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玄墨/整理

【編者按】

被《紐約時報》盛譽為“數學皇帝”的丘成桐的人生曆程：8歲，學業成績平平；14歲，立志支撐家庭、投身學術；20歲，遠渡重洋求學；22歲，獲得數學博士學位；27歲，破解頂級數學難題卡拉比猜想，震動世界；30歲，成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終身教授；33歲，成為“數學界的諾貝爾獎”菲爾茲獎首位獲華人得主；38歲，接受哈佛大學的第三次的邀請成為哈佛教授。

3月30日下午，《我的幾何人生：丘成桐自傳》新書發布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譯林出版社、清華大學丘成桐數學科學中心聯合主辦。該書是丘成桐的唯一自傳，講述了他由中國鄉村的清苦少年成長為舉世矚目的頂級數學家的勵志故事，近日由譯林出版社出版。

著名數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楊樂，清華大學副校長彭剛，東南大學副校長吳剛，江蘇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總編輯徐海，泰康保險集團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陳東升, 陽光媒體集團董事長楊瀾圍繞丘成桐的經曆以及科學家的性情與思維方式進行了讨論。

澎湃新聞經譯林出版社授權，摘發活動速記稿部分内容，小标題由整理者所拟。

活動現場

丘成桐：學問的真和美在我看來是最重要的

這本書大概在五年前我就開始考慮要寫，因為我比較忙，所以找了一位美國朋友一同合作。這位朋友跟我合作很多次了，他也很懂得我的想法。為什麼找他寫？我在美國50多年了，從1969年去美國到現在。在美國的今天也值得回憶一下，也可以給我們中國的讀者看看我一輩子在美國的經曆跟情懷。

首先，假如我不到美國去學習，我就成不了一個好的數學家，所以我對美國的教育還是非常感謝的，這是第一點。

但是從去美國到今天，我始終關懷中國的同胞。我生長在一個很愛國家的家庭裡，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父親，在香港撫養我們的時候，每時每刻都想給祖國做些事，所以我受到了他的影響。我父親在香港那段時間主要是學哲學的，我受到他的影響很大，有些心情在英文裡面沒法表達，在中文裡面比較容易表達。

除了我父親很愛國以外，我父親跟母親一輩子真誠待人，無論窮人、富人，或者不同思想的朋友，或者艱苦的朋友。

我到今天還是很感謝這些很窮的朋友。在我父親去世的時候，我家遇到很大的困難，我母親周圍的朋友都來幫忙，所以中國的老百姓是很可愛，同時很忠誠的，我們能夠互相幫忙。

所以我在想自己無論在什麼場合，都要記得這些很用功、很勤勞的老百姓，我也願意幫他們。我記得當時有個堂哥從内地到香港，我父親還出錢送他去讀書，我母親不是很高興，因為我們自己也沒有錢，但是我父親還是要讓他能夠讀書。

我做所有的事都是真誠地為學生、為朋友。我覺得生活最大的愉悅并不是物質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我有很多朋友，包括陳東升董事長就替我幫忙做中學生競賽的事情，也培養了很多年輕的小孩子；之後做大學生競賽也培養了很多優秀的大學生。我看到他們成長，個人覺得是很高興的事。

在香港的時候，我們家受到殖民者的統治，我覺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對國家還是很重視的。沒有好的科學，沒有好的學問，國家始終興旺不起來，所以我花了很多功夫，培養我們的學生。但到了美國以後，我看到了不同的景象。看到美國的朋友為了學問，為了大自然的奧秘，為了第一流學問的争取，他們勇于去追尋學問的态度，讓我很感動。我總是覺得我們國内沒有他們這種精神，所以我還是很希望将他們追求真理，追求美的赤子之心帶到國内來。雖然有相當大的困難，但是慢慢在改進。

這幾年來我看出中學生與小學生比以前進步多了，我們最近為了培養年輕人，由中央批準我們引進一批第一流的中學生考試，外國學生的成績比國内的學生相差很遠。我看到中國将來科技的成長是有很大的前景。

