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訪成貞門 肖複興

去年這時候，即2020年1月6日，正值小寒節氣，我寫完了《天壇六十記》這本書的最後一節——“六百個春天”。

童年時，我家離天壇很近，即便是現在的住所，離天壇也不算遠，地利之便，使我和天壇有種天生的緣分。這種緣分不是一見鐘情，而像長時間接觸磨出來的老繭，結實且持久。幾十年來，天壇是我最常去的公園，最近幾年迷上畫畫，更要去那裡畫速寫。由于畫畫，身邊總會站着幾個看畫的人，無論褒貶，一定得聊上幾句。以前有人看我畫畫，我老覺得不自在，後來臉皮不僅變厚了，心裡還冒出個念頭：如果天天到這裡畫畫，可以接觸到好多人，随手記下各色人等的人生百态，這不是挺有意思的嗎？

真的，如果不是畫畫，隻是在那裡坐着，不會有人和你搭讪。據說有人曾經創造了一個“城市最強悍邏輯”的理論，雖然有幾千萬人和你在同一座城市，與你發生聯系的，隻有那麼幾個、幾十個。遠離現代城市的喧嚣漩渦，在古老的天壇，卻可以創造這樣的奇迹——讓你與更多人發生聯系。雖然是萍水相逢，但就是這些素不相識的人，最能敞開心扉，沒有負擔地說說心裡話，甚至透露一下心底的秘密。如果讓我也創造一個城市邏輯的話，或許可以叫“城市萍水相逢邏輯”，在這個邏輯中，可以讓完全陌生變為依稀曾見，讓擦肩而過變為傾心交談，讓潛藏心底的如水草般搖曳纏裹的秘密，變為浮出水面綻放的睡蓮。天壇讓人們被瑣碎生活揉搓得皺巴巴的心，變得如花般盛放、如天空般爽朗。

于是我下定決心，隻要沒什麼事，隻要不出京，就天天到天壇來，随意畫點兒速寫，随手記點兒筆記。或許這些記錄隻是如水如雲一般庸常而平凡，如同我畫的這些微不足道的小品，筆迹匆匆且潦草，但我想起布羅茨基在論及俄羅斯詩人茨維塔耶娃時說過的話：“在一個顯然沒有任何意義的地方看到意義，這一能力就是詩人的職業特征。”何況經曆六百年滄桑的天壇并不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地方。如此，便像郁達夫寫的詩句，“襯出春心草有痕”了。

我寫天壇，不僅僅是在寫自己，更多是在寫天壇裡的芸芸衆生，寫作為皇家祭壇的天壇是如何演進并演變成人民的園林的。在這種由時代所演進和演變的過程中，不僅是天壇這個空間對普通百姓正一步步開放，還在于人對時間和空間新的利用和定義。也就是說，在人、時間、空間三位一體的縱橫交錯和相互作用中，我要書寫天壇和芸芸衆生，尤其是它和北京人的密切關系。2020年是明成祖遷都北京600周年，也是天壇建立600周年，《天壇六十記》這本書如果也算紀念的話，是一種另類的紀念。因為在這樣的紀念中，天壇隻是背景，來天壇的普通百姓才是主角。

《天壇六十記》不是一本介紹天壇曆史或描寫天壇風景的書，它隻是我在天壇所見所聞所畫所思的拾穗小劄，是一本個人斷片式、短制式的即興随感。在寫作方式上，采用的是布羅茨基強調的那種創作原則，即“意識中所産生的自然法則”。布羅茨基還換了種說法：“也可以這麼說，這是粘貼畫和蒙太奇的原則。”

我喜歡這種寫作原則，進而在寫作過程中學習和嘗試運用，所以文章的篇幅都不長。因為這種原則，不僅受制于作者的寫作理念，還取決于被資訊焦慮與快節奏生活所裹挾的讀者。布羅茨基一言以蔽之：“純文學的實質就是短詩。我們大家都知道，現代人所謂的attention span（意為一個人能夠集中注意力于某事的時間）都極為短暫。”對閱讀，大多數人已經沒有耐心了。

書已寫罷，小寒節氣過後，我又多次去天壇，不為寫作，隻是習慣，仿佛腳步慣性，去天壇轉轉，就會感覺充實一些。2020年1月20日正值大寒節氣，那天下午，我從圜丘到成貞門西北側，那裡并排有兩把座椅，我坐在座椅上畫成貞門。春節将近，除了工人在懸挂紅燈籠、安裝慶祝春節的展牌，天壇裡的遊人并不多。我和很多遊人一樣，不知道，或者說不敏感，一場疫情正如餓虎撲食那樣向我們迫近。

