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志斌

自20世紀50年代，吳恩裕教授考察曹雪芹香山居所以來，關于曹雪芹京西居所和足迹的研究已經持續了60餘年，尤其是1971年發現題壁詩的正白旗39号院與曹雪芹故居的關系，更是引發了學界的大争論，很多學者都發表過意見和專文。

但是，當我們系統、細緻地考察各家觀點後，就會發現很多相關研究論文對事情的前因後果和其中細節兒把握得并不準确——這一問題也存在于曹雪芹相關文物的研究上。

基于此，筆者将相關研究中的一些“不對等”的信息和誤會提出來，以求推動曹雪芹京西居所和曹雪芹京西活動研究的“同平台對話”及深入，并求教于方家。

一、關于曹雪芹與香山鑲黃旗營的傳說

關于曹雪芹京西居所的資料，學界有記載的文字是在1954年。

（一）曹雪芹住香山鑲黃旗營的傳說

1954年8、9兩月，吳恩裕在《新觀察》第16-18期上連載了《關于曹雪芹》一文，其中《曹雪芹生平二三事》一節叙及曹雪芹在北京西郊的相關情況。

吳恩裕《關于曹雪芹》一文發表後，上海曹未風、承德趙常恂先後緻信于他。9月28日，上海曹未風函雲：

見《新觀察》先生文内談到曹雪芹在北京西郊住處問題。記得在一九三零年曾在北京西郊到過一個村子（在頤和園後過紅山口去溫泉的路上附近），名叫‘鑲黃旗營’。曾聽到一位當地人士談到，曹晚年即住在那裡，并死在那裡。……事隔多年，可能記憶有誤，提出來僅供參考。

按，曹未風的記憶确實有誤，因頤和園後過紅山口去溫泉的路上并沒有叫作“鑲黃旗營”的村子，圓明園正黃旗營位于肖家河一帶——勉強可以說靠近“從紅山口去溫泉”的黑山扈路，而鑲圓明園黃旗營還在整黃旗東側的樹村一帶。

光緒京西園林圖上的公主墳、鑲黃旗西營

三、關于曹雪芹京西正白旗故居的傳說

雖然，吳恩裕先生很早就搜集到曹雪芹住鑲黃旗的傳說，但并沒有真正引起關注，學界和社會真正開始關注曹雪芹與香山的關系是在1963年。

（一）張永海關于曹雪芹正白旗居所的傳說

1963年，為紀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文化部在故宮文華殿舉辦紀念活動。

3月初，中國新聞社記者黃波拉（黃紹竑侄女）到卧佛寺側龍王堂看望同鄉好友馮伊湄——1957年，馮伊湄與丈夫著名畫家司徒喬借香山寫生、休養，1958年2月司徒喬病逝于香山。

閑談中，黃波拉提及文化部舉辦“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活動”的事情。馮伊湄遂道，有個曾跟司徒喬學畫的學生叫張家鼎，他的父親正黃旗蒙古人張永海知道許多曹雪芹的傳說，可以一起聊聊。

其後，黃波拉将相關信息帶回城裡。不久（3月中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遺産》編輯部找到著名紅學家吳恩裕，委托他到香山訪問張永海。3月17日，吳恩裕邀請吳世昌、周汝昌、陳迩冬及駱靜蘭等一幹人同往香山。

當年，張永海整60歲，是蒙古旗人，清末從八旗高等小學畢業。他家從清初就世代居住在香山門頭村正黃旗軍營中。張永海的父親張霙泉少時喜歡編唱蓮花落，能唱整本的《紅樓夢》。從小張永海就從父親、鄉親那裡聽過許多關于曹雪芹的故事。在采訪中，張永海講到：

他搬到香山……他住的地點在四王府的西邊，地藏溝口的左邊靠近河的地方，那兒今天還有一棵二百多年的大槐樹……鄂比就送他一副對聯：“遠富近貧以禮相交天下有，疏親慢友因财絕義世間多。”

張永海講述的傳說經吳恩裕整理，曾經在中國作協内部作家協會内部印行過，但并未對社會公開發表。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香山百姓還不知道什麼是“紅學”，除吳恩裕曾于1962一度在香山考察曹雪芹傳說外，學界還沒有其他人到香山進行考察。

1963年4月18日，由張永海口述、其子張家鼎整理的《曹雪芹在西山的傳說》一文發表在《北京日報》“北京春秋”版上。4月27日至5月1日，黃波拉也将從張永海那裡聽來的有關曹雪芹傳說整理成文，發表在《羊城晚報》上。至此，學界和社會上才知道張永海從父、祖和鄉親那裡聽來的這些曹雪芹傳說。