但我隻講是前景，因為要成為一個科技大國，甚至科學大國，這隻是第一步。所以這是百年計劃，從現在開始，要十年功夫才能夠同世界最強的國家——美國比較，所以我希望接下來十年能夠将我們的基礎學問提升上去，成為世界的強國。

丘成桐

我在香港長大，我對于國内所有的學問都有興趣，誰好誰不好對我都不重要，我看重的是學問。學問的真和學問的美在我看來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很坦誠，誰對學問能夠有貢獻，我就把他當作好朋友，願意無限度地支持他。我是從學問的真跟美出發的，不是從權力或者金錢的方向來看的。

我希望國内科研院也好，大學也好，都是從這個觀點來看學問。這樣的話，我們無論教育還是做研究，很快就能成為第一流。但這并不是容易的事，要改變學術界的思想并不容易。但是這十多年來的努力，我想并沒有浪費。在政府的領導下，做的比我想象的成功得多。

我也跟很多朋友講，我們中國走的路，在小的地方有很多的錯誤，但在中央的領導下，大的方向沒有走錯，這是很重要的。在美國，差不多每一個小地方都很完美，但是大方向其實走錯了，這是很重要的不同。我想我們自己應當努力向前，不要在小事情上抱怨。之前我到中國來，一個學者就抱怨沒有經費，但是現在我看不出誰有經費的問題，隻要能夠做研究都有經費。這中間也就不過七八年的功夫，我覺得這方面進步已經很大。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刻，是中國從一個科技上相對來講比較落後的國家，轉變成一個領導全世界科學的重要時刻。但是這個重要的時刻在基本科學上一定要完成使命，需要靠“老實”和誠實的思想來完成的，不能急功近利，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有很多企業的朋友，他們都很幫忙，但是有錢賺對他們來說是比較重要的，這也是他們成功的一個原因。可是我們在基礎科學上要成功，一定要沉得住氣，一步一步地走。

所以我跟中央講，給我十年的功夫，讓數學這個基礎科學能夠跟美國并駕齊驅。

我想隻要努力的話，大概要花二三十年。我希望在十年内完成，同時我希望這個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讓不會走冤枉路。

我走過的路有一段時間很艱苦，但我很愉快。這幾十年來我做學問遇到過很多困難，但是并沒有不愉快過。學問上會遇到很多煩惱的事情，但能夠取得現在這樣的成果，我覺得很滿意，雖然很多地方還不盡人意。我覺得滿足，是因為我對學問的追随是我自己努力完成的，我的成功是靠自己努力得到的，這點很重要。我希望我這本書能夠告訴年輕的學者，努力是有代價的，但也能帶給大家很好的效果。

彭剛：丘成桐把全部精力都用來做自己認為最有價值的事情

剛才我在下面座位上坐着的時候，想起十幾年前，我在哈佛訪學的時候，有一位清華數學系的同事。有一天晚上我們在哈佛的校園裡面遊蕩，他就指着一棟樓的某一個房間說，那是丘先生的辦公室。然後他告訴我說，他比我聰明無數倍，還比我勤奮很多倍，這樣的人你能夠不崇敬他嗎？他要沒有那麼偉大的成就才奇怪呢。

他又告訴我，他到了哈佛數學系進修之後，丘先生注意到這個來自清華的學者很認真、很努力，就專門找他，請他吃飯，問他做些什麼研究，告訴他該去找誰，該跟誰讨論什麼，該上什麼課。

十多年前的故事我記憶猶新，後來丘先生回國越來越頻繁，對清華、對中國的數學學科的發展和人才的培養做了很多事。我本人也有幸在日常的工作當中和丘先生有了越來越多的接觸，所以看丘先生的傳記我也覺得特别親切。我自己非常喜歡看各種各樣的傳記，丘先生這本傳記涉及到數學的部分讓我感覺像一個文盲，因為我是一個文科背景的教授，我的數學知識基本上全部停留在高中二年級的水平，可是這本書深深吸引了我。丘先生的生活經曆，一個卓越科學家在年輕的時候立下的志向，他選擇那麼困難題目的時候所具有的勇氣。他攀登到了智慧頂峰的知識，那樣巨大的曆練，讓我們頂多站在半山腰，但是我們也能夠通過他的眼睛來遙想山頂上的風景。

