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海瑟薇飾演英國女作家簡·奧斯丁
在國際文壇,作家間存在恩怨的情況并不鮮見。在沒有社交網絡的年代,他們的一些矛盾、對立,或反映在回憶錄裡,或出現在媒體的報道中,或存于文學史研究者的筆端。
馬克·吐溫曾批評簡·奧斯丁說:“每次讀她的書,我都不得不中途停止。我讀《傲慢與偏見》的時候,恨不得把她從墳墓裡挖出來、抓起她的膝骨敲打她的頭顱。”但馬克·吐溫自己也沒逃過批評。福克納曾如此吐槽馬克·吐溫說:“一個平庸作家,在歐洲隻算第四流。”除此之外,尼采吐槽但丁,威爾斯吐槽蕭伯納,福克納和海明威互相吐槽……這些都随着一些文學史新著的不斷出版而被中國讀者知曉,《法國文人相輕史》就是這樣一部信息量充沛的另類文學史。
福克納和海明威“既生瑜何生亮”的關系
19世紀的法國文壇星光熠熠,誕生了一大批留在文學史上的大家。該書則從另一個側面,幫我們進一步認識19世紀法國文學。兩位法國作者曆數了他們國家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作家的轶事,如梅裡美愛上司湯達的情人“藍夫人”,從而展開一段跌宕起伏的三角戀;巴爾紮克出于對聖勃夫《情欲》的仇恨而寫出了《幽谷百合》;龔古爾兄弟公開嘲諷福樓拜……而“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絕對不隻發生在現當代。
在兩位作者看來,這些“宿怨”恐怕隻是19世紀文人間愛恨情仇的冰山一角,縱觀曆史我們會發現,文人間獲得的榮譽往往伴生于他們之間的仇怨,比如荷馬寫出《奧德賽》,就是為了超越《伊裡亞特》。
雨果畫像
“我很榮幸成為一個被人嫉恨的人。”年邁的雨果在1866年1月31日寫下這樣一句話。正如雨果感謝那些與他為敵的人們那樣,名作家們在年輕氣盛時因相互蔑視和嫉恨所産生的惡言惡行,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生了許多偉大的作品。左拉曾在《我的仇恨》中說:“如果說我今天有所成就的話,那是因為我桀骜不馴,胸中有恨。”一個與自己勢均力敵的對手,正是創作的動力和靈感的來源之一,無論這些競争如何激烈不堪,我們的确看到了其中的推動作用。更何況從長遠來看,這些同行間亦師亦友的關系也并沒有那麼糟——它更多地體現為一種相愛相殺的關系。所謂的好勝心也好,嫉妒心也罷,這些都是文學創作的源泉。正是這些不忿激勵着作家們不斷追求更高的文學成就,直至成為浩瀚文學天空中璀璨的明星。
書中記載了作家們不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愛情。在19世紀,作家們的愛情(當然也包括作家和妻子之間的感情)并非個人私事。作家之間彼此熟知,在他們的小圈子裡,沒有什麼事能長期保密。比如,曾鬧得沸沸揚揚的雨果與文學評論家聖勃夫之間,因一個女人而矛盾不斷的故事。
雨果和聖勃夫因文學相識。聖勃夫因在《環球》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關于《頌歌與雜詩》的評論文章而在1827年與雨果有了第一次接觸。他們之間很快就建立起友誼,而且關系越來越密切。有段時間,聖勃夫成了雨果家的常客,有時一天會去兩次。
有時候,我們會以為伊莎貝爾·阿佳妮飾演的阿黛爾,就是雨果·阿黛爾本人
