫，她的樂觀和開朗始終占據着主要感情色彩，因此就算拍到監獄，觀衆的心并未受到黑暗的浸染，基調一直積極而向上奔走，因為他們全身心都撲在皮埃雷特身上，她是一個光芒的點。就像其中有句台詞，當娜塔利指責她母親“由着性子”做事情時，她對好友說：“由着性子”在辭典裡的解釋就是感情用事。的确，她的性子是活的，并不受制于國家的制度和規章辦事，如果觀衆帶有色眼鏡或條條框框去看她，那麼這個人物将一無是處，而淪為道德品質極端惡劣的罪人，在主流正統的範疇内，她隻能是一個與現實格格不入的人。所以，她注定了不停變換自己的工作，到處漂泊。然而人物内心的映照顯然是具有穿透性的，皮埃雷特對生活的态度就是如此，任何外在的高牆、人事都不能隔離她、關押她、處決她。她心中有愛，對子女的愛，對朋友的愛，也有對男人的愛，不能說她完全沒有憂心的事，而是她一直尋找快樂，所以，整部片子雖然主觀了些，帶上很重的情緒色彩，卻讓人感動。

　　如果說影片前部分帶了點荒誕不經的味道，那麼直至皮埃雷特進入監獄後，這種狀态被打破了，那些原本看起來有些蠢笨的人變得正常、聰明起來，反倒是原先正常的人變得讓人難以理解了。比如法庭審判那一幕，那個座鐘主人的母親先前所有人都認為她患有老年癡呆，可是作證的時候她變得非常清醒，而且指出她兒子狀告皮埃雷特完全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慮，因為要競選官職，故意招徕記者借此炒作。原本對她已心存無望的觀衆一下子興奮起來，為她如此坦蕩的作證而爽快不已；而皮埃雷特的女兒卻不合時宜的指責她的母親，讓人感覺其無情無理，倒是皮埃雷特更惹人同情。

　　皮埃雷特的飾演者考特琳•菲羅是一位法國女演員，演繹事業并不長，曾出演過《翻琴譜的女子》、《情色治療法》等影片，她的表演很有特色，将一個外表頗富風情的婦女形象刻畫得入裡三分，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沒有太多文化程度、愛擺弄風情、風姿綽約、自信樂觀的婦女形象，沒有太多修飾，但是幾乎連走路和說話的那種樣兒都是精心設計過的。因此，她一下子貼近我的心靈，随她的喜悅一起喜悅，随她的痛苦一起痛苦。

　　據說這部電影改編自作家安妮•考林斯的同名小說，拍攝于1999年，而且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這就有點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不過說穿了，事件的确不足為奇，而是人物形象太罕見了。導演真是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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