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六經》是孔子的著作，有人說孔子是《春秋》的著者，《易》的注者，《禮》《樂》的修訂者，《詩》《書》的編者，但其實《六經》和孔子沒有多大關系，在孔子時代之前就已經有了《六經》，屬周朝後的文化遺産了。孔子基本是給學生解釋這些文化遺産，他是“述而不作”的，像《論語》是由其弟子及再傳弟子記錄其及其弟子言行而編成的語錄集，孔子述而不作，由其弟子注疏，經書代代相傳，正是由于孔子的成就讓他成為儒家創建人。

孔子除了對經典作出新的解釋以外，還有他自己對于個人和社會、天與人的理論。關于社會，他認為為了有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所說的正名。就是“實”應當與“名”為它規定的含義相符。有個學生問他，若要您治理國家，先做什麼呢？孔子說：“必也正名乎！”，又有個國君問治理國家的原則，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個名都有一定的含義，這種含義就是此名所指的一切事物的本質。在社會關系中，每個名都含有一定的責任和義務，負有這些名的人都必須相應履行他們的責任和義務，這就是孔子說的正名。

說到儒家，不得不提“五常”，即“仁義禮智信”，而今天我們講仁和義。先講義，義是事之“宜”，就是“應該”。社會上每個人都有一定的應該做的事，這些事在道德上是對的，如果做了這些事還要出于非道德的考慮，那麼這樣即使做了道德的事也是不義的，比如“利”字，這是一個被儒家人藐視的詞彙。“義”和“利”是直接對立的，孔子言：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仁”，就是愛人，做一些“義”上的事是“仁”的表現。父行父道愛其子，子行子道愛其父。真正愛人的人，是能夠履行社會義務的人。在《論語》中，仁不光是指某一種特殊德性，而是一切德性的總和，“仁人”與“全德之人”同義。

下面看孔子說過的兩句話：

1.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如何實行“仁”，這兩句話告訴我們要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有肯定的和否定的一面，肯定方面，"己所之欲，亦施于人",孔子稱之為“忠”；否定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稱之為“恕”。

忠恕之道就是仁道，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在社會中的責任和義務，這就包括了義的性質。

在義這個層面，孔子有“無所為而為”的言論，一個人做他應該做的事，純粹是由于在道德上是對的，而不是出于在這種道德強制以外的任何考慮。道家的人經常嘲笑孔子，笑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道家講“無為”，儒家講“無所為而為”，在儒家看來，一個人不可能無為，因為每個人都有他應該做的事情，然而做這些事情都是“無所為”，因為做這件事的價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在于外在的結果之内。

孔子自身就是這句話的典範，孔子周遊列國，像蘇格拉底一樣逢人必談，雖然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費，可是他從不氣餒。他明知道不會成功，仍然繼續努力。（孔子離開政壇，十三年周遊列國，希望找到實現自己理想，抱負的機會，結果是沒有找到，年老了，最後回到魯國三年後去世。）

孔子盡了一切努力，而又歸之于命。這裡的命是天的命令，即天意。後來儒家把命當作整個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條件和力量。我們的活動，要取得外在的成功，總是需要這些條件的配合，但是這種條件的配合，是不在我們控制之内。我們能夠做到的，就是一心一意地盡力去做我們知道是我們應該做的事，不計成敗，這樣做，就是“知命”。孔子談到自己的精神修養發展過程說的一句話：“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知命就是承認世界本來存在的必然性，這樣對于外在的成敗就無所介懷。隻做自己應該做的，盡自己的義務，那麼我們将不會患得患失，因而永遠快樂。所以孔子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天命，天意，這種外在的宇宙的力量，這已經超出了倫理道德的範疇，在《中國哲學簡史》中，叫它超道德價值。儒家和道家在超道德價值上的體驗與追求是不同的，儒家孔子說要知天命，隻是承認天命，做自己能掌控的事，超出自己掌控就交于天。而道家就是有目的，追求與混沌的整體達到神秘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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