雨果和阿黛爾1822年結婚。聖勃夫并非一開始就拜倒在阿黛爾的裙下,他當初甚至沒太注意她,因為他的欽佩和崇拜之情全都投向了雨果。雨果則非常受用這位無比忠誠的追随者的崇敬之情。可惜這樣的和諧局面沒有持續太久。雨果全身心投入到浪漫主義文學的創作之中,1830年雨果的《哀那尼》引起強烈反響并獲得巨大成功,而聖勃夫的詩集《約瑟夫·德洛姆的生活、詩歌和思想》和《安慰集》并未得到預期的認可。他心懷苦楚,蜷縮進撰寫文學評論的工作當中,卻發現圍繞在雨果周圍的小圈子正在不斷擴大。這讓聖勃夫非常氣憤。他認為年輕一代如戈蒂埃和内瓦爾等正在侵占他的地盤,在雨果周圍形成新的小圈子。他們熱烈的崇拜讓聖勃夫昔日的友誼黯然失色。聖勃夫開始嫉妒,覺得自己被雨果抛棄了。他像失寵的怨婦一樣寫信給雨果,“從近期發生的事情來看,您的生命正經受周圍人的折磨,您失去了快樂,仇恨卻有增無減,往日的友誼也離您而去,您身邊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愚蠢而瘋狂的人……我為此感到痛苦,卻隻能懷念過去,還不得不向您揮手告别,躲藏到某個不為人所知的角落裡……”
正是在這一時期,聖勃夫漸漸對雨果美貌的夫人阿黛爾·雨果萌生了愛意。與此同時,雨果似乎更多地投身在文學創作之中,忽視了妻子正在經受喪母之痛。相比丈夫隻專注于不斷上升的文學事業,阿黛爾覺得聖勃夫似乎比丈夫更能理解自己。
從1829年起,聖勃夫開始在後來以《約瑟夫·德洛姆的生活、詩歌和思想》為名出版的詩歌中以近乎直白的方式表達對美麗的阿黛爾的愛意。與此同時,他向雨果吐露了自己對阿黛爾日增的愛意。雨果聞之十分吃驚,但沒和聖勃夫撕破臉,因為這時候聖勃夫已經成為了一個頗有影響力的評論家,要是他評論說雨果的作品不好,還是會造成一定影響力的。兩人之間竟達成了一個荒唐的協議:聖勃夫來看阿黛爾的時候,雨果必須在場。
決裂始于1833年。1月初,雨果遇到了在他的戲劇中扮演小角色的女演員朱麗葉·德魯埃,并和她發展成了情人關系(這種關系一直持續到50年後她與世長辭)。在一本詩集中,雨果同時贊揚了情人的魅力和妻子的美德。雨果的這種行為徹底惹怒了聖勃夫。1834年,聖勃夫發表批評浪漫主義領袖雨果的評論文章。雨果則輕蔑地回應道:如今,我面前有如此多的仇恨和如此多卑劣的攻擊。我非常清楚,即使是久經考驗的友誼也難免會退縮,甚至會背叛。所以永别了,我的朋友。我默默埋葬您身上消失的部分和我身上被您傷害的部分。永别了!
随後,聖勃夫在小說《情欲》中再次表達了對阿黛爾的愛慕之情,而雨果自始至終也沒有放棄自己妻子的意思。自此,兩人算是徹底撕破了臉。
這段已經消散的愛恨恩怨,可曾被電影《雨果·阿黛爾》記下
在這個故事中,最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盡管聖勃夫依然像騎士一樣守護着阿黛爾,但卻開始懷疑起自己對她的感情——自從雨果冷落阿黛爾後,她在聖勃夫眼裡也就失去了一部分吸引力。因此,有後來的研究者認為,因為無法獲得雨果那樣的聲望,轉而愛上了他的妻子,或許聖勃夫在意的,從頭至尾隻是雨果而已。
那麼,雨果能就此忘記這一切嗎?多年後的1874年,也就是聖勃夫死後五年,雨果還用寫詩發洩他難以介懷的憤恨。在詩中他寫道,“卑賤的小醜/在台階上,我推着你的肩膀/告訴你:先生,别再踏進我家大門/我看到你眼中閃爍着背叛/在你的懦弱中,我體味到憤怒。罪人!”
