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與孔子有什麼關系？有關系，他們有過來往，是師生兼朋友。

老子生于公元前571年，查中國曆史紀年表，這一年是庚寅年，按中國人的生肖，也就是說，老子是屬虎的，“寅”代表老虎，老子小時候又叫“虎兒”。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查中國曆史紀年表，這一年是庚戌年，按中國人的生肖，也就是說，孔子是屬狗的，“戌”代表狗狗，所以，孔子在周遊列國的時候，有人稱他象“喪家之犬”，他不僅沒有不高興，反而笑着說：“然哉，然哉”《史記·孔子世家》。這種“自嘲”不僅僅是一種精神，因為他屬狗，還是很有意思的。

孔子也有道家思想。孔子有道家的悠閑，他也崇尚自然；

老子也有儒家思想。老子有儒家的進取，他也憂國憂民。

别把他們分得那麼清，不要人為地對立儒家與道家。

他們本來就是傳承中華文化，且他們互有影響。并不絕對。

孔子與老子的交往，有人考證有五六次之多。我是相信的。但有四次我絕對相信。

《孔子家語·觀周》記載了孔老的一次交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将往矣！……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苌弘，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宇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矣！及去周，老子送之。

老子臨别贈送了他一段話以後，

孔子曰：

“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大體相同。

史學界對于這一次的孔老相會基本上予以了肯定，考定為公元前518年，周敬王二年，魯昭公二十四年，此年孔子34歲，老子54歲。

這是一次孔子對東周首都洛陽的考察，孔子特别崇敬周公，對洛陽的考察，使他對周公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對周禮有了更深的認識，對樂有了更進一步造就。對思想家老子有了初步的認識。從他那裡得到教益。

我們還可知道，此時的孔子已經開始了他的教書生涯，他已經有了學生。已經走入了“士”的階層。老子對于“禮”，也是很精熟的。否則，他怎麼在周擔任“柱下史”呢。

孔子與老子的交往，在《莊子》中記載得更多了。确記他們來往的有《莊子·天運》：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這個記載有時間：孔子51歲，也即是公元前501年，周敬王19年魯定公9年。有人說，孔子51歲很忙，不會去拜訪老子。從魯至沛路程并不遠，因此這個拜訪是可能的；有地點：南方沛地，也即是今安徽省渦陽縣正殿村。當時的鹿邑并不屬沛地。

也有一些人對此不以為然，說是道家之徒編出來的。孔老之交，不僅僅是道家一家的記載。《孔子家語·觀周》還記載了孔、老的一次交往：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于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于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于辯，聽者亂于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忘也！

漢 劉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說苑·反質篇》也有差不多的記載：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于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于今難行也！老曰：夫說者流于聽，言者亂于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我們看這兩條記載，他們的交往肯定不止以上兩次。這一次來往，應該是在孔子周遊列國以後，或在周遊列國近結束的時候，最後一次拜訪老子，他們才會說這樣的話。

孔子周遊列國結束是在他68歲的時候，此年周敬王36年，魯哀公11年。老子已是88歲高齡了。這一段對話，仔細看來，确象兩位老者對“道”的不能行于世，雖“不可委”，但“不可忘”的深刻的對話。因此，一位寫了書《道德經》，一位整理典籍《六經》。

不過，老子在孔子青年時代，也有一次交往。這次交往就是孔子在巷黨助葬的故事。

《禮記·曾子問》中有四段孔子對曾子說“禮”的話：都是“吾聞諸老聃”。其中一段：

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geng道路），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 ‘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其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dian臨近）患。’吾聞諸老聃雲。”

