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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防科技院校往事

　　本文來自钛禾産業觀察（ID：Taifangwu） ，撰文：張敬業，數據支持：钛禾産業研究院。

　　大國産業

　　No.06

　　1952年6月6日，中南海西牆外一街之隔的靈境胡同裡，陳赓大将的家裡靜悄悄的。自3月27日離家以來，他已經兩個多月沒有回來了。

　　此時的陳赓正在朝鮮戰場桧倉“志司”駐地主持一次作戰會議，會議中，機要參謀遞進來一份來自北京的電報，陳赓接過電報，讀完後對與會者笑着說：

　　“同志們，有一個新情況，我剛剛接到中央軍委的電報，我要下野了！”[1]

　　這份落款為“軍委機要局”的1952年第344号電報上寫着：

　　茲決定以下幹部調配：

　　（一）調張宗遜任軍委第四副總參謀長兼軍事學校管理部部長；

　　（二）調陳赓任軍委軍事工程學院院長，免除三兵團司令員兼志願軍第二副司令員及總高級步校校長職務……

　　這份任命電報的源起，來自于總參謀部的一份重要報告。

　　1952年3月，前線戰事稍稍平穩，這份由聶榮臻、粟裕關于成立軍事工程學院的報告已擺在了毛澤東主席案頭，主席當晚批示同意，經過三個月緊張的籌備後，便有了6月6日電召陳赓回國擔任院長的一幕。

　　為了辦一所學校，将一員大将從前線戰場急調回國，中央領導人急迫之情溢于言表。陳赓也清楚這份任命的分量，這所被簡稱為“哈軍工”的神秘學校，日後将成為新中國國防科技事業的搖籃之地。

　　哈軍工：永恒的豐碑 1950年10月，朝鮮戰争爆發。這場二戰後東亞最大規模的局部戰争，背後打的實質上是工業化、機械化水平。五十年代初的新中國，是剛從戰火中走出來一窮二白的農業國。

　　人民大學教授、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曾經這樣調侃：

　　“建國初期的北京，冶金工業的代表是王麻子剪刀，化學工業的代表是王緻和臭豆腐。”

　　即便是将這些手工匠人全部納入，全國工業人口滿打滿算占比仍然不到5%。薄弱的工業底子在戰場上，表現為武器裝備落後、運輸保障能力低下。蘇聯人在向中國援助“喀秋莎”大炮時，還要随軍配備維修工程師。從朝鮮戰争剛爆發時，斯大林便不斷給毛主席捎來口信，建議中國辦一所培養技術軍官的高等技術院校，以構建高技術時代的軍事技術能力。

　　此時的中國，發展國防科學技術、培養技術人才迫在眉睫。

　　舊中國的百年國恥來源于技術代差，技不如人，就隻能被動挨打。親曆過炮火的第一代領導人深知，科技的落腳點在于人才。面對朝鮮戰場上制式化裝備的“聯合國軍”，中央下決心推動國防科技院校建設，結束軍事裝備領域“小米加步槍”的局面。

　　主權靠安全保障。國家工業的現代化，在那個年代的首要任務，是國防工業的現代化。

　　百廢待興的新中國，想推動龐大的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化，需要資金、技術、工業人口等多要素配置。全國各地急需大批工程型人才，巨大的人才缺口、急迫的技術需求，都指向一個解決方案——興辦工科院校，迅速完成對人的改造，以适應發展需求。

　　培養工業人才就要找到一個工業基礎較好的城市，當時的東北，有着全中國首屈一指的工業基礎。從帝俄時期、張作霖時期到日僞時期，這裡留下了當時中國最為完善的重工業體系。

　　1952年，在中國國防科技院校史上是一個标志性的年份。

　　哈軍工，新中國第一所也是當時唯一一所專為國防、軍隊建設培養軍事高級工程技術人才的國防院校落地哈爾濱，全面開啟籌備工作。建校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便是師資隊伍。

　　1952年6月，哈軍工建校伊始，中央便将華東軍區軍事科學院研究室劃歸陳赓名下，這個被稱為“聚寶盆”的人才庫由留德博士、彈道專家張述祖教授領銜，25名自然科學專家奔赴關外。

　　人才仍然遠遠不夠。建國初期科技人才寥若晨星，稍有名氣的專家、教授對各高校來說，都如寶石一般珍貴。而這些專家，也大多集中在經濟、文化較發達的北京、江浙滬等地，要把這些人從優渥的環境下挖到關外苦寒的哈爾濱，并非易事。