（二）關于正白旗和鑲黃旗

趙常恂、張寶藩等人聽來的傳說，稱曹雪芹住香山鑲黃旗營，而張永海聽來的傳說則稱曹雪芹住香山正白旗營，何以有這樣的區别的呢？

實際上，張永海聽來的傳說中對這個問題有相應的描述：

乾隆二十年春天雨大，住的房子塌了，不能再住下去……鄂比幫他的忙，在鑲黃旗營北上坡碉樓下找到兩件東房，同院隻住一個老太太……

也就是說，曹雪芹先住正白旗營，乾隆二十年以後才搬出正白旗、到鑲黃旗營北上坡居住，張永海聽來的傳說中與趙常恂、張寶藩聽來的傳說中關于曹雪芹住處的信息并不矛盾。

三、正白旗曹雪芹故居與正白旗三十九号院

（一）正白旗曹雪芹故居位置

1971年4月4日以前，正白旗三十九号院與曹雪芹正白旗故居之間并沒有産生太多關系。

不過，按照吳恩裕的說法，1963年3月17日下午一點，張永海曾帶吳恩裕、吳世昌、周汝昌等人去看過“雪芹的舊居遺址”，先看了其鑲黃旗營外公主墳一帶，而關于他們當日參觀曹雪芹正白旗舊居的情況，吳恩裕先生是這樣記載的：

橫過今天通往卧佛寺的馬路和現在的河灘，走出河牆外就是地藏溝口。雪芹……舊居就在溝口南面的一棵古槐附近。他的舊居後面是當年的檔房。檔房是正白旗存檔的地方……舊居的門前橫着一條河。

1963年時，地藏溝口有古槐的地方就在正白旗39号院門口。當地人之所以稱曹雪芹正白旗故居前有一棵古槐或者一棵二百多年的槐樹，而不稱有三棵古槐，蓋與正白旗39号院門口中間一棵古槐胸徑獨大有關。從吳恩裕的記載可知，當時，吳恩裕、吳世昌、周汝昌等人都是到正白旗39号院前的。

地藏溝口溪水經過正白旗39号院落流入正白旗西面河灘：圖中橫向路下的洩水口就是原來地藏溝溪水下流的通道

（二）鄂比贈曹雪芹對聯的發現

1963年，張永海講述給紅學家聽的傳說中還有一個重要的信息，即鄂比曾送給曹雪芹一個對聯，雲：

遠富近貧，以禮相交天下有； 疏親慢友，因财絕義世間多。

實際上，在1971年4月4日之前，這個對聯并沒有引起人們特别的注意。

當時，住在正白旗39号院的是從北京二十七中回到正白旗居住的語文教師舒成勳與他的哥哥。

由于舒成勳早年在外謀生，正白旗39号院為舒成勳的哥哥長期居住。1970年，在北京二十七中教書的舒成勳因為海外關系被打成“敵特”，被迫“退休”，回到正白旗老屋居住。

1971年4月4日下午3點左右，正白旗39号院房主舒成勳的夫人陳燕秀無事之餘打掃西屋，在挪床的時候，因為陳腿腳殘疾不利索，偶然間，床闆上的鐵鈎在晃動中挂下一塊牆皮，而牆皮下另有一層牆皮，而這層牆皮上還有墨迹。

陳燕秀是青島人，不識字。出于好奇，陳燕秀将已經破損的牆皮逐漸摳開，發現60%的牆壁上都寫着文字。晚上，從城裡辦事回來的舒成勳在牆皮上題寫詩文的中央發現一個寫作菱形的文字：

遠富近貧，以禮相交天下少；

疏親慢友，因财而散世間多。真不錯。

1971年在正白旗39号院西牆壁下發現的文字

（三）正白旗39号院“題壁詩”發現後的一些情況

第二天，舒成勳讓外甥郭文傑（後曾任北京市财政局副局長）為“題壁詩”拍攝了照片，并向香山街道和派出所進行了彙報。

4月6日，街道派出所李某來正白旗39号院看題壁詩。9日，北京文物管理處趙迅到正白旗39号院看了“題壁詩”。5月13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接到民盟中央的電話通知，委托吳世昌先生前來香山調查；同日，胡文彬先生、周雷先生也曾到正白旗調查訪問。

6月9日，北京文物管理處派于傑等人将舒家題壁詩揭走。當時，舒成勳不在家。

關于于傑與正白旗題壁詩的關系還有一個後續。周汝昌《北鬥京華》之《張家灣傳奇》一文載：

會畢，款待午餐，從會場走向飯廳路上，于傑先生對我說了一席話也很重要，他說：“眼神經萎縮，視力壞了。早年，他發現的‘抗風軒’的牆皮上的字，那是假的。”

周文附注雲：

1992．8.1，随我與會者是我的小女倫苓，于傑先生的這一席話，我二人同聞，字字在耳，不可埋沒。

筆者未見于傑先生關于題壁詩的鑒定文字意見，然其對周汝昌先生所講“他發現的‘抗風軒’的牆皮上的字”卻難解其意，因此題壁詩系舒成勳夫人陳燕秀發現，難道于傑向周汝昌表達的意思是“早年，他即發現‘抗風軒’牆皮上的字是假的”麼？