一位五十多歲的清潔工提着掃帚走到我身邊，好奇地看我畫畫，還稱贊了我幾句，我便和他閑聊，問他是哪裡人，春節休息嗎？他告訴我他是山西人，說過年是最忙的時候，哪兒回得了家？得等過完年再請假回家。那天回到家，我在新聞裡看到鐘南山說武漢的疫情出現了人傳人現象。1月23日，武漢“封城”。真沒想到，這個春節過得那樣緊張，這個春天過得那樣緊張。

再到天壇，已是2020年4月。盡管疫情仍在全球範圍内蔓延，但國内的局勢趨穩向好，多日鎖門閉戶的壓抑心情得以漸漸平複。如同奇迹一般，那段時間天壇一直對外開放；和氣定神閑的天壇相比，我真切地感受到個體的單薄與渺小。重到闊别三月有餘的天壇，分外親切，也油然生出許多感喟。

不由得回憶起我在“六百個春天”開頭寫的那段話：“春天又要到了，這将是天壇度過的第六百個春天。對比古老的天壇，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渺小的，都會生出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的感慨。”這段話像是新寫的一樣，竟然有如此尖銳的針對性。人，隻有經曆過災難的磨洗，才能真正發覺自己的渺小，而對大自然多一分敬畏，或許這才是天壇之于我們的特殊意義。

出乎意料的是，來天壇的遊人不少，大都是北京人，是帶着孩子來玩耍的家長。如同讓羊出圈一般，當居家多日的人們走進天壇，多了笑聲，多了生氣，多了迎面撲來的草木清香。雖然祈年殿、圜丘、皇穹宇、齋宮、神樂署、宰牲亭、神廚、神庫等室内場所沒有對外開放，但這并不妨礙春意四處奔湧——二月蘭和紫藤正沒心沒肺地開着。大自然完全不顧曾經發生的一切，它在這一刻呈現出的無情和有情，刺激着我的眼睛和心。

這之後，天壇裡的遊人越發多了起來。二月蘭和紫藤的花期過後，滿園的月季盛開，很多人趕來拍照。祈年殿的圍牆前擺出很多展闆，介紹天壇建壇六百年的曆史。内垣和外垣的柏樹林中，有情侶摘下口罩，情不自禁地擁抱、親吻。雙環亭、百花亭裡，草坪上，藤蘿架下，聚會的人帶來吃的喝的，邊吃邊喝邊聊邊笑邊拍照，互訴牽挂與思念……

那種興奮的勁頭，讓我感動。不過聚會中似乎沒有“别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鐘”之感，剛剛發生的災難，如今依舊蔓延的疫情，似乎都已化作眼前的一片繁花似錦。不知為什麼，不是感慨我們自己的忘性一定比記性大，而是想起英國詩人奧登的《美術館》裡的一句詩——

一切是多麼安閑地從那樁災難轉過臉，

……

太陽依舊照着白腿落進綠波裡，

那華貴而精巧的船必曾看見。

有六百年曆史的天壇“必曾看見”，它如同閱盡世事的長者，“老眼厭看往來路，流年暗換南北人”，不動聲色地看着我們。這就是天壇的厲害。在“六百個春天”裡我寫過這樣一句話：“眼前的祈年殿默默不語，矗立在藍天之下，天藍色的琉璃瓦頂，不動聲色，卻不住晃我的眼睛。”現在我還要加上一句：“祈年殿的琉璃瓦頂‘也直逼我的心’。”

熱鬧的長廊 肖複興

五一勞動節過後我去天壇，在神庫外的紅牆前，看見一對青年男女舉着剛剛拿到的結婚證拍照。男的穿了一件白T恤，女的特意穿了婚紗，我猜想那婚紗大概是被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耽擱了太久都不能“出場”。在午後陽光的照射下，紅牆紅得那樣烈，與那潔白的婚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不是我多愁善感，或許隻是一時的胡思亂想，愛德華·湯瑪斯的一首短詩《櫻桃樹》映入腦海，全詩隻有四句——

櫻桃樹垂向古老的大路，

過路的人死了，隻見一片落英，

滿地花瓣像準備誰的婚禮，

這陽春五月卻無一家成親。

湯瑪斯寫的是戰争之後的情景與心情。可如今是疫情之後，這樣的聯想和對比沒有一點來由，似乎顯得有些匪夷所思。

當然，重新回到天壇的人們，應當有歡樂聚會和盡情遊玩的權利和心情，如今的天壇不再是祭壇，而是人們遊樂的地方。但也不能隻是尋歡作樂，或應有思古之幽情，畢竟這裡和天有着密切的關聯。面對這場彌漫全球、至今陰霾尚未散去的疫情，我們應該有反思和警醒。

2021年1月4日是小寒節氣的前一日，一年前的這時候，我在天壇畫畫。頂着大風，我去了成貞門，坐在成貞門西北側畫畫。我想起2020年1月20日大寒那天在這裡遇到的清潔工，不知道他現在的情況如何，我希望能在這裡再次遇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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