在《法國文人相輕史》一書中,諸如此類的狗血八點檔愛情多角戀,還發生在詩人波德萊爾身上。他曾愛上戲劇演員瑪麗·多布蘭,從而和詩人泰奧多爾·德·邦維爾成為情敵。瑪麗·多布蘭原名瑪麗·布呂諾,18歲開始在蒙馬特劇院演出,波德萊爾在此後不久就遇見了她。但最初的追求沒有成功,她成為邦維爾的情人。1859年,瑪麗·多布蘭離開巴黎南下尼斯,因為患病的邦維爾正在那裡療養。在這段時間裡,波德萊爾再次向她求愛,但和第一次一樣沒有成功。于是,波德萊爾和邦維爾這兩位詩人之間展開了一場你死我活的争鬥,由此引發的愛恨情仇也成為他們文學創作的靈感源泉。邦維爾的詩《尼斯的大海》《紫晶》,波德萊爾的詩《秋之歌》《緻瑪利亞》,都是寫給這位小姐的。
前面聖勃夫提到的雨果的小圈子,在19世紀20年代聚集于冉冉升起的浪漫主義之星雨果周圍。然而,并非所有“雨果派”都立場堅定。
被雨果賦予了人道主義思想光輝的巴黎聖母院,也曾一度成為缪塞的“噩夢”
有人從一開始擠破頭要打入這個小圈子,到後來對雨果反戈一擊,其中甚至包括一些現代文學的支持者,比如亨利·德·拉圖什和雅南,還有普朗什。除他們之外,有一個背叛者非常出名,此人便是缪塞。天才詩人缪塞很早就在雨果的圈子占有一席之地,但他很快發現和雨果交往并不是件輕松的事。在雨果的威嚴下,所有圈中人士都要遵守他訂立的規矩。去年,一場大火讓巴黎聖母院牽動了全世界的目光,這個被雨果賦予了人道主義思想光輝的建築,也曾一度成為缪塞的“噩夢”。作為雨果的跟随者,每周陪雨果先生一起爬一次巴黎聖母院,并在聖母院北樓上欣賞落日,不知何時起成了規定動作。這件事怎麼看都是個苦差事,而雨果卻樂此不疲。因為在他眼中,聖母院建築的外形就像個大寫的“H”,與雨果的Hugo是一樣的,他聲稱這能給他帶來靈感。而缪塞被此事折騰得夠嗆,他覺得在司湯達和梅裡美身邊或許更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便開始琢磨怎樣躲避雨果發起的活動。巴爾紮克對雨果的不滿,則表現為指責他利用記者中傷自己,他指摘雨果“作品偉大,但人格渺小”。1881年,為慶祝雨果80歲生日,浩浩蕩蕩的人群到雨果住所所在的埃羅街遊行,埃德蒙·德·龔古爾看到這番場景後高喊“馬屁精”,氣得差點當場背過氣去。
左拉
這個小圈子的仇恨一直延續到雨果的身後。左拉在雨果死後給雨果的孫子寫信說:“先生,也許有一天您會知道,即便當着您祖父的面,我也敢批評他……”然而,都德卻在《文學回憶錄》中對左拉的這封信感到憤慨。他說:“最後的結果當然是文學天才左拉徹底獲得勝利。”言下之意便是雨果終于完蛋了,左拉萬歲!與此同時,福樓拜則在譏諷左拉方面不餘遺力。他說:“我看過左拉的小冊子,如果他能說清楚什麼是自然主義,也許我也會變成自然主義者。可惜我至今也沒弄明白它是個什麼玩意兒。”
法國女演員伊莎貝爾·于佩爾出演福樓拜原著《包法利夫人》
作家們不和的原因還有很多,比如老一輩作家很難容忍比自己年輕的作家,新一代作家對老一代不屑一顧,他們互相攻擊對方是“老獅子”和“狼崽子”。1879年4月,雨果在《曉月報》上看到一幅有趣的漫畫:左拉正使勁想把雨果的塑像從底座上移開,但怎麼也移不動。漫畫的标題叫“左拉先生正在徒勞地幹什麼”,想必此時年邁的雨果心情一定很複雜。
46歲的拉馬丁認為自己的作品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文學境界。然而在得到偉大的夏多布裡昂認可前,他的成績還顯得不夠分量。于是,在新作剛發表後不久,拉馬丁就去雷卡米耶夫人的沙龍裡拜會夏多布裡昂,後者正在忙着撰寫《墓畔回憶錄》。夏多布裡昂坐在椅子上打盹,他擡眼瞧了瞧走進來的拉馬丁。拉馬丁高大、英俊、身材修長,表情莊重,舉止優雅。但是在拉馬丁到來後,夏布多裡昂始終不發一言,隻是輕輕地咬自己的圍巾,沙龍女主人不得不說出一些恭維拉馬丁的話來,而後者也完全陶醉在自己卓越的才華中。最後,雷卡米耶夫人禮貌地把拉馬丁送出了門。這位驕傲的詩人剛走,夏布多裡昂便高聲喊道:“大傻瓜!”
