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育意願持續走低的當下,懷孕、生育是一部分女性避之不及的話題。
但在低生育率的背後,還有一部分女性的處境截然相反——她們正在經受想生而生不出的隐痛。
這部分女性期盼着孩子的到來,但腹中胎兒,卻在某天突然定格在了發育過程中,停止生長,不得不被流産。
胚胎停育(下簡稱“胎停”),在臨床上愈加多見。
在女性用戶較多的生活方式平台“小紅書”APP上,搜“胎停”二字,分享的筆記有5萬條之多,條條觸目驚心。
有的女性“毫無征兆地”突然胎停;有的女性經曆過數次胎停,在家人每次都說“再試一次”後,陷入崩潰;有的女性在懷孕7個月時遭遇胎停,她說“7個月等待當媽媽的日子,最後等來的卻是‘空月子’”;甚至,有的女性,整理出了一份“胎停自救指南”……
今年春天,一位有着作家和博主雙重身份的女性傅真,出版了一本小說《斑馬》。書中的故事來自傅真7年前的親身經曆——在2012到2014年,她經曆了三次懷孕胎停,做過四次清宮手術,還經曆了一次葡萄胎。
在接受《人物》專訪時,傅真說:開始會覺得胎停是小概率事件,好像不知道它會靜靜地發生,或者說停就停。第一次胎停後,以為壞運氣已經用盡了。但到了第二次懷孕,結果卻更糟。
渴望生育的女性,遭遇胎停,患上心理創傷,一遍遍地責備自己,是不是哪裡做錯了。
她們自救、互救,去求助醫生。
到了婦産科醫生的診室裡,胎停卻像是一個無解的時代難題。
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産醫院裡,計劃生育科主任陳素文在臨床感受到30年的變化。30年前,來做流産的患者,是主動要求流産,往往是“這個孩子沒問題,但我不要了”。但現在不同,更多女性因醫療原因,必須來進行流産手術。胎停育的患者在流産手術總量中的占比,不斷上升。
“尤其近幾年,在流産手術的占比裡,胎停育的病人能達到1/4,甚至更多。”這就是說,做流産手術的4個女性裡,有1個是因為想要卻要不了。
臨床上的案例越來越多後,醫生們開始尋找原因。但至今,依舊難以尋找到一個确切的答案。
“20歲到30歲,我胎停流産了11次”清清幾乎受盡了一個胎停女性可能會遭遇的所有折磨。
“如果我又胎停了,你會和我離婚嗎?”這個問題清清一共問過現任丈夫7次。
在20歲~30歲,這個最具生育優勢的年齡段,清清共胎停、流産了11次。她四處求醫問藥,嘗遍各種療法,但胎兒總活不過50天。那些未曾來到世界上的胎兒,隻長出了一具空囊,沒有胎芽,也沒有胎心。
胎停開始的毫無預兆。
那是近10年前,清清20歲,認識了第一任丈夫。按照婆家的要求,雙方需要先訂婚,直到生了孩子,才能完婚。訂婚後的兩年多裡,她共胎停了4次,反反複複跑縣醫院,開中藥調理、吃黃體酮保胎,但一直沒能順利生産。婆家很不滿,逼着她退了婚。
經受過4次胎停手術後,被抛棄的焦慮感,難以抑制地吞噬着她。清清很怕自己因無法生育,再也無法組建家庭。清清辭掉了之前的工作,靠打工3年攢了20萬看病。但花光了錢,依然找不出病因。
24歲時,清清遇到了現任丈夫。
“我不敢告訴他自己的秘密。婚後第5次胎停時,他以為我是第一次。”清清背負着巨大的心理壓力,跑到省會城市看病。醫生懷疑是免疫系統的問題,推薦她做療程21天的封閉抗體免疫治療。
由于丈夫攜帶乙肝,具有傳染性,治療需要從第三方男性的血液中提取白細胞,注射進清清的手臂裡。她全程請人參與治療,包工資、請吃飯,花掉大筆錢,但依舊不成功。
那時,清清已經經曆了10次胎停。
