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早在魯國時期，中國漢地即有在特殊日子放生的說法，但持續、廣泛的放生習俗的形成，還是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後。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到佛教放生中具體了解關于放生的曆史吧。

　　放生習俗的淵源

　　先秦時期，孔子以舜為好塵榜樣，強調環境保護；孟子則強調恻隐之心，并以仁義思想啟發梁惠王，《呂氏春秋·異用》、《列子·說符》等已經開創戒殺放塵的風氣。佛教傳入漢地後，昙無谶譯《金光明最勝王經·流水長者子品》為佛教放生提供了理論依據。

　　商湯之所以讨伐成功，除了擅用萬物之外，更懂得珍惜生靈，不讓一切生命被趕盡殺絕，其治國所行仁愛之風，山“成湯解網”事迹可見一斑。《呂氏春秋·異用》記載：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纡。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成湯仁民愛物，強調放塵為上合天心，下順民意，仁君不忍見獵人四面布網，有違上天好生之德，于是去除三面，僅存一面：并更改祝禱詞，化殺戾氣為和祥之氣，表現了統治者若行放生将比殺塵較易獲得民心。

　　“成湯解網”對後世影響很大，明代蓮池《戒殺放塵文》仍然引用其故事。《列子·說符篇》記載了“周簡子正旦放生”的故事：

　　邯鄲之民，以正月元旦獻鸠于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由此可知，邯鄲在春秋時代已經出現專門捕魚鳥以供放生的風俗，但是民間放生主要是表示對生靈的恩惠，先捕生靈然後再放之，則功過難以相抵。當時，周簡子聽衆門客勸導，将“捕物放生”的作法改為“禁民捕捉”，這是中國禁止屠釣的早期記載。

　　宋以前的放生活動

　　南北朝以來，放塵習俗逐漸流行。北魏獻文帝下敕，勿用牲畜祭祀天地宗社，每年活七萬五千牲畜的性命。北齊文宣帝實踐佛教的慈悲教法，積極斷絕肉食。天保七年(556)五月，文宣帝認為肉食是違反慈悲，故不食肉。天保八年(557)四月庚午頒诏禁取蝦、蟹、蛤、蚬等，隻準捕魚；同月乙酉，不論公私禁絕以鷹、鵄獵狩。天保九年(558)二月下诏，限令在陰曆十一月和一月準許燒野，此外一律不準用火。

　　梁武帝撰寫《斷酒肉文》，下敕以蔬果為宗廟祭祀用品。而且，梁武帝造十三無盡藏，實踐放生與布施二科。蕭子顯《禦講摩诃般若經序》說：别敕至到張文體，日往屠肆命切鼎俎，即時救贖濟免億數，以此為常。文休者先為運吏，辄散運米與貧民，應入大辟，上愍其一分，恻然不許。非唯赦其重奉，乃加以至到之目，既非憑暖之市義，又無汲黯之請罪。人微宥重，過于昔時。文休既荷嘉貸，未嘗暫怠，日中或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飛，擊鼓揚幢，負擔馳逐，家禽野獸殚，四生之品，無不放舍焉。是時朝臣至于民庶，并各随喜。

　　梁武帝命令張文休每天去屠宰場，買下即将被殺的生物，然後放生。王公貴族以及市民受梁武帝的影響，積極參與、推廣放生。

　　梁元帝(55l—554在位)下诏建立放生亭，并且撰寫《荊州放塵亭碑》：

　　魚從流水，本在桃花之源；龍處大林，恒撚浮雲之路。豈謂陵陽垂釣，失雲失水；莊子懸竿，吞鈎天餌。雖複元龜夜夢，終見取于宋王；朱鹭晨飛，尚張羅于漢後。譬如黃雀伺蟬，不知随彈應至；青鶴逐兔，讵識杠鼎方前。北海之食，鹦鹉未始，非人西王之使傳信，誰雲賤鳥。故知魚鳥之觀，俱在好生。欲使金床之膈更返，街陽之侶，雪山之鹿，不充食萍之宴。

　　梁元帝将古人好生的典故重新整理诠釋，顯出他懷仁心以治天下，廣收教化民心之功效；陳宣帝太建十三年(581)，智颢勸請陳宣帝下诏禁止采捕。智颉目睹民衆以捕魚網罟相連四百多裡，于是購買江海彎典型段為放生池：并且為漁民講《金光明經》，漁民聞法改行轉業，好生從善，并獻臨海江滬溪梁六十三所，達三四百餘裡，為放生池，徐陵樹碑闡明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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