　　要足政策的陳赓，拿到了周總理親筆簽發的調令，派人兵分兩路，西掃兩湖，東掃江浙滬。

　　1953年9月1日開學時，哈軍工彙集了教授、副教授、講師約50人；從部隊各軍兵種、各軍區和志願軍調來的技術幹部、教師和文化教員約100人；從中央人事部門分配來的1953年應屆大學畢業生約100人。以這250名教師為骨幹，哈軍工組建起了全院最初的5個系64個專業。

　　1953年，陳赓在哈軍工開學典禮上

　　除了中國專家，活躍在這所院校裡的，還有大量的蘇聯人。據校史資料不完全統計，1953-1957年，來到哈爾濱的蘇聯專家就有150人之多，蘇聯專家根據專業建設的需要，每位顧問工作兩年，到期輪換，必要時可以申請延期。[2]這些蘇聯專家分布在空軍、炮兵、裝甲、海軍、工兵系的數十個學科，幫助中國初步建成了兵種齊全、學科完備的國防科技人才培養體系。

　　1952年，在哈軍工如火如荼籌建的同一年，另一所1931年誕生于江西瑞金，早期專為紅軍培養無線電人才的學校——中央軍委無線電學校完成合并組建，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工程學院。六年後，這所學校遷址西安，1960年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電信工程學院，成為中國軍校史上赫赫有名的“西軍電”。

　　當年的“西軍電”，如今的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同一年，哈軍工的炮兵工程系被抽調南下，參與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工程學院，1962年，炮兵工程學院遷往南京，史稱“南炮工”，成為如今南京理工學院（南理工）的前身。

　　哈軍工、西軍電、南炮工，成為那個年代身穿“黃棉襖”的三大軍中翹楚。

　　此刻的國防工業另一端，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集中組建了國防部第六、第七、第十研究院，國防工業部門陸續建立了第三（航空）、第四（電子工業）、第五（兵器）和第六（船舶）機械工業部，科研試制與工業生産的矛盾不斷出現。

　　針對這一問題，國防工業部門的一些領導提出改變管理體制，将工業部與相關國防研究院合并的建議，即所謂的“部院合并”[3]，由此在國防科技工業系統内引發了較長時間的拉鋸式讨論。

　　“部院合并”的深層原因和合并後的利弊，以及對中國國防科技發展的影響，至今仍争議不斷。但帶來的一個現實的問題是——身穿軍裝的國防研究院隻有集體轉業，才能完成這種體制上的合并。

　　1964年，中央決定調整國防工業和科研體制，原屬國防科委的幾大研究院集體轉業，歸屬國務院領導。

　　研究院脫下軍裝，為他們輸送畢業生的軍事院校，學員入學穿軍裝，畢業分配到研究機關再脫軍裝，無形中将産生麻煩，增加不必要的思想問題[4]。1965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批準中央軍委《關于軍事工程學院等三所院校改變管理體制的報告》，從1966年１月１日起軍事工程學院、軍事電信工程學院和炮兵工程學院改為地方體制，歸國防科委領導。[5]

　　1966年4月1日，這所被毛澤東主席寄望成為“第二所黃埔軍校”的哈軍工，改稱哈爾濱工程學院，全體軍人集體轉業。

　　1969年中蘇爆發“珍寶島事件”，東北不再是穩定後方，成為對蘇前線。根據林彪簽發的“一号命令”，哈軍工開始踏上了浩浩蕩蕩的分散南遷征途。

　　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支，包括導彈工程系（1966年改建為火箭工程系）、電子工程系、1966年新建的計算機系以及基礎課部和院機關，劃歸第七機械工業部遷往長沙，成立長沙工學院。1978年在鄧小平的指示下重回軍隊序列，這便是今日如雷貫耳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科學技術大學。

　　另一支空軍工程系則一路向西，劃歸第三機械工業部，并入西北工業大學，為日後的中國航空事業培養出無數傑出人才。

　　第三路原子工程系劃歸第二機械工業部，遷往重慶，與哈爾濱工業大學有關專業一起組建重慶工業大學。1973年，重慶工業大學仍遷回哈爾濱與原哈工大留省部分完成二次合并，組成哈爾濱工業大學，原哈軍工的原子工程系仍調回長沙工學院。

　　第四路海軍工程系劃歸第六機械工業部，留在原址組建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1994年更名哈爾濱工程大學，成為中國船舶工業人才的培養重地。

