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棄婚姻，隻想要個孩子的她們

2019年9月17日，未婚媽媽魏圓圓與孩子的父親間的撫養權争奪案落幕。在法院發布的調解書中規定：

3歲前，孩子由母親撫養，父親支付撫養費；

3~5歲，幼兒園期間，孩子為雙方共同撫養；

5歲之後，孩子由男方完全撫養，女方支付撫養費。

最終，法院出于為孩子考慮，把孩子18歲撫養權中的大部分判給了擁有學區房的父親，而不是孕育了孩子十個月的母親。

作家葉傾城評論：“女性為生兒育女所付出的成本是一錢不值的，母親的重要性是不被認定的……”

更有網友評論：“貼錢代孕”——孩子最難帶，又不記事的那幾年留給了媽媽，好容易記點事了，就該男人摘果子抱走了。

在網絡上的讨論中，魏圓圓的判決被誇張地描述是一種警示，告訴女性不要以為孩子是生下來的，就該是自己的，因為，生物學上的父親可以随時搶走這個孩子。

一位做赴外試管中介的朋友曾告訴我另外一個故事。

她的一位年近40的職業經理人女客戶，跑去美國做了捐精試管嬰兒和代孕，代孕媽媽已經懷孕5個多月了。有一天，那位氣質清冷幹練的女性忽然咨詢該去哪裡做人工流産。原來，她自己又懷孕了。

接待的人很吃驚，勸她要不要考慮把孩子留下，對方卻堅持做人流。她給出的最重要的原因是，這個孩子有明确的生物學父親，而她與那人已經分手了，不希望有什麼牽扯。

最終，那個媽媽放棄了自己體内自然受孕的那個孩子，因為，一個生活中可及的孩子的生物學上的父親，帶來的麻煩也許比收益更多。

單身女性在中國，并沒有權利使用精子庫，因此很多人赴海外買精生子。她們有時被批評“崇洋媚外”，但鮮少有人注意到，她們在中國面臨的困境。

一個月前，吉林姑娘葉海洋赴美買精生子的故事被拍成了視頻，并被冠以“中國美女CEO砸50萬赴美買精生5國混血女兒，遭網友痛批”的字樣，在網上流傳。

中國的法律規定，單身女性無法利用醫學輔助手段生育子女。這個規則曾經被打破過一次，也發生在吉林。

從1994年開始，幾名收入較高的知識女性向吉林省計生委打電話表達她們的意願：“我們決定一輩子不結婚，但又不想孤單一個人生活，我們非常想要個試管嬰兒！”

一位大學女教師甚至激烈地表示，她的要求如果得不到批準，她将不惜訴諸法律“讨要”自己的生育權。

2002年，吉林省最終修改了《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在第30條中寫入了：“達到法定婚齡決定不再結婚并無子女的婦女，可以采取合法的醫學輔助生育手段生育一個子女。”

此舉在當時曾引起熱議，媒體預言“其産生的沖擊波将會給其他省市帶來不可回避的影響”。

然而，單身女性生育權關注組成員展滢滢後來寫信給吉林省人大代表說，自己作為單身女性，向吉林的4家可以合法實施人工輔助技術的醫院提出申請時，仍然遭到了拒絕，吉林省衛計委宣傳處的工作人員解釋：因為國家不提倡單身主義，所以該條例隻是默默頒布了，并不曾宣傳過，無論醫院是否為單身女性提供輔助生殖技術均不屬于違法。

在魏圓圓的案件中，相關律師解釋，這個調解的結果是考慮了孩子的最大利益，擁有學區房的父親比北漂母親能為孩子創造更好的受教育條件。

很多對葉海洋的批評也提出，父親角色的缺失會不會對孩子的身心發育造成不利影響。

而在吉林計生條例修訂的讨論中，反對者除了擔憂這項合法單身生育的條例會成為“有錢人繞開計劃生育政策的口子”，還聚焦于，讓孩子終身忍受找不到父親的痛苦，是否侵害了孩子的權利？

然而，孩子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單身女性做母親的權利呢？

2019年1月，27歲的單身女孩阿爛在網上公開征精子，她說：“我想經曆懷孕和生産，要親身體驗生養的過程，才能更深刻的體悟生命，更深入的生活……我想要一個孩子，但不想結婚。”

這項招募曾在當時引發了讨論，半年後，當我聯系到阿爛，她提到了自己在衆多應征者中篩選後，有進一步聯系的幾個人。

“他們當中不少人有婚姻和家庭，很清楚地告訴我想再要一個孩子，可以自願放棄撫養權，将來跟這個孩子沒有任何聯系。然而，在中國的法律體系中，這種承諾是沒有意義的。”