孔子從年輕的時代就好禮，向老子學禮。古禮中葬禮是很重要的。孔子一生中常為人家行葬禮，包括給他的學生送葬。這次以老子為主，孔子助葬，遇到了日食，老子告訴他怎麼處理。從情況看，地方不會在周都，有人說巷黨是在魯國，這可能。據《中外曆史年表》（翦伯贊主編 1961），公元前535年（夏，四月甲辰日蝕。）與公元前527年有日食，似以前者為妥。因為孔子“吾十有五志于學”，學周禮當是主課。此年孔子17歲。老子37歲。（公元前535年，周景王十年，魯昭公7年。）比較符合兩人的身份。如是公元前527年孔子（25歲）才學周禮，就太遲了。此時他已經開始做老師了。孔子觀周，他在去洛陽之前，說過老子吾師也，他離開洛陽的時候，及去周，老子送之。顯然，他們不是初交，孔子早以認老子為師了，老子也把他當做自己的學生了。

綜上說述，孔子與老子至少是相見過4次，都是有史料可查的：

－535 孔子17歲 在巷黨助葬 老子37歲

－518 孔子34歲 觀周，見老子 老子54歲

－501 孔子51歲 南之沛見老子 老子71歲

－484 孔子68歲 孔子與老子論道 老子88歲

有意思的是，與老子相見時間，孔子的歲數正是17的整數倍。我在整理時也是不經意中發覺的。就是說，每過17年，他們見一次面。或者是孔子有意為之的。因為他是一個很講“禮”而守“信”的人。

老子與孔子，是交往了半個多世紀的老師生，老朋友啊！

以上所引，大多為儒家史料。《莊子》書中，孔、老的交往記載更多，不贅述了。

孔子的臉，總是闆作，口裡總是救國救民的大道理！不是的，這不是孔子。孔子有與道家一樣的自然情懷。茲舉數例，以還孔子真性情。

孔子在50歲以前，他一直在曲阜做教書先生，教學生“六藝”：禮、樂、射、禦、書、數。弟子三千，高徒七十二，在教育上已經很有成就，生活上也很優裕，并沒有參與什麼國家大事。50 歲以後，他在朋友與弟子們的勸說下，才出來從政，先任中都宰，升任小司空，又升任大司寇，并代行過魯相。前後不過三四年。因與當政者不合，辭官不做，帶着弟子周遊列國。

能說明孔子是怎樣一個人的，莫如《論語》了。《論語》中對孔子平時是怎樣過日子的有記載： 《論語·述而》：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孔子閑暇無事之時，他也是很潇灑自在的。過去我們“批孔”時，說他“惶惶不可終日”，那是醜化他，“申申如，夭夭如，”“曲肱而枕之，”這就是八小時以外的孔子形象。

孔子也有他的一個理想，這個理想競與道家驚人的相似。請看：

《論語·先進》：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馑；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點，爾何如？”鼓瑟希，铿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孔子叫他的四位學生各言其志。他對曾皙的志向最為贊同。他的三位學生都說了自己的志向，他問曾皙：“曾點，你怎麼樣？”

曾皙慢慢的停止了琴聲，突然的又重重地劃了一下:铿一聲。放下手中的琴，回答說：

“我和他們三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孔子說：“這有什麼關系呢？不過是各人說各人的志向罷了。”

曾皙說：“在和煦的春天，春天的服裝換上了，與五六個戴着儒冠的人，後面跟着六七個兒童，在沂水中洗澡遊泳，在舞雩這個地方沐浴着春風，彈着琴，唱着歌而回家，是多麼的快樂啊！”

孔夫子非常感歎地說：“我與你曾皙的想法是一樣的呀！”

孔子有這樣的學生，并且與他有相同的想法。這個想法與道家是很相似的。對于大自然充滿着熱愛與熱切的回歸的情懷。

在《論語》中，還有一些話語，表達了孔子的自然情懷：

《論語·述而》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論語·陽貨》有：

夫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何言哉？（有什麼要說的呢？）

《論語·泰伯》有：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隐。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這話與老子的“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論語·公冶長》有：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出世情懷。