　　被分化肢解的哈軍工并沒有消失，從黑土地上蔓延流淌出來的血脈，日後将在中國的四面八方開枝散葉，結出累累碩果。

　　國防七子：血脈的延續 同樣位于哈爾濱，與哈爾濱工程大學常常被人混淆名字的另一所學校——哈爾濱工業大學，卻有着截然不同的命運軌迹。

　　與哈工程“由軍轉民”不同的是，哈工大是一所“由民入軍”的學校。

　　這所号稱中國“工科大學之母”、“工程師搖籃”的理工科院校，前身是1920年創立的哈爾濱中俄工業學校。曆經中蘇共管時期、僞滿洲國時期、中長鐵路管理時期，吸收了俄國、日本的教學模式。1938年，學校改名為“國立哈爾濱工業大學”。1950年6月7日，中共中央電告東北局：

　　“中長鐵路已決定将哈工大交給中國政府管理”。

　　至此，這所創辦三十年的學校回到新中國的懷抱。因為與蘇聯教學體制一脈相承，這所工科院校成為新中國學習蘇聯的樣闆學校，開始肩負起推動舊教育制度改革、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使命。

　　五十年代初，800多名青年師生響應國家号召，帶着滿腔熱情從祖國各地齊聚哈工大。短短十餘年時間裡，他們創辦了24個新專業，為哈工大乃至全國高等教育界創設了一批新興學科，一個基本适應當時國民經濟建設需要，以機電、電氣、土木、工程經濟等為主的專業教學體系基本建成[6]，為國家工業化建設解決了燃眉之急。

　　高校理工科教材普遍缺乏，這支平均年齡隻有27.5歲的教師隊伍自發組織翻譯俄文教材、編寫教材，白天跟着蘇聯專家學習，晚上複習消化、準備為本科生講課。這支年輕的創業隊伍，被人們在校史上記錄為“八百壯士”。

　　哈工大博物館中的“八百壯士”

　　1954年，新中國首次确定了六所國家重點大學。分别是：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北京醫學院（今北京大學醫學部）、北京農業大學（今中國農業大學）和哈爾濱工業大學。除了當時的北大代表着中國綜合性大學最高水平，其它五所大學則分别代表全國“文、理、醫、農、工”五大行業的執牛耳者。哈工大作為唯一的非在京高校名列其中。

　　工科院校畢業的人才，往往能最直接為國家工業建設産出成果。在當時的環境下，1958年，鄧小平同志視察哈工大，提出了“哈工大要搞尖端”的指示，哈工大對專業設置進行了重大調整，創建了一批尖端專業，67位蘇聯專家和3位捷克專家先後被聘請到哈工大，到1962年，哈工大基本完成了由民到軍地的轉變。

　　與同城兄弟哈軍工一樣，哈工大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曆了一輪院系拆分南遷的過程。如今的中國至少30所的理工科院校，都流淌着哈工大曾經的血液。

　　兵器、導彈、核工業，是當時的國防科技院校設置的幾大關鍵學科，而另一門大學科——航空，則是一個更為龐大複雜的系統工程。最初由孫中山先生提出的“航空救國”思想，至今仍然深遠地影響着國人。與哈軍工幾乎同期開始創辦的，還有北京、南京建立的兩所航空類專科院校，即後來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航）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南航）。

　　1951年3月，中央對國内大學原有的航空工程系、科作了初步調整：清華大學、北洋大學、西北工學院和廈門大學的航空系，合并成立清華大學航空工程學院；雲南大學航空系并入四川大學航空系；原中央工業專科學校航空科和華北大學航空系合并成立北京工業學院航空系。1952年10月25日，清華大學航空工程學院和四川大學、北京工業學院（現北京理工大學）航空系再次合并，新中國第一所航空航天科技大學-——北京航空學院正式成立，1988年更名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在北京緊鑼密鼓籌辦北航的同時，南京也正在為籌辦南京航空工業專科學校。

　　1951年11月，航空工業局命令在南京511廠成立南京學校建校委員會，開始建校籌備工作，次年6月校名确定為南京航空工業專科學校。1956年4月28日，南京航空工業專科學校升格為南京航空學院，此後陸續接收了蘇州航空工業專科學校分批并入、西工大直升機專業調入南航。1993年，南京航空學院改名為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另一所以航空工業為主要方向的名校，六年後在西安橫空出世。1957年10月，脈源民國時期的西北工學院和西安航空學院在西安合并成立西北工業大學；1970年哈爾濱工程學院航空工程系整體并入，形成了今天的西北工業大學（西工大）。