“還有一個大學男生，20歲上下，我跟他見了一次面，男孩告訴我，孩子特别小的時候，還在喂奶的時候，他不怎麼會帶，但等孩子大一點，他可以抽時間陪孩子一起玩……”

那次見面後，阿爛和那位男孩再也沒有聯系過，這一次，她向我重申了她最初的訴求：希望國家可以向單身女性開放精子庫。

一個月之前我恰巧得知，我的一位朋友，一個年近40的女文學中年史瑜已經找好了中介公司，即将啟動赴美買精試管的流程。

“累了，我決定放棄尋找那個Mr. Right的努力了”，史瑜告訴我，想明白了尋找伴侶和生育孩子可以單獨解決的那一刻，她覺得全身輕松。

為什麼是她們成為單身媽媽？

在一席的講座中，利用人口數據研究婚姻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助理教授錢嶽問：“大家真的都結婚了嗎？”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錢嶽舉出了30~34歲的中國女性中未婚的比例，1970年，這個比例是1%，到了2010年，全國大概有5%的30~34歲女性未婚，而在北京，這個數據變成驚人的17%。

而在同一幅圖中的韓國，1970年的數據同樣是1%，到了2010年，這個數字變成了30%。在中國台灣，2010年，30~34歲的女性中，未婚比例達到了40%。

“一般來說，29歲以下的中國女性結婚的比率遠高于同齡中國男性……隻有受過大學教育以上的中國女性除外。”錢嶽說。

這位以婚姻為研究對象的女學者目前的狀态是未婚，在講台下接受的采訪中，她不諱言自己也曾苦于父母的“逼婚”。

幾年前，在接受《經濟學人》記者玫瑰（Roseann Lake）的采訪時，錢嶽說，戴過學位帽的中國女性越來越多，她們的婚姻前景卻日益暗淡——29歲以下受過大學以上教育的中國女性在找對象時處于明顯不利地位，一到30歲，她們的不利處境則急劇惡化。

40歲的單身媽媽喵嗚，目前正卷入一場生育保險官司（詳見我們之前的推送《生育保險官司：一個未婚媽媽的餘力》），她提供了另外一個佐證：她小學中學時的同學，大部分女生都結婚了，但她讀MBA的同學們中，單身女性很多。

做過美國之音駐京記者，又拿到過清華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的華裔女孩洪理達寫過一本《剩女時代》（Leftover Women），書中，她憤怒地批評了“剩女”這個“帶有歧視性的用語”。

洪理達認為，因“剩女”而引發的各種媒體報道和社會氛圍，正在迫使女性走入不符合她們心願的婚姻，這構成了“性别不平等現象大規模重現的一部分”。

“剩女”的稱呼同樣曾讓玫瑰困惑，“西方不是沒有這種情況，我們也有一個詞’老處女’（Spinster），但通常至少要35歲之後吧。”

玫瑰在中國訪談了很多人，有大齡女性也有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她寫了一本書叫《單身時代》（Leftover In China）。在書中，玫瑰試圖把今天的大齡單身“剩女”與獨生子女政策所産生的受到良好教育的獨生女聯系起來。

她認為，計生政策為女孩們提供了上大學的機會，讓她們變成了她們想嫁的那個男人，而男孩們未能跟上女孩們的腳步。

女孩們的崛起導緻她們難以找到那個自己想嫁的那個男人，這樣的情況在國際上并非孤例。

《老處女》（Spinster）一書的作者Kate Bolick曾感慨：“沒有什麼東西能像後工業時代一樣，對未能受到高等教育的男人們造成如此大的傷害。”

在2011年寫給《大西洋月刊》的一篇争議性文章中，Bolick說：“去年，女性占據了51.4%的領導性或專業性職位。今天的不僅是大學裡，女性的人數超過了男性，在研究生院，這種情況也出現了，2010年，女人們拿下了約60%的本科和研究生學位，而那些男人們，隻能像從前的女人一樣，隻拿到一個高中學曆。”

Bolick回溯到19世紀，那些做家庭教師的女孩子們也許是第一批可以理想而體面地保持單身的女性。這份職業提供了一份穩定的收入，讓女性可以養活自己，又幫她們找到除了相夫教子之外的社會功能，從而“減輕不婚帶來的恥辱”。

1877年，終生未婚的美國民權運動領袖蘇珊•安東尼做了題為“單身女性家庭”的演說。她預言，在争取性别平等的過程中，必須要經曆一個女性放棄婚姻，可以獨立維持家庭的階段。