四、關于正白旗39号院與曹雪芹故居關系的研究

（一）由傳說與發現産生的邏輯

在學者與香山百姓互不了解的情況下，香山民間傳說稱，曹雪芹正白旗故居“在四王府的西邊，地藏溝口的左邊靠近河的地方，那兒今天還有一棵二百多年的大槐樹”，正白旗的檔房位于故居後。

張永海傳說中曹雪芹正白旗故居位置示意圖

又稱：“鄂比就送他（曹雪芹）一副對聯：‘遠富近貧以禮相交天下有，疏親慢友因财絕義世間多。’”

而就在專家了解到這個傳說後的8年後，也即1971年，在曹雪芹正白旗故居的範圍内的房子牆壁上發現了曹雪芹友人贈送給曹雪芹的對聯，單就邏輯而言，發現對聯的房子即應該是曹雪芹正白旗故居。

當然，這裡還需要一個前提，即要确定這些文字書寫于曹雪芹在正白旗生活居住的時間段内。

（二）吳世昌、趙汛、張伯駒對正白旗39号院題壁詩書寫時間的研究

關于題壁詩的内容和書寫年代，吳世昌認為：

題詩者并不署名……他所欣賞選錄的“詩”都很低劣……大概是一個不得意的旗人。

乾隆十一年(1746)丙寅說他清末在京讀書時有一同學家住健銳營趙旎猱痦戒獅宥應，當時傳說中鄂比贈雪芹的對聯尚未出現。雪芹也還沒有移居郊外。

不過，吳世昌關于正白旗39号老屋牆壁上“選錄的‘詩’都很低劣”的鑒定，卻被同樣反對正白旗39号院為曹雪芹故居的趙迅所駁。

經趙查找，題壁詩文多抄自《唐六如居士全集》、《西湖志》、《東周列國志》、《水浒傳》等，可見，牆壁上的題詩不能說“都很低劣”，至少在這一點上吳先生的結論作的過快了些。

至于題壁詩的書寫年代，趙迅與吳世昌的意見也不相同。趙迅認為：

曹雪芹移居西山的年代雖無确考，但從敦氏兄弟、張宜泉等人的詩句等旁證材料中推斷，大約不出乾隆十六年至二十一年(1751—1756)期間。

題壁詩中有兩處丙寅紀年……乾隆十一年時尚未遷居西山……因此，從時代上看，這裡也不可能是“曹雪芹故居”。

并稱：“從題壁詩的内容與舛誤情況判斷，這當是清代末葉住在當地的一位粗通文墨但水平不高的失意人所為”。

按，趙迅所謂“曹雪芹移居西山的年代……從敦氏兄弟、張宜泉等人的詩句等旁證材料中推斷，大約不出乾隆十六年至二十一年(1751—1756)期間。” 并稱：“從題壁詩的内容與舛誤情況”判斷出正白旗39号院題壁詩系“清代末葉住在當地的一位粗通文墨但水平不高的失意人所為。”

趙迅對曹雪芹遷居西山的時間推論依據是什麼，因其文章并未明言，不知何以立論。

若以敦誠作于乾隆二十二年秋的《寄懷曹雪芹霑》中“君又無乃将軍後，而今環堵蓬蒿屯”知曹雪芹已遷居京西而有以上推測，邏輯上就存在問題。

文人出版詩集一來并非全部詩作，二來詩集并非日記、無事不載，鑒于文人詩集記載史實的粗疏，以其記載證明事有則可，以之未有某事之記載證明某事不存在則不可。具體到曹雪芹的行蹤，以《寄懷曹雪芹霑》斷曹雪芹遷居京西之下限則可，以之推斷上限則不可。

否則，如果按照乾隆二十二年敦氏兄弟始有詩及曹雪芹，便斷曹雪芹乾隆二十二年方遷居香山的邏輯，則可以認為至乾隆二十二年敦氏兄弟始有詩歌及曹雪芹，則可知乾隆二十二年以前曹雪芹與敦氏兄弟并不相識。

吳恩裕先生考敦氏兄弟之行蹤，知敦誠于乾隆九年入右翼宗學，時11歲，敦敏亦在宗學，時16歲。按照敦誠《寄懷曹雪芹霑》“當年虎門數晨夕，西窗剪燭風雨昏”的記載，推測雪芹之交敦氏兄弟當在乾隆十三、四年。時，敦誠15歲上下，可以與雪芹形成“接離倒著容君傲，高談雄辯虱手扪”的關系。