他有“發憤忘食”的一面，也有“樂以忘憂”的一面。

他稱自己“我非生而知之者”，他“不語怪、力、亂、神。” （《論語·述而》）等等，都與道家是一樣的。

老子是老頑童，嘻嘻哈哈，混迹于市井！不是的，這不是老子。老子有與儒家一樣的救世情懷。也舉數例，以還老子真面目。

治大國若烹小鮮。

意思是，治理大的國家，要像煎小魚那樣不能多翻動。否則就會搞爛。這是老子的治國思想。主張安定團結，建立和諧社會。

老子指出：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老子57章》) 并警告統治階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老子74章》）

老子還說：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老子75章》）

老子告知統治階級：老百姓沒飯吃了，是因為你們征稅太多了。

老子憂國憂民的情懷，在《老子》一書中，是充分地表現出來的。

我們對比兩家，可以看出，孔老兩家的祖師，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呀！

老子不贊成禮的繁瑣，他也懂禮。孔子要學禮，老子教他，不用奇怪的。他們都是具有廣博知識的當代學者。

我們既不要把他們分别得那麼清，也不要人為地對立儒家與道家。更不要忌諱他們的交往。可以肯定地說，他們有過多次來往。

有些人很忌諱孔老的交往，大可不必。試舉一例。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一套賢哲自述叢書，其中一本書是《孔子答客問》，作者劉修明。以“客問”與孔子的“答問”的表現形式寫成的。

書的第四頁有：

“客問”：“先生受绌于陽虎後生活中有一件事始終是人們所關心的，那就是先生是否曾于魯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左右赴東周京師洛邑問禮于老子。司馬遷對此記載頗詳（《史記·孔子世家》、《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崔述完全否定這一說法，認為司馬遷的記載“皆楊朱之說”，是“托諸老聃以诎孔子”（《洙泗考信錄》）；張恒壽認為即使先生曾問禮老子，那個老子也不一定是著《道德經》的老子（《孔子》）。那麼請問先生，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答問”：“這件事說來話長。簡單地說，我于魯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确實去過東周京師洛邑，主要目的是為查閱周室所藏圖書檔案資料，同時進行學習考察，并沒有問禮于老子。司馬遷作史，向以“愛奇”著稱，他的記載很可能雜有民間傳說的成分。再有，漢代初期黃老之學盛行，司馬遷受黃老之學影響，或者黃老學派篡改司馬遷著作，也未可知。總之，說我問禮老聃的事是不存在的。我講這樣一個事實你就明白了，衆所周知，《莊子》一書常常站在道家立場上任意描寫和改造我的形象，在莊子筆下我簡直成為道家思想的義務宣傳員了。但是，在我是否适周問禮老聃的問題上，他們确沒有任何具體的記載（《莊子·天道》）。如果我真的曾問禮于老聃，那還不知會被他們描寫成什麼樣子呢。蔣伯潛先生就看到了這一點，他說：“莊子，道家也；苟孔子果曾見老子而問禮焉，《莊子》斷無不載之理。”（《諸子通考》）所以錢穆先生也作出“孔子見老聃問禮，不徒其年難定，抑且其地無據，其人無證，其事不信”的結論（《先秦諸子系年》）。這個結論比較接近事實。”

劉修明在剛寫這一本書的時候，信誓旦旦的說：“總之，說我問禮老聃的事是不存在的。”而且将司馬遷的《史記》也做了一番評論，還例舉了蔣伯潛、錢穆列位近代先儒的話。不過，他這本書寫到了第218頁，他忽然明白了什麼，自己與自己打起架來了。請看：

“客問”：“在儒家學派中，先生是其開山者。與此同時或略早，道家也形成宗派，其創始人是老子。關于先生與老子的關系，文獻記載不少，比如象司馬遷的《史記》，還有《莊子》。但是，有些記載或許并不可靠。今天請先生自己來談您與老子的交往和關系，曆史的真相就一清二楚了。您說好嗎？