喬治·桑畫像
正在享受榮譽或至少已經獲得成功的作家,通常瞧不起運氣欠佳的同行,同時又非常在乎别人是否對自己表現出應有的尊重;還沒獲得盛名的人,則總是懷疑文學泰鬥沽名釣譽,暗地裡又非常嫉妒。然而,這些又都是文學圈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這方面,雨果同樣沒有表現得多麼大度。1832年,喬治·桑的第一部小說《印第安納》的成功使得他備受刺激,盡管他見都沒見過喬治·桑,當喬治·桑被評論家褒揚時,他毫不猶豫地罵出了髒話。
掙錢多少也能成為拉仇恨的理由。福樓拜雖在前半生過着悠閑的生活,卻信誓旦旦地告訴柯萊自己手頭沒什麼錢。但在其他作家們看來,福樓拜聲稱自己不太在乎是否成功,肯定是因為本身已經很富有。1857年《包法利夫人》事件掀起不小的波瀾,無形中給福樓拜提升了不少名氣。1862年,他發表第二部作品《薩朗波》時,俨然已經以文壇老手自居,并對外放風說出版商給他三萬法郎。實際上他隻得到一萬法郎。沒過多久,他的謊言被圈子裡的人揭穿,龔古爾兄弟就公開對此進行了嘲諷。
巴爾紮克(上)總是嫉妒比自己更走運的小說家,而波德萊爾(下)則嘲笑他的窘迫
巴爾紮克總是嫉妒比自己更走運的小說家,無論是弗雷德裡克·蘇利耶還是歐仁·蘇獲得巨大成功,巴爾紮克的内心都充滿痛苦。歐仁·蘇憑借1842年發表的《巴黎的秘密》和1844年發表的《流浪的猶太人》獲得豐厚的經濟回報時,巴爾紮克曾給出評價:“我看這種市儈的作品應該叫《流浪的豬油》更合适。”巴爾紮克經常負債累累,這成為一段匪夷所思的文壇往事。為了擺脫困境,他時常制定出宏大的計劃,從辦印刷廠到種植菠蘿都試過,每次都以失敗告終,經濟狀況随之每況愈下。波德萊爾因此曾多次嘲笑過巴爾紮克,盡管他的處境也不比巴爾紮克好多少(波德萊爾花銷無度)。1845年11月24日,波德萊爾在《海盜船》上撰文“天才如何還債”,以描述他在街角偶遇巴爾紮克落魄的場景。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文人圈裡口誅筆伐咬來咬去的戲碼,多借助報刊這個主陣地粉墨登場。那時,法國幾乎所有的報紙都在頭版開辟文學評論專欄或專區。巴爾紮克、内瓦爾、戈蒂埃、左拉……19世紀的大部分作家都或多或少地擔當過評論員的角色,其主要職責是評論最新發表的文學作品。和現在一樣,當時的“炒作”文章總能增加作品的銷量,尤其在19世紀末,作品的銷售數量随着報刊發行量的提升而不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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