　　如果說哈工大、西工大是新中國繼承了民國遺産，那麼北理工則是生于延安，根正苗紅的子弟兵。校史的最早記錄，是中央1939年在延安創辦的自然科學研究院，随後同樣經曆了一系列的合并、調整，1952年1月1日正式更名為北京工業學院，即現在的北京理工大學。

　　在雷達、導彈、地面武器等領域培養無數人才的北理工

　　至此，或創立、或改建、或合并，或拆分，形成了今天的“兩航兩理三工”格局——哈工大、哈工程、北航、南航、北理、南理、西工大。這七所直屬于工信部的重點大學，又被人們親切稱呼為“國防七子”。

　　體制與人才：科技的中台 梳理中國國防科技院校的發展線，能清晰看出這些典型的工程技術型院校，都一直在不斷地拆分、合并、調整、重組中發展。

　　頻繁拆組的背後，既帶有強烈的計劃色彩，也是為了不斷适應新的局勢和環境。原高等教育部部長馬叙倫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曾總結1949年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思路：

　　“1952年暑假進行的大規模院系調整，依據前蘇聯高等學校制度，從龐雜紛亂的舊大學中取消院一級，調整出工、農、醫、師範、政法、财經等系科獨立建院或與原有同類學院合并集中，根本上改變了舊的高等學校設置混亂、系科重疊、教學脫離實際的狀況，而使學校系科專業設置成為新型而能有效地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的途徑。”

　　建國後，以錢學森為首的大批海外科學家、留學生回國，帶回了西方國家工程教育經驗，以及技術發展方向的前沿訊息，結合蘇式學科制，形成了中國工程型人才培養體系的雛形。

　　與美國高校的學部制不同，蘇聯模式的學科制實質上是一套極其高效的将人轉化為工具的模式，它能快速将人打造成為知識體系符合具體崗位需求的合格人才。

　　美國隻有軍校，沒有專門的軍工院校，前沿學科散布在各大學。而中國國防科技類院校的設立目标明确方向清晰，就是為國家尖端科技源源地不斷輸送專業人才。

　　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内，事實驗證了這套計劃體制下人才培養模式的有效性。日後活躍在航空、航天、導彈、船舶等重大國防科技戰線的領軍人物，大多畢業于這幾所國防科技院校。

　　這些院校的專業設計，原本就為某一領域的科研人才需求量身定做——未來的賽道，從這些學生們結束高考，走進校園之時就已經劃定。

　　即使同一個名稱的專業，也有不同的研究側重。主管單位和專業方向，決定着國家科研經費的投入，決定着學生畢業後的去處。有網絡流傳的高考報名指南貼戲稱：

　　“同樣是航空航天專業，北航是把人‘送上天’的（研究飛機），北理工是把人‘送上西天’的（研究地空導彈）。”

　　從這些院系畢業的學生，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對口的科研院所，繼續應用工程的研究。例如在航天領域，哈工大的校友圈占據半壁江山。楊利偉在哈爾濱工業大學作報告時曾說：

　　“在我身邊工作的人，從總指揮到工程師，40%以上的人都來自哈工大。”

　　這些原本為國防工業培養的人才，日後一部分在體制内潛心鑽研，成為重大科研項目的骨幹人員。另一部分則在近70年的累積叠代中，随着尖端技術向民端的擴散蔓延，為中國工業帶來了寶貴的工程師紅利。

　　前沿科技的探索，必須由最終産品驗證其正确性和有效性。從科學家提出設想要經曆理論的驗證、工程層面的預研、實現，最後形成完善的工程方案，進入生産制造流程。将理論設計通過工程實現和驗證是一套系統工程，需要多系統多崗位多層面工程師協同完成，直至最終推進落地，這個過程既需要出色的專家來完成頂層設計，亦需要大量執行人才來畫圖、寫代碼、設計電路闆，還需要有工人在車間裡配置參數，完成安裝、生産、調試。