“答問”：“我與老子的關系，曆來傳說多、事實少。因此一直未能形成大家共同認可的看法。根據司馬遷的記載，我曾于魯昭公十四年（前518年）前往東周京師洛陽，問禮老子（《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史記·孔子世家》）這個說法是不準确的。我前面已經談到，此處不贅。

“魯昭公十四年，我沒有問禮老子，并不說明我與老子就沒有來往。老子是後人的尊稱，再後來也就成了一種俗稱。他本姓李名耳，字聃。人又稱之為老聃。出生于楚苦縣厲鄉曲仁裡。曾做過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因周朝衰落，他辭官而去，隐于民間，“不知所終”（《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著有《道德經》上、下篇。我與老子的來往，始于早年。那時我正發奮自學，老子年長于我，知識也多于我，所以我曾經向他請教過問題。比如，我就曾經協助老子為人料理過喪事，并且從他那裡學到不少有關喪事的種種知識（《禮記·曾子問》）。後來，我對禮儀規矩的精通，其中一部分是得益于老子的。

“我雖然早年曾向老子問禮，但卻沒有一直唯唯諾諾終身對老子執弟子禮。道家後學在攻擊儒學方面用力甚勤，其中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通過編造寓言故事，貶孔丘而尊老聃。《莊子》一書中的《田子方》、《知北遊》、《大宗師》、《天運》諸篇，對此竭盡能事，其中或誇張，或變形，或杜撰，各種手段用盡，無非說明道高于儒。但絕大多數記述是不可信的。實際上，中晚年以後，我與老聃很少有當面接觸的機會。偶有一見，談話内容也多是各自闡發各自的思想。而且，我自而立之年以後，思想傾向大體定型，老子雖一再告誡我要寡欲去私、不與人争強争勝，但我已經對自己的理想堅定不移了。而自從老子辭官歸隐之後，我們之間就失去聯系，再也沒有來往。

“如果用最簡括的話來概括我與老聃之間關系，可以說他于我亦師亦友。早年為師，以後為友，再以後就各奔東西了。”

後面的這些話他又說了：“早年曾向老子問禮”，顯然是與前面“說我問禮老聃的事是不存在的”是相矛盾的。在老莊研究中，一位著者，在幾年或幾個月的寫作時間中間，自己與自己過不去的現象常常看到，前後矛盾，不能自圓其說，為什麼？我認為，是把儒家與道家的關系的對立絕對化了，才會産生這樣的怪現象。

老子活了大概有100多歲，孔子也有古稀之年，他們的社會經曆與思想，在漫長的歲月中不斷的發生變化并逐步定型，不是一生下來就是完整的儒家思想或道家思想，一輩子一層不變的。有些人怎麼也想不通：一位反對“禮”的學者老子，他怎麼可能是講禮的孔子的老師呢？他把曆史凝固在某一天了。因此，有人認為：即使孔子曾問禮老子，那個老子也不一定是著《道德經》的老子。忘記了老子的《道德經》是老子晚年自著的著作，《論語》是孔子去世後他的學生對老師生前的語錄的結集。因此，《道德經》反映的是老子晚年的思想，而《論語》卻反映了孔子的一生。《論語》中的話語，反映的是一個複雜的孔子，正是他的複雜，成就了他是“大成至聖”！他的一套治國理念，雖不能被他當世的那些統治者所接受，卻被漢武帝及其以後的統治者在他的基礎上被改造而接受。他的為人，又成了“萬世師表”！他晚年所整理的《六經》，成了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中必讀的經典，從而傳承了兩千多年的中華文化。

孔子在中華民族曆史上，是會永存的！

同樣，老子也是我們中華民族曆史上的最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他從人類社會與曆史的另一個角度來觀察世界，提出對這個世界的看法，來解決這個世界的矛盾。與孔子具有一樣偉大的救世情懷！

這樣兩位春秋時代當代的傑出人才，他們是師生，是朋友。他們的思想是相對的，又是相輔相成的，互相補充的。他們共同地豐富了中國古代的思想寶庫，為我們留下了不朽的、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産。

孔子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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