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後，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法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曆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确立了儒學正統地位。
2、西漢前期，封建統治者迫于經濟凋弊、民心思治的社會形勢，以退為進，奉行黃老之學為統治思想，試圖達到無為而治。但随着曆史條件的變化，到漢武帝時期開始實行有為政治，統治思想也必然面臨新的抉擇。 漢興以來，除黃老之學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較活躍并有所發展，景武之際的董仲舒便是西漢儒學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賢良對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統治，也應遵循“大一統”的“常經通誼”，而“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因此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董仲舒從理論上闡明尊崇儒學的思想統治原則，受到漢武帝賞識。随後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從而确立了儒學的統治思想地位。
3、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設置儒學五經博士，同時罷免其他諸子博士，把儒學以外的百家之學排斥出官學，史稱“抑黜百家，表彰六經”。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孫弘建議，在長安興辦太學，用儒家經書教育青年子弟，從此儒學成為官辦學校的主體内容。武帝改造選官制度，規定博士弟子成績優異者可任為郎官，吏有通一藝者可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還打破常規起用布衣儒生公孫弘為丞相。
4、這樣随着儒學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與儒學密切結合起來，西漢皇帝诏令和廷議中多稱引儒家理論，司法過程中以《春秋》義例決獄。武帝時遵循儒家思想，舉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曆數等重大禮制活動，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曆史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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