生活就像進入了無解的循環——懷孕、欣喜、胎停、手術、絕望——整整10次。每次聽完醫生宣判胎停的結果,清清都會心裡一沉,墜入無限的黑暗。
絕望的心情一次次累積,敏感、焦慮成了條件反射。
“這些年來,我每次檢查還沒進診室,心髒就狂跳不止,做B超時剛躺到床上雙腿就會發抖。但凡聽到醫生歎氣,就忍不住開始哭。我害怕自己又一次胎停,感覺心裡裝了好多東西,已經裝不下了。”清清告訴八點健聞。
2017年,清清決定到上海看病。她找到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生殖免疫科主任鮑時華,這時她才知道自己有抗磷脂綜合征這個聽起來很陌生的疾病,但第11次懷孕,還是失敗。
抗磷脂綜合征是一種自身免疫性疾病,是頻繁胎停、習慣性流産的患者比較明确的病因之一,是清清11次遲遲無法根治的症結所在,因為抗磷脂綜合征即便經過臨床正規的治療,它的成功率也隻能達到80%左右。
直到2019年11月,第12次懷孕的清清躺在B超室,内心麻木。醫生拿着探頭在她的肚子上畫圈。突然,醫生說看到了胎心。
清清不敢相信。反複确認後,她激動不已,跑到醫院的角落裡嚎啕大哭。她心想,這一次無論發生什麼,都要把這個孩子生下來。
為了定期檢查,清清獨自一人搬進醫院附近的出租屋,每周去做3次B超,自己買了一台胎心監測儀。但自己買的機器沒有醫院的好,很難辨别胎心,“恨不得買個B超機,天天背身上給孩子檢測”。
孕期25 5周時,胎兒又被查出臍血流缺失。清清跑了上海3家大醫院,醫生都建議她流産,因為可能不出一周,胎兒就要停止發育。但清清意志堅決,最終,在醫生的嚴密監護下又勉強保胎了一個月。
胎兒到34周,發育嚴重遲緩,最後醫生決定為清清緊急剖腹産。女兒出生後雖然體型很小,體重隻有840克,但相對來說比較健康,出乎所有人的預料。
10多年來,清清前前後後一共花了70萬,“吃過的藥能用麻袋裝”。
清清的女兒出生之後,鮑時華醫生為她取名“千帆”。鮑時華對清清說,“你的肚皮将近挨了一千多針,經曆千難萬苦,終于把孩子生了出來,希望她今後能一帆風順”。
停不下來的胎停門診清清的遭遇并非孤例。
多位臨床醫生向八點健聞反映,這些年胎停出現得越來越多。
被稱為“胚胎停育”的壞消息,大多發生在孕早期(孕12周之内)。胚胎生長到一定階段後,停止了正常的發育。對醫生來說,如果妊娠物能順利地從體内排出,就成為了自然流産,如果滞留在體内,就還需借助人工的手段排出。
事實上,嚴格來說“胎停”并非一種診斷,而是自然流産過程中的一種階段性表現。
原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院長段濤告訴八點健聞,所謂的“胎停”更多源于影像學的診斷:在胎兒發育過程中,有胚囊卻沒胚芽,或有了胚芽沒胎心,以及有了胎心卻停止生長。在臨床上,胎停沒有腹痛或陰道流血等任何症狀或體征,它既不是先兆流産,也不是稽留流産,更不是難免流産,無法分類到現有的流産的診斷中,于是就出現了這個教科書上不存在的“胎停”。
到了現實中,這意味着,一部分胎停、自然流産會發生在院外,另一部分則被計入醫院的流産人數中。
由于定義的模糊,胎停的數字難以統計。目前,胎停仍沒有國家層面的官方數據。
盡管沒有國家範圍的統計,但很多婦産科醫生已經敏銳地覺察到,曆年來胎停病例數量有加速趨勢。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産醫院計劃生育科主任陳素文對此深有感觸。僅在上周五(6月17日),陳素文進行流産手術的40位患者中,就有14位是胎停。