今天的時代，學曆、知識以及這背後的能力、财富和經濟地位，徹底地解放了女性。與女孩們的進步相比，男人們與社會的擇偶觀似乎跟不上形勢了。

在2006年出版的《還需要男人嗎？》書中，普利策獎得主Maureen Dowd寫道，“女人們仍然希望找到一個比自己大，又有資源的男人，而男人們仍然在尋找年輕女孩眼中崇拜的目光”。

于是，對于那些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而言，她們遇到了一場“男人緊缺”，如同南北戰争之後男女比例是87.5：100的美國南方，或是打完二戰失去了2000萬男人和600萬女人的俄國。

“她們必須從一堆遊手好閑的懶漢和沾花惹草的花花公子中作出選擇。但這種奇怪的情況同樣孕育了機遇：随着經濟發展，是時候建立新的家庭觀了——是時候結束傳統的，以婚姻作為最高追求的愛情觀了”。

更為雪上加霜的是，新技術出現了，通過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女人們不再需要丈夫才能生孩子了，當然，如果願意，她們也不需要生孩子。

Bolick寫到：到2010年，在美國，“40％的孩子是由單身母親所生……自1976年以來，40歲出頭未生育的婦女比例幾乎翻了一番。一個沒有孩子的單身女性不再自動被認為是一個老處女。”

中國女性的嘗試：買精、試管、凍卵

在中國，單身女性想不依賴男人擁有一個孩子，幾乎全無可能——單身女性無法使用精子庫，無法使用輔助生殖技術，甚至，并不會妨害到孩子擁有父親的權利的凍卵，也是不被允許的。

在我參加過的一家醫院生育力保存中心的記者發布會上，參會者曾很謹慎地向記者解釋，我們不做沒有醫學指征的生育力保存，“沒有凍卵”。

2015年，當西方國家開始熱議高科技公司為女性員工提供“凍卵福利”時，中國女星徐靜蕾的海外凍卵上了新聞頭條，人們才認識到這種可以部分保存女性生育能力的“後悔藥”。

那一年，也是中國二胎全面開放的一年。

律師李珺在2018年寫給國家衛健委的申訴書中寫到：“法律法規實質上給了男性冷凍精子的補救機會，卻沒有給女性開放同樣的機會。這在實質上造成了對女性的性别歧視。”

當我咨詢一位業内人士，為什麼女性“凍卵”遲遲不能合法？對方也很困惑，“也許是怕女性大規模用這項技術推遲生育……畢竟，這法子并不完美”。

2015年，一位美國凍卵醫生接受《紐約時報》記者采訪時介紹：如果正常40歲的女性進行試管嬰兒操作，單次成功率大約隻有5%，但如果在35歲時凍卵，40歲進行試管嬰兒手術，單次成功率就能提升到50%。

即使凍卵，也不能保證百分百的成功，但這項技術确實大幅提升了成功的概率。

4年後，我采訪了一個春節期間剛剛去國外進行過凍卵手術的女孩，她告訴我，“我全身上下沒有紋身，沒騎過摩托車，也不怎麼去夜店”。她想說的是，自己就是個普通的都市女孩，不叛逆，也沒什麼特别的。

我想起，美國人麗貝卡·特雷斯特在《單身女性時代》中曾提到了一位受訪者，凍卵後半年便火速結婚并自然懷孕，于是，我問那位姑娘：凍卵會影響你的擇偶心态嗎？

女孩回答說：幾乎不會，碰見合适的人，該發生的還是會發生。“這（凍卵）就像一種保險，用不上最好，如果一旦發生了，多少還有點兒保障。”

考慮到中國人口老齡化和出生率急劇下降的背景，凍卵與單身女性生育權的問題在網絡上引發的反響往往錯綜複雜，有人評論：“把凍卵、非婚生育的相關政策完善，生育率馬上會有改善”。

然而，因為國家需要而争取到的生育權，是女性的本意嗎？

在一次講座中，日本女性史學家小浜正子曾提到過一個詞——“再生産的政治”，意思是說：決定人們生與不生，以及生幾個孩子的究竟是什麼，是“國家”、“父權制”，還是“女性自己”？

而在寫給女兒的七封家書中，葉海洋寫道：“我30歲，在一個不老也不年輕的年紀裡，我有了你，我自認為現在的我是可以給你一個良好的家庭教育的成熟度，才會選擇去懷孕……女兒，’女子本弱’的年代已經過去了，我不是要求你如男人般生活，而是讓你學會有尊嚴的活，你才有權利，去嫁給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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