可知，上述以敦誠寫曹雪芹詩的上限作為曹雪芹移居香山時間的下限，邏輯上并不成立。

若以張永海傳說之“乾隆十六年，他（曹雪芹）就離開宗學，搬到西郊來住了”為據，推測曹雪芹至乾隆十六年才來香山，題壁詩上的丙寅或者非乾隆十一年之丙寅，或者題壁詩之丙寅系嘉慶十一年之丙寅或同治五年之丙寅，則與張伯駒先生對題壁詩書法風格的判斷相悖。

1975年8月29日（農曆），著名文物鑒賞家張伯駒攜夏承焘、鐘敬文、周汝昌等人到正白旗39号老屋訪問。舒成勳将當年照下的“題壁詩”的照片拿給張伯駒等觀看。張伯駒後有《浣溪沙》記載當日之事，詞注中寫道：“按，發現之書體、詩格及所存兔硯斷為乾隆時代無疑。”

牆壁題詩中一詩落款為“歲在丙寅”。依照張伯駒關于題壁詩書體為乾隆時代風格的鑒定，則此“丙寅”應為乾隆十一年（1746）。

（三）如何理解張永海所謂曹雪芹乾隆十六年遷居正白旗的說法

那麼，如何理解張永海傳說中謂曹雪芹乾隆十六年遷居正白旗的說法呢？

其一，學術考證利用民間傳說資料時，如果有相關的文獻和文物資料，需要要将民間傳說記載的信息要與文獻、實物記載的信息進行對照，以文獻、文物記載信息為主，以傳說記載信息為輔。

其二，傳說傳遞的與文獻、實物記載不同的信息其背後的實際信息是否有其他解釋，可與文獻、實物記載信息一緻。

因此，傳說出現早于題壁詩發現時間8年、傳說與題壁詩中鄂比贈雪芹對聯的信息一緻、傳說與題壁詩發現形成邏輯、張伯駒先生對題壁詩書寫年代風格的鑒定可證，曹雪芹遷居西郊、書寫題壁詩文的時間下限為乾隆十一年。

有人認為，張永海傳說中提到乾隆二十年曹雪芹正白旗房子塌了，因此，即便房屋牆壁上曾有過曹雪芹的題字，也不可能保存下來。

實際上，這種說法混淆了房子“塌”了和房子“倒”了的區别：所謂“倒”，是指房子的某一面牆壁或幾面牆壁倒了，而“塌”則指房頂的漏與掉，兩者完全不同。

（四）關于“題芹溪處士”款書箱的鑒定與質疑

北京人張行家中有一對書箱，其一蓋上镌“題芹溪處士”款、其一蓋上镌“乾隆二十五年歲在庚辰上巳”——此蓋後面墨筆書“為芳卿編織紋樣所拟歌訣稿本”等五行文字（簡稱“五行書目”）及起首“不怨糟糠怨杜康”悼亡詩一首。

關于此書箱，1976年，故宮明清木器史專家王世襄曾配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袁水拍、紅學家吳恩裕、紅學家馮其庸等看過兩次，指出器物為乾隆時期物品無疑。

關于此書箱，學界不少人都提出過異議，如朱家溍認為書箱蓋後書有“紋樣”二字，非曹雪芹時代所有；史樹青認為曹雪芹紀念館展覽之書箱尺寸、格局不合等等。

“紋樣”一詞，嚴寬從《清代檔案史料·圓明園》中查到“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油木作)……于本月十五日，催長四德将銅水法座一件，上畫黑漆底，畫五彩花紋樣，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所駁倒；陳傳坤甚至查到唐朝人張籍《酬浙東元尚書見寄綾素》中有“越地缯紗紋樣新，遠封來寄學曹人”，可知國人至晚在唐代即已使用“紋樣”二字，不必待清末從日本傳入。

至于曹雪芹紀念館陳列之“題芹溪處士”款書箱的格局與尺寸，2012年，筆者曾與紀念館建館之初負責複制該書箱的薛小山先生面晤，薛告：

格局不對就對了。當年，我去張行家看書箱，張行隻讓照相，不讓量尺寸，我是在兩米之外照的照片，回來後，根據照片和目測放大的尺寸。

由此，史樹青先生對紀念館書箱的質疑可以得到澄清，亦可證史樹青先生似未曾見過張行家所藏書箱原物。

此外，關于此書箱全部，包括镌刻、墨迹等是否有後人所動手腳，2012年3月5日，經嘉德拍賣木器專家喬皓、頤和園小木作修複專家姚天新、文物鑒賞家戚明等人目驗張行家藏之“題芹溪處士”款書箱原件，認為書箱整器為乾隆時期物品，以墨迹吃到木頭中的程度判斷，書箱蓋後五行墨迹、悼亡詩墨迹為兩百年前所書，書箱整體、細節兒皆無任何後人做舊作僞之痕迹，與30年前王世襄先生鑒定意見無異。