她告訴八點健聞,30多年前自己剛畢業參加工作時,胎停的病例特别少,一年隻有個位數,大家都将其當作特殊病例來讨論學習。但最近十幾年,胎停的病例顯著增多。
陳素文認為,胎停的趨勢越來越嚴峻。其所在的計劃生育科,這些年工作重點發生轉移,從“控制人口”變成了“解決生不了孩子的問題”,胎停育成為科室重點攻關的項目。3年前,醫院甚至專門開設了胎停育專病門診。
“2016年,國家頒布了二胎政策。2017年,國家衛生計生委和北京市衛生計生委的領導到我們醫院做調研時詢問,為什麼預計的出生人數和實際的出生人數間有比較大的缺口。我根據臨床的情況告訴他,因為很大一部分胎兒在肚子裡就夭折了,我們這裡接診過相當一部分胎停的患者。”陳素文說。
上海市計劃生育專家組成員、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主任醫師方愛華告訴八點健聞,因存在院外自然流産等情況,胎停的數據較難統計。她和團隊統計了醫院住院患者中存在胎停的病例數,結果發現,2017~2019年相較于2014~2016年,數據增長了27.6%。
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生殖免疫科主任鮑時華告訴八點健聞,自己臨床上遇到胎停超過10次的患者非常多,甚至有胎停高達17次的患者。她們輾轉多地求醫,甚至不停地嘗試試管嬰兒,從黑發做到白發,但一些人還是無法生育。
為何胎停?原因撲朔迷離發生在個體身上頻繁的胎停,背後折射出的是胎停原因的不可捉摸,以及無從預防的困境。
不确定地發生,不清晰的誘因,不明确的原由——這些,無一不讓遭遇胎停的女性感到絕望。
甚至有遭遇胎停的女性反問:為什麼精心呵護、規律作息,但不幸的人還是我?
“小紅書”App上,胎停的女性分享自己的經曆,很多人用“毫無征兆”、“倒黴”等字眼形容那場毫無準備的意外。
在臨床上,困境也是如此。胎停發病機制不清,尚未有定論。
近年來,不斷有醫療研究團隊試圖解開胎停的謎題。
《中國生育健康雜志》2021年發布的一項綜述研究指出,近年來胎停的發病率逐年升高。胎停的發病機制除了已知的遺傳因素、内分泌異常、感染因素、免疫因素、易栓因素之外,仍有50%左右的不可知因素,臨床上沒有非常明确的、較好的預防和治療方法。
胚胎本身的缺陷、發育環境(生殖系統)的問題、甚至空氣污染、職業壓力,都可能成為胎停的誘因。
鮑時華告訴八點健聞,臨床醫生對胎停的認知和觀念,其實也在不斷變化。
“10多年前,大多數醫生會将胎停判斷為胚胎異常導緻,認為胚胎優勝劣汰是導緻流産的主要原因,”鮑時華說,“但自2010年我們醫院設立了‘習慣性流産’專病門診之後,近五年來其他醫院類似的複發性流産專病門診也逐漸增多。醫生們逐漸意識到,對于頻繁胎停、習慣性流産來說,胚胎優勝劣汰僅是流産原因之一,患者自身也可能存在其他緻病因素,例如免疫、内分泌、易栓、感染等。”
但可以确定的是,女性生育年齡越大,胎停的發生率就越高。醫學上将超過35歲以上的女性懷孕,在産檢時會被定義為高危妊娠。
上海市計劃生育技術指導所原所長程利南告訴八點健聞,胎停的原因非常複雜,但随着女性生育年齡越大,卵子質量下降,其他疾病增加,胎停的發生率會升高。
“45歲以上的高齡孕婦,基本上有一半妊娠會發生流産。”
據上海衛生健康委統計,2020年上海市戶籍人口女性平均初育年齡30.73歲。根據2015年中國的小普查數據,25年來,我國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增長至26.3歲。而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齡應該為25歲到30歲之間。