數學家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丘先生的生活裡面也有很豐富的内容，他自己有豐富的學養，有複雜、豐富的人生際遇，這一切都讓我們感到特别的真切。最近丘先生在清華啟動對于優秀數學人才的培養工作，希望在他的領導組織下，能夠有一批中國和世界最頂尖的數學家，在中國的本土培養最優秀的孩子，讓他們将來能夠成為全球數學界的領軍人物。

丘先生的傳記裡面有很多讓我看了以後覺得非常有趣的東西。昨天晚上正好和丘先生有機會碰面，我就給他開玩笑說，“我終于發現了您的一個弱點”。他問是什麼樣的弱點，我說您做飯的水平實在不怎麼樣。因為丘先生的傳記裡談到，他早年在美國求學的時候，跟别個人合住一個房間，大家要分攤做飯的任務，後來丘先生成功把他的室友們吓跑了，因為他做飯最後的效果實在不好。讓不僅想要生存下來，還希望生活質量高一點的室友覺得這不成。可是丘先生告訴我說，那個時候他有一個原則，從冰箱裡面拿出菜，做好飯吃完最後把用具清洗幹淨，不要超過半個小時。這當然隻有數學家非常精密的計算才能夠把這麼複雜的工作在半個小時内完成，所以能夠做熟已經非常不容易。

可是我也從日常生活當中接觸到的種種細節能夠想象得到，把時間安排做到了極緻，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來做自己認為最有價值的事情，這的确是丘先生留給我的一個特别深刻的印象。

楊樂：《我的幾何人生：丘成桐自傳》是一本非常勵志的書

丘先生的《我的幾何人生》，是一本對于中國的年輕人，比如說從在校的中學生和大學生，以至研究生，都非常勵志的書。因為大家看到，丘成桐先生還在襁褓之中就随家庭到了香港，那時條件應該說是非常差的，甚至于就以當時内地的标準來衡量的話，也是非常差的生活條件和學習條件。

《我的幾何人生：丘成桐自傳》

可是丘成桐先生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間成長起來，我覺得很多地方是非常感人的，雖然條件這樣差，但是丘先生在他父母親當時的教導之下，無形中受到了很多很好的教育。特别他對他父親和學生談論文、史、經濟、哲學這些話題，雖然還似懂非懂，但仍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且給他這方面打下了很好的根底。從這本書中也可以看到，他在14歲的時候遭遇了人生非常大的挫折，以至于他的親舅舅建議他不要再讀書了，去謀生。但是他的母親有非常頑強的意志，堅持按照他父親的意願來培育丘先生以及其他孩子。

所以這是一本非常勵志的書，而同時丘先生很早表現出他在數學方面的才能，以至于在高中階段，他就可以自己來謀生，并且适當補貼家庭。到了大學階段更是這樣。他的才能得到很好的發揮，最終得到了當時伯克利年輕博士的青睐，給他很大的支持，從而他最終能夠赴美國深造。

從1966年他進入香港中文大學，到1976年的十年時間裡，他已經成為世界著名的數學家。這本書中有詳細的論述，叙述他剛到美國時候的情況，他的求學到他怎麼抓住卡拉比猜想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這中間有非常多的反複。

他能夠有這樣的成就，一是因為他有非常遠大的志向，準備在數學上有非常大的造詣。而是因為他堅持不懈。他自己過去常常口頭上說“屢敗屢戰”，我覺得這種精神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丘先生目标中的這種重大的研究課題，不可能一下子成功，必定要經過很多的挫折和困難。王國維先生說的那三種境界在丘先生的書裡頭寫得非常清楚。