（五）題壁詩、“題芹溪處士”款書箱蓋後五行書目的筆迹異同

2008年，公安部文檢專家李虹以“題芹溪處士”款書箱原件、正白旗39号院題壁詩原件進行鑒定，認為題壁詩為一人所書，書箱蓋後之五行書目與題壁詩為一人所書，此鑒定意見與2010年6月中央政法大學書法學教授孫鶴女士鑒定意見一緻。

而早在30年前，郭若愚先生就已經比較過孔祥澤提供的《廢藝齋集稿·南鹞北鸢考工志》“曹霑自序”雙鈎與“題芹溪處士”款書箱蓋後之五行書目之間的筆迹關系，指出兩者為一人所書。這一論證方式和結論受到學界的廣泛認同，雖然郭認為此二書法皆出自近人。

但是，郭若愚并沒有見過“題芹溪處士”款書箱的原物，當然也不能近距離觀察“題芹溪處士”款書箱蓋後五行書目墨迹吃到木頭中的程度和經曆的時間。

五行書目墨迹書寫時間的鑒定與郭若愚先生對五行書目與《南鹞北鸢考工志》“曹霑自序”雙鈎書法統一性的鑒定，共同證明至少孔祥澤提供的《南鹞北鸢考工志》“曹霑自序”雙鈎書法卻有出處，其底本即曹雪芹的書法，某種程度上也可以印證《廢藝齋集稿》，包括其中附錄的敦敏《瓶湖懋齋記盛》的真實性。

題壁詩與乾隆二十五年“題芹溪處士”款書箱蓋後五行書目筆迹一緻的鑒定，反過來可以證明張伯駒關于題壁詩風格為乾隆時代的鑒定意見是正确的。

這裡還涉及一個問題，或者以為，正白旗39号院的建造時間較晚，不可能建造于曹雪芹生活的時代。持此觀點者雖少，但也應作必要的回應：

一、這種觀點與張伯駒對題壁詩書風的研究直接相悖；

二、這種觀點與題壁詩、書于乾隆時代五行書目筆迹一緻的鑒定意見相悖；

三、這種觀點與古建築研究專家律鴻年曾指出的正白旗39号院建築風格為雍正、乾隆時代風格的觀點相悖。

（六）關于題壁詩不是曹雪芹所作與不是曹雪芹所抄

通過查找題壁詩的出處，趙迅指出：

原詩作者既然是淩雲翰、唐寅、陸秩、聶大年、萬達甫……等人，因此可以得出明白無誤的結論：這些題壁詩确實不是曹雪芹做的。

在趙迅已經查處題壁詩來源的前提下，題壁詩不是曹雪芹所作已是定論，但題壁詩不是曹雪芹所作與題壁詩不是曹雪芹所抄并不是一個概念。對于題壁詩是否為曹雪芹所抄，趙迅認為：

題壁者雖粗通文墨，但文學修養甚低。抄錄前人詩句随意加以改動，甚至改得詩律不合，平仄失調。難道說才華橫溢的曹雪芹能幹出這樣的事嗎?何況題在壁上的還有一些零散的句子，例如“有錢就算能辦事”，“不信男兒一世窮”之類。在偉大作家曹雪芹的身上，如果出現這樣的思想感情，那才是絕頂奇怪的事。所以說，往牆上抄詩的也肯定不是曹雪芹。

趙迅此說影響甚大，在不考慮張伯駒先生對題壁詩風格意見、不了解文物專家對“題芹溪處士”款“五行書目”鑒定意見和公安部文檢專家對題壁詩和五行書目筆迹關系的時候，這種觀點影響甚大。

現在，随着相關研究的推進，我們已經知道，題壁詩作于乾隆十一年前後，正白旗39号院既在曹雪芹正白旗故居範圍内，且書寫有友人贈曹雪芹對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再重新考慮趙迅所謂題壁者“抄錄前人詩句随意加以改動，甚至改得詩律不合，平仄失調。難道說才華橫溢的曹雪芹能幹出這樣的事嗎?何況題在壁上的還有一些零散的句子，例如‘有錢就算能辦事’，‘不信男兒一世窮’之類。在偉大作家曹雪芹的身上，如果出現這樣的思想感情，那才是絕頂奇怪的事”的論斷以及抄錄者題寫、修改牆壁上文字的原因就會更謹慎一些。

也就是說，牆壁詩中所謂的“錯别字”，到底是因為作者不通文墨、還是作者别有用意進行的修改，因為沒有證據，不好妄測，但從其中某些詩文稱“錄”，卻與原詩文字多異的情況來看，有意修改的可能性會更大些。

五、正白旗、鑲黃旗外北上坡與白家疃

（一）從正白旗到鑲黃旗外北上坡

按照張永海聽來的傳說，乾隆二十年春天以後，自正白旗遷出，到鑲黃旗外北上坡、公主墳一帶居住，而香山正紅旗人席振瀛則稱：

曹雪芹先住在鑲黃旗營上面的公主墳，以後遷至正白旗營的營外民居……被抄了家的人等于被剝奪了政治權利，更不能回營居住，所以曹雪芹不可能住在正白旗營營子裡，而是住在正白旗營外的民房。他認為，曹雪芹到了香山是住在鑲黃旗營的坡上、玉皇頂下面的公主墳。