而在我國,目前女性生育年齡的現狀是,一胎生育的女性,年齡在推後;與此同時,二孩、三孩政策的放開,高齡産婦的數量也随之增加。
當這些育兒女性,彙聚到臨床時,不可避免地表現為胎停人數的增多。
陳素文留意到,二孩、三孩的政策放開後,再婚家庭、失獨家庭中越來越多的高齡産婦前來就診。但不少孕婦覺得,自己既然成功生了第一胎,之後的孕産也會理所應當地順利,繼而忽視了前期的篩查,導緻胎兒因遺傳因素停育。
“其實,國家的生育策略近些年發生了很大變化。”北京和睦家醫院産科主任于莎莎告訴八點健聞,目前不提倡晚婚晚育,公衆的觀念也要随之改變,趁年輕抓緊生育,這樣胎停的風險會比較低。
段濤則認為,近些年影像學、試管嬰兒等技術的催生下,各種篩查診斷的時間越來越提前,顆粒度越來越細。篩查範圍的擴大讓更多胎停變得可見,統計口徑變寬也是胎停增多的原因。
胎停背後的生育焦慮沒有動靜的肚子,打破了女性對生育的想象。
在遭遇胎停後,很多女性突然意識到:胚胎停育,是自己無法控制的一件事。
傅真在小說《斑馬》中寫道:曾幾何時,她确信自己的一切夢想——出國讀書、律師執照、幸福婚姻、嶄新而重要的生活——都一定會在某處乖乖地等着她,就像一條訓練有素的狗在等待着它的主人。
然而,胎停打亂了這設想的一切。胎停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不正常的女人”。
在接受采訪時,傅真說,不育的恥感是廣泛存在的,懷孕涉及到性、子宮,它本身就是一個禁忌,很難談論。同時,社會還建構了這樣一種形象——不育,就代表着你沒辦法做到别人都能做到的事情。
胎停發生後,女性面臨的壓力,不僅有無法生育的危機感,還有對婚姻分崩離析的恐懼。
鮑時華告訴八點健聞,常常有患者焦慮地對她說,“主任,這是我最後一次懷孕機會了,求求您一定要幫我保胎,如果這次保胎失敗了,我的婚姻就結束了。”
鮑時華還遇到過精神極度焦慮的一位孕婦,她胎停過3次,第4次懷孕時極度緊張,經常健忘,甚至連自己家在哪裡都記不起來。在鮑醫生的建議下這位孕媽在丈夫的陪同下,前往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接受了專業心理醫生的診治,結果診斷出有抑郁症,需要在婦産科和心理科同時接受治療。
《中國計劃生育學雜志》2016年的一份研究指出,胎停母親除對丢失孩子的悲痛和哀悼外,在未來的妊娠過程中還會産生心理後遺症,如抑郁症、創傷後應激障礙、焦慮以及母嬰依戀的副反應等,對父親也會産生負面影響。
而不明原因的胎停,尤其會導緻夫婦對妊娠産生恐懼心理。
在傅真看來,婦産醫院應該配備心理醫生,無論懷孕時還是産後,都應該有心理醫生,給孕婦、産婦和胎停的女性,提供心理咨詢。
從更宏觀的維度上來說,女性遭遇胎停後,除了生育焦慮,背後更強烈的社會焦慮,與如今的社會觀念也有關系。
在段濤看來,現代社會越來越急躁,時間和空間極度壓縮折疊,大家普遍失去耐心,不能容忍任何的延遲,連不孕不育的診斷也從2年縮短到1年。
“統計口徑變寬,大部分原本自然的胎停被視作異常,也會使女性對胎停過度的焦慮和擔憂。”段濤說。
(清清為化名)
史晨瑾|撰稿
李琳丨責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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