　　這一整套流程，單靠普通工人是不可能完成的，隻有大量素質過硬、分工精細的工程師隊伍，和完善的保障制度一起鑄造出一個強大的中台，才能支撐起整個體系。

　　由于保密的原因，這些院校的相當部分研究成果不能公開。但是半個多世紀以來，這些深藏功與名的國防科技院校，為國家建設輸送了大量具備較高水平，數量龐大、價格卻比國外便宜得多的工程師人才。無論從技術水平，還是從性價比來看，都成為中國工業水平趕超世界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從科研分工上來說，國防科技院校的科研能力主要以武器系統的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為主，科研院所則以具體型号及應用産品研究為導向。曆經多半個世紀、無數個國家重大項目和供需兩端的反複打磨，這些神秘的高校和同樣深藏幕後的科研院所一起，為國防工業體系打造出一個“人才培養——工程實踐——沉澱積累——再培養”的循環系統。

　　從象牙塔裡走出的一屆屆校友，在各自崗位上耕耘奉獻、曆練升遷，在各個科研領域做出傑出貢獻，成果反哺母校，一代代傳承下去，形成一種獨特的校園氣質和精神積澱。

　　開枝散葉：經驗傳承與精神垂範 1970年，40歲的宋文骢離開沈陽，赴成都組建新的殲擊機研究所——沈陽飛機設計研究所成都分所（成都611所，即成飛）。十年後，50歲的宋文骢成為611所副所長兼總設計師。

　　當時的宋文骢不會想到，五年後他在611所破舊的二層木質小樓裡遇到了自己未來的接班人——楊偉。

　　來自何處？師從于誰？與誰同行？這三個問題強烈影響着無數科研人的人生軌迹。

　　宋文骢是哈軍工空軍工程系第三期學員。1960年，30歲的宋文骢畢業後被分配到沈陽601所。一年後，國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沈陽飛機設計研究所）組建，求學期間就參與過“東風113”高速殲擊機項目研發的宋文骢，在新成立的沈飛擔任氣動布局組組長。

　　宋文骢帶領戰術、布局專業組進行了20多種不同平面形狀和參數組合的新機方案設計研究。1964年，宋文骢力主的雙發方案獲批，成為中國第一架自行設計的超聲速殲擊機——殲-8飛機研制成功的關鍵。

　　1969年7月，殲-8飛機試飛成功。其間，宋文骢帶領着組員首創了中國飛機設計第一個氣動布局方案，為了取得精确的氣動數據，論證設計方案的可行性做了無數次風洞試驗，邊試驗、邊分析、邊修改，積累的大量實驗數據為未來研制殲-10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宋文骢的事迹激勵了遠在西安求學的一位年輕小夥。1985年，22歲的楊偉從西工大空氣動力學與飛行力學專業畢業後，分配到了611所，遇到了宋文骢。

　　楊偉在那座二層木質小樓裡見到自己的偶像時，還有幾位副總師同時在場。楊偉毛遂自薦，希望能成為宋總的副手。宋文骢卻笑着說：

　　“年輕人還是先到研究室去，把基礎打打牢，把專業面擴擴好，以後才能做更多更好的工作。”[7]

　　即使是被譽為“天才”的碩士高材生，從大學科的學堂跨入一個全新的大工程團隊，也必須在老專家的帶領下步步為營。

　　楊偉與宋文骢

　　體制内手把手的傳幫帶，後一代從前一代繼承的不僅是圖紙、實驗數據，還有前一代搭好的方法體系和人才隊伍。宋文骢在世時培養出了一支具有先進理念、敢于創新、掌握着先進戰機研發技術和經驗的優秀人才隊伍，這支隊伍後來亦為楊偉所用。

　　2018年，一張合影刷屏朋友圈，這是西北工業大學80周年校慶上，78級5381班的老同學合影，這張合影裡有當年同在西工大飛行力學專業求學的楊偉、唐長紅和趙霞。如今三人分别為殲-20、運-20的總設計師和殲-15常務副總師。三位總師同出一班，其中二位還來自同一宿舍，78級5381班由此被網友贊譽為“撐起中國天空的一個班”。

　　西工大78級5381班

　　這個“史上最牛航空班”看似偶然，但背後卻蘊藏着必然性：

　　一、當時的西工大，幾乎彙集了全國飛行器設計和制造領域最好的教學資源；

　　二、這個專業組建的使命，就是要為未來的中國航空工業培養總體設計人才；

　　三、78級畢業的工程師，如今在按部就班的科研體制内，正值擔當總師的年齡。

　　按照這個節奏，這些總師們帶出的徒弟，也正沿着他們開辟的道路繼續前行，成為他們的下一代接班人。

　　科學的師承關系，在全世界的前沿科技領域，都是一個極具研究價值的人文課題。

　　師承馮·卡門的錢學森，在中國的“兩彈一星”事業中，發掘和培養了孫家棟、王永志等一批傑出的第二代科學家，這些大師們又通過言傳身教，培養出了中國的第三代、第四代航天科學家。如今錢學森工程思想的擴散與影響，已經遠遠超越了航天系統，成為中國科研人才教育的圭臬。