在這個問題上，有一點必須注意，張永海所傳的傳說是從先輩和鄉親那裡聽來的，而席振瀛的觀點則是他對曹雪芹居住正白旗和鑲黃旗外公主墳先後的分析，所以，吳恩裕先生很客觀的記載說是席振瀛他“認為”。

另外，張永海傳說曹雪芹到香山正白旗居住屬于“撥旗歸營”的例雖未必符合曆史，但畢竟是曆代香山人的“認為”，而不是他個人的“認為”，而席振瀛所謂的“被抄了家的人等于被剝奪了政治權利，更不能回營居住，所以曹雪芹不可能住在正白旗營營子裡，而是住在正白旗營外的民房”，純屬個人當然的說法。

就曹雪芹在香山居所的遷移，筆者傾向于張永海傳說的從正白旗營到鑲黃旗外公主墳，這是因為，1963年香山傳說稱乾隆二十年曹雪芹從正白旗旗營遷到鑲黃旗營外北上坡，而1971年正白旗旗營房内發現了與傳說中友人贈曹雪芹對聯，席振瀛的解釋無法面對這一現實。

（二）關于曹雪芹是否可以從旗營遷出到民居

張永海聽聞的香山傳說與正白旗内友人贈曹雪芹對聯的發現及近年來的鑒定證明，正白旗39号院與曹雪芹存在關系，曹雪芹曾在營内居住，那麼，曹雪芹是否可以搬出旗營居住呢？

答案是肯定的，隻要符合兩個條件：曹雪芹的差事去除、曹雪芹在未去職的情況下将營房租與他人。根據劉曉萌對康熙朝至乾隆朝房地契約的研究，旗人以長期契約變相買賣營房、公房的現象甚多，這就打破了我們以往認為的旗人當差就必須要在旗營内生活的觀念。

至于曹雪芹因什麼樣的原因搬出正白旗，因沒有資料不可妄測，但是，曹雪芹如果從正白旗旗營搬出到鑲黃旗外北上坡居住，在實際操作上是完全可能的。

（三）關于鑲黃旗外北上坡與曹雪芹友人詩

曹雪芹在香山地區的生活，文獻資料主要借助于曹雪芹的友人敦誠、敦敏、張宜泉的詩歌。

但是，在以往的學術争論中存在一個證據與論點錯位的現象，即沒有考慮乾隆二十年曹雪芹搬出正白旗這一關鍵點，支持正白旗故居的研究者用曹雪芹友人詩證明曹雪芹友人詩寫的正是旗營景色，而反對正白旗故居的研究者則用曹雪芹友人詩證明曹雪芹友人詩寫的是山村景色。

如果考慮曹雪芹乾隆二十年搬出正白旗到鑲黃旗外北上坡居住和曹雪芹友人詩涉及曹雪芹各詩俱作于乾隆二十二年以後，用曹雪芹友人詩證明或者否定曹雪芹是否住在正白旗營的論證模式就沒有意義了。

六、鑲黃旗外北上坡與白家疃

敦敏《瓶湖懋齋記盛》載：

（乾隆二十三年）春間，芹圃曾過舍以告，将徙居白家疃，值餘赴通州迓過公，未能相遇。

白家疃位于壽安山後，雍正二年，怡親王允祥以其地造别業，雍正八年，允祥卒，當地百姓請為作祠堂，得到皇帝的批準，并以附近官田作為允祥祠堂祭田。壽安山前的十方普覺寺是允祥的家廟，允祥子第二代怡親王弘曉修繕該寺一直到雍正十二年，皇帝賜名“十方普覺寺”，并欽派超盛禅師前來主持，弘曉每年春秋至此祭祀。弘曉《重修退翁亭記》載：

谷東卧佛寺，即今普覺寺。建亭之時，頹廢已久，蒙世廟敕修，以今名畀。王考為香火院，于是，規模宏麗，象教聿興。中設神位，餘春秋承祀。

山前櫻桃溝與山後白家疃有山間小道連通，百姓通過小道往來兩地之間。以曹雪芹與怡王府的關系，想來他與弘曉家族在山前的十方普覺寺與山後的賢王祠都會有過交往。

然而，至20世紀70年代，白家疃因僻居西郊，研究者少有人知，甚至達到1972年吳恩裕與孔祥澤準備實地考察時，還不知道白家疃在哪裡？

一九七二年，我和孔祥澤最初要去白家疃調查一下的時候，我們都不知道白家疃在北京郊區的哪個方向。我記得還是周汝昌先生來我家時，談起這件事，他也不知道。但他告訴我，說他有一本郊區派出所管界的手冊。隔了一天，周讓他的兒子給我送來。我查了半天，才在海澱區派出所管界内找到了白家疃這個地名。原來是從北京海澱、頤和園到青龍橋便可岔往溫泉以及去妙峰山的必經之路。“疃”字，我們最初也不會讀，而是查字典才知道讀“tuǎn”的。後來，到了白家疃，又知道該地俗名白家“tān”（灘）。弘曉的《明善堂詩集》裡也有用“灘白”來代替白家疃處。

通過對“題芹溪處士”款書箱、正白旗“曹雪芹故居”之“題壁詩”、“曹霑自序”《南鹞北鸢考工志》雙鈎諸書法的筆迹鑒定，《瓶湖懋齋記盛》中“（乾隆二十三年）春間，芹圃曾過舍以告，将徙居白家疃……乃訪其居……其地有小溪阻路，隔岸望之，土屋四間……”所傳達的信息應當得到重新審視。

那麼，如何看待曹雪芹在鑲黃旗外北上坡和白家疃之間的徙居呢？

按照《瓶湖懋齋記盛》的記載，曹雪芹因乾隆二十二年冬過白家疃，在友人處見其姨母哭瞎雙眼，雪芹遂為之醫治，至春方好。因雪芹複有遷徙計劃，白氏請以祖茔土地、樹木為曹雪芹築室以居。故雪芹在乾隆二十三年春間徙居白家疃，一直住到臘月。

按照《記盛》中所謂借叔父寄居之寺廟為于書度紮糊風筝的說法，此一期間，曹頫大概移居京西，而曹雪芹的兒子或者托其叔、或者北上坡同院之老婦人照料。

至于曹雪芹在白家疃居住了多長時間，當我們将諸多零散的資料串到一起時也許就能的出結論。

乾隆二十五年，敦敏有“芹圃曹君霑别來已一載餘矣。偶過明君琳養石軒，隔院聞高談聲，疑是曹君，急就相訪，驚喜意外，因呼酒話舊事，感成長句。”

“題芹溪處士”款書箱上镌有“歲在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上巳”、“一拳頑石下，時得露華新”句。

光緒年間，齊白石在西安布政使樊樊山幕中聽旗人友人說，曹雪芹娶寡居的表妹為妻。

1908年前後（趙常恂稱清未），趙常恂健銳營友人稱，《紅樓夢》的曹雪芹就住在他們那裡，後來也死在那裡。

1950年2月，青龍橋正藍旗住戶之滿洲人德某告訴 張寶藩：“曹住在健銳營之鑲黃旗營，死後即葬于附近。”

1963年，張永海傳說雲：“鄂比幫他的忙在鑲黃旗營北上坡碉樓下找到兩間東房……曹雪芹是在那裡續娶的……乾隆二十八年……除夕那天他就死了。”

綜合來看，曹雪芹在白家疃大概住到乾隆二十四年初，乾隆二十五年初回到北上坡結婚，在這裡一直到死。也就是說，曹雪芹應是乾隆二十三年初到乾隆二十四年初在白家疃居住。

七、一個概念的區分：居所與住過

在傳說中，曹雪芹京西居所還有數處，如大有莊、藍靛廠、門頭村、杏石口，這些也被否定曹雪芹西山固定居所的依據，認為傳說不足采信，不過，按照吳恩裕先生的記載，這些說法多為曹雪芹“住過”某地。

我們都知道居所與住過是不一樣的。而曹雪芹住過上述地方自有其道理。

以上數處不僅緊鄰香山，或者商業繁華，或者寺廟、廟會在京西宗教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且是往來京師與香山之間的必經之地，曹雪芹到過這些地方、住過這些地方一點都不奇怪，但這與曹雪芹在京西的居所和居所研究沒有任何關系。

（一）番子營、法海寺、門頭村

《紅樓夢》第六十三回載：

（寶玉）因又見芳官梳了頭，挽起纂來，帶了些花翠，忙命他改妝，又命将周圍的短發剃了去，露出碧青頭皮來，當中分大頂……芳官笑道：“我說你是無才的，咱家現有幾家土番，你就說我是個小土番兒。況且人人說我打聯垂好看，你想這話可妙？”寶玉聽了，喜出意外，忙笑道：“這卻很好。”

199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紅樓夢》的“土番”注釋雲：“古時稱邊境少數民族為番，俗呼為‘土番’。”而《紅樓夢大辭典》則解釋為“古代對外國人和邊疆少數民族的稱呼。”