　　技術的傳承，不僅僅是經驗與數據，還有精神、榮譽、榜樣垂範和一種家國情懷。

　　一位擁有龐大科研隊伍的著名企業家，曾經在體制内廣泛搜羅參與過“兩彈一星”的工程師納入麾下。對于這家民營企業來說，參與過重大科研項目的工程師們所能帶來的财富，不僅僅是科研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科研的“血性”。

　　技術的流動，縱向是代際的傳承，橫向是體系間的擴散與傳播。

　　在韬晦年代，這些國防科技院校，默默無聞地為中國科技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培養種子人才。這些人才在進入研究崗位或者高校任教後，将技術和研究能力持續傳承擴散。部分專家随着高校的變遷和人員的流動，将前沿技術的種子撒播到了其它高校，讓它們在更廣闊的天地裡生根發芽、開枝散葉。

　　這種體制内外的傳承與擴散，跨越數代，曆經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積累，最終形成了中國今天的工程師紅利，為中國科技工業積聚了龐大的創新動能。

　　創新與叠代：下一輪紅利 在深圳南山區的高新南九道，深圳大學南校區對面的大片土地上，雲集了數十所理工科高校設立的創新研究院。其中一片扇形地塊上，近年來陸續落成三幢大樓——分别歸屬西工大、北理工和北航。這裡毗鄰騰訊全球總部、百度國際總部、微軟公司、後海總部基地。

　　除此之外，早在2001年，哈工大便率先落戶深圳，與深圳市政府合作創辦深圳研究生院。2018年，哈工程與深圳市政府簽訂合作協議，拟設立哈工程深圳海洋研究院。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在以往年代，這些國防科技院校大多身處内陸腹地，為國防科技事業埋頭奉獻。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它們的鋒芒大多被沿海院校所遮蓋。

　　如今，科技創新進入全新階段，“融合”與“轉化”成為屢屢提及的關鍵詞。這些高校所儲藏的先進技術與創新能量，需要在全新的市場環境中完成釋放。

　　催化這一轉變的，除了政策，還有市場的需求。

　　五六十年代的國防經濟紅利，催生了這批以尖端技術研發為使命的院校誕生。這些耗資、耗時巨大的前沿技術，現在需要釋放到國民經濟中，獲得充分轉化，才能迎來二次機遇。

　　2017年相關部門統計的七校畢業生就業去向，去往國防系統比例最高的為西工大，占44.06%，最低的為北理工，占16.42%

　　1978年6月6日，國務院、中央軍委批發了《關于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科技大學的通知》。此時恰逢《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刊發不到一個月時間。鄧小平同志在籌建國防科技大學時指出：

　　“學校要搞科研，教學科研分不開，隻有把科研工作搞上去了，才能促進教學質量的提高。”[8]

　　與龐大國防工業接軌的科研體系，是這些國防科技院校曾經的立身之本。但是如今，這些學校在走出圍城，推進自我叠代的時候，卻也接踵遇到各種問題：信息封閉不暢、專業學科間條塊分割嚴重、協同創新機制缺失……屢屢成為阻礙它們接駁全球科技鍊條的絆腳石。

　　系鈴人完成了他們那個年代的曆史使命，被永遠載入校史和中國科技史冊。解鈴人仍需繼續前行，為中國科技人才培養體制抛出的下一個方程式尋找最優解。

　　參考文獻：

　　[1] 滕叙兖《陳赓大将與哈軍工》，2008

　　[2] 王潇凡《1953-1960年哈軍工的蘇聯專家結構》

　　[3] 姬文波《20 世紀60 年代國防科技工業系統關于“部院合并”問題的探讨》，2017

　　[4] 滕叙兖《哈軍工傳》，2006

　　[5] 哈軍工、國防科技大學校友網

　　[6] 新華社，韓宇\楊思琪《哈工大“八百壯士”科學報國鑄豐碑》，2019

　　[7] 中國航空報，馬麗元\李昕葳《他是我的“引路人”——楊偉追憶恩師宋文骢》，2016

　　[8] 馬望星《國防科大籌建始末——追憶錢學森》，2018

　　文章内容系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钛禾産業觀察對觀點贊同或支持；轉載請聯系主編授權（ID：taizhub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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