實際上，在清代，人們多以“苗”稱雲、貴地區少數民族，而對川藏、青海、甘肅交界地區的藏民則稱作“番”。《平定兩金川方略》載：

贊拉（小金川）、綽斯甲布、布拉克底、巴旺、瓦寺等處其男婦俱跣足披發、步行山，官書稱之為“甲壟部”，各土司、民人俱呼之為“土番”。

甲壟部就是嘉絨部，是對川西北一帶藏民的稱呼。乾隆十四年，金川戰役結束後，乾隆皇帝命于萬安山、香山、壽安山、金山山灣建造實勝寺、團城演武廳、健銳營八旗營房。

除健銳營兵丁外，“金川降虜及臨陣俘番習工築者數人令附居營側”，這個安置金川“金川降虜及臨陣俘番”的地方就叫作“番子營”，而番子營的上方即是法海寺，下方就是門頭村。

曹雪芹香山居住期間，從正白旗到門頭村、法海寺、番子營都不遠，曾借居門頭村或法海寺都是正常的。

1964年，老舍先生在香山門頭溝村體驗生活，他在給郭沫若的信中寫道：“當地百姓雲：‘曹雪芹曾在附近法海寺出家為僧。’”

時，門頭村是京西各地進京必經之地，是“京西”的門徑和第一村，為往來友人、駝隊提供住宿、飲食，因此，村落規模宏大，商業繁榮。

杏石口則位于門頭村南，是香山通八大處的必經之地，因多杏樹，原名杏子口。曹雪芹友人敦敏、敦誠都曾遊覽、寄住八大處。

以曹雪芹“尋詩人去留僧舍”、“賣畫錢來付酒家”的行徑，他常來門頭村、杏石口，或者偶爾宿于此地，都是在正常不過的事情。

（二）大有莊、藍靛廠

大有莊位于圓明園右側、清漪園後，本名“窮八家”，但因位于京師到門頭溝妙峰山碧霞元君祠的通道上，加之，圓明園、清漪園、圓明園護軍營的建立，逐漸富裕，遂更名為“大有莊”。《日下舊聞考》載：“乾隆五年，增設駕車騾馬一廄、圓明園大有莊驽馬一廄。”

1963年，張永海傳說中曾有曹雪芹作侍衛的說法，而《紅樓夢》第十八回寫正月十五上元之日賈妃省親，“一時，有十來個太監都喘籲籲跑來拍手兒。”脂批道：“畫出内家風範。”緊接着，“這些太監會意，都知道是‘來了’，‘來了’。”脂批批道：“難得他寫得出，是經過之人也。”

何謂“經過之人也”，即曹雪芹經曆過這樣皇家禮儀。曹雪芹何以詳細地知曉皇家的禮儀及細節兒呢，這或許與傳說所謂曹雪芹曾任侍衛的經曆相關——雍正、乾隆二帝以圓明園為京西禦園，每年幾乎一半時間都在園内，侍衛、官員随駕，在附近居住、生活都是常事。

又，曹雪芹友人張宜泉在海澱鎮一帶為西席，曹因訪友，曾住大有莊也不足為奇。

藍靛廠位于清漪園西，建有碧霞元君祠，為京師“五頂”元君祠之首，系京師信衆最常到的寺廟之一，天啟四年《敕賜報國洪慈宮碑記》載：

距都城西北十裡許，内監局之藍靛廠在焉……舊有玄帝祠……萬曆庚寅間……道士者流複祀碧霞元君于玄帝殿後。

清代，因暢春園、西花園、圓明園護軍營（玉泉山靜明園、長河邊的東冉村、藍靛廠一帶都在護軍營右翼鑲藍旗營巡護範圍）、健銳營八旗和諸多達官貴人府邸的建立，京西消費日強，加之，旗人婦女對西頂碧霞元君祠的崇拜，藍靛廠一帶逐漸繁榮起來，成為京西重要的村鎮。

八、結語：未解決的問題

我們認為曹雪芹曾住正白旗39号院，是基于曹雪芹研究中傳說提供的信息、正白旗題壁詩的發現、兩者的時間前後與信息對應、專家鑒定而做出的研究，但是，這并不意味着解決了一切，比如曹雪芹到底什麼時間、以何種身份來到正白旗39号院，正白旗39号院與健銳營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發展的、題壁詩到底反映了哪些信息等，因沒有确切的資料，無法做出切實深入的研究，但這并不妨礙對正白旗39号院與曹雪芹故居關系的研究。

畢竟，考證與解釋并不是一個問題：考證基于現實的證據與合理的邏輯，解釋則需要記載相關信息的原始資料，而這種資料既不一定會被記入文獻、文物，也不一定能夠在曆史的更叠中保存下來。

關于傳說在曹雪芹京西居所和行迹過程中的使用問題，筆者前已多有審明，需要與相應的其他證據結合使用，如傳說中所謂的曹雪芹至香山正白旗系撥旗歸營、曹雪芹于乾隆十六年依據正白旗等等，因與制度不合、與其他相關資料矛盾且不可解釋（至少就目前的證據與邏輯），暫時不予取信。

總之，對于曹雪芹京西居所與行蹤的研究還存在着太多空白和“矛盾”，這需要在“資料可能”的基礎上做更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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