1978年國際數學家大會，丘先生在赫爾辛基做了一小時演講，很受大家的歡迎。才隔了一年，到1979年，我在美國做訪問的時候，比如說在普林斯頓，他們就認為丘先生是下一屆菲爾茲獎的獲獎人，把丘先生稱為super star。丘先生剛才提到我們現在正在非常關鍵的時刻，可以說完成了第一階段的任務，經濟有了很好的發展。但是現在我們又面臨着更高的目标，對科技、對人才有更強的要求。我相信丘先生這本書出來以後，對廣大青年是很好的鼓勵。

楊瀾：丘教授很多治學方法對各行各業有很大的啟發

站在這是比較忐忑的，因為我既不懂數學，也可能跟這個圈子沒有特别大的關系。剛才陳東升講了三個故事，我也爆三個料。

我做人物專訪的20多年當中，曾有幸采訪過丘教授兩次，一次是在1999年，另一次是在2019年，時隔20年。這兩次采訪都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我當時就對同事說丘教授真是耿直不韪，不太會繞圈子。他講的話給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因為真實，發自肺腑。

1999年我采訪丘成桐教授的時候，曾問他現在中國數學研究的水平在世界上處于什麼樣的地位。丘教授說：“這麼說吧，20年後，他們能夠明白我現在在做什麼。”我說真敢講，不知道這句話會得罪多少人嗎，我不知道楊樂院士那時候有沒有被得罪，不過真正的科學家是虛懷若谷，是容得下批評意見的。但當時對一個年輕的媒體人來說，我覺得這個丘教授真敢講話。所以20年之後，我一定要再來會會他。

第二次采訪是在清華大學丘成桐數學科學中心。他一點沒有改變耿直不韪的性格，按理說他在數學中心，但不拿一分錢的工資，後來知道他在東南大學也不拿工資。很多人都可以講一些很風光的話，但是丘教授還是不改他的坦率和真實的性格。他說不拿錢講話比較自由，又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所以我在丘教授身上看到一位數學家的真善美。首先是真，這個真也體現在他的科學精神，他對于科學和真理的追求中。在書中有一個例子，我跟他的采訪中他也曾經提到，他一開始想證明卡比拉猜想是錯的，用了大概三年的時間，覺得已經找到了一些根據，證明其中有幾個證明是有瑕疵的，而且他還當着卡拉比的面跟很多人做了一次演講和論述，現場包括卡拉比本人都沒有提出重要的反駁意見。但是他後來再繼續研究的時候發現不對，這個時候他沒有給自己留任何的情面，他勇敢承認錯了，這三年的研究工作是錯誤的。這時候他反過來證明卡拉比猜想是正确的。我想這就是一個科學家的精神，他不僅對待真理，對待社會的現象，對于自己也是非常客觀和真實的。這樣的人格和風範可以突破學術的界限，可以打動每一個人，也是我們這個社會特别需要的。

另外一點我想說的是，雖然我們對數學沒有基礎，無法對成就方面進行評價，但在思維方式這方面，丘教授很多治學方法對各行各業也有很大的啟發。比如他提到，在科學界，從幾何、代數到物理，很多科學家受到彼此研究的啟發，在各自領域實現一些突破。比如拿我說，我是做傳媒的，丘先生對我也很有啟發。我在2016年的時候制作了紀錄片《探尋人工智能》。我剛開始要做這個紀錄片的時候，很多人就跟我說你不是個文科生嗎，而且說女性對科學應該不感興趣的。但是我說人工智能會改變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和工作，為什麼不能去試一試。

後來我用了三年的時間，在全球5個國家30多個實驗室采訪了200多位這個領域的專家和學者。當然很多東西我也是一邊學一邊懂，也是囫囵吞棗、蜻蜓點水而已，但是我覺得這個過程對我有很多啟發。比如有一位人工智能界的大咖吳恩達就說，“我發現楊瀾你很有意思，你并不懂數學，也不懂人工智能，但是你問的問題很到位的，所以我想研究一個算法，能夠把主持人的采訪用機器模拟出來。”我說，“拜托，等我退休了你再研究這個問題，不要搶我的飯碗。”

但是後來我跟丘先生的一段談話讓我對自己的職業有了空前的信心。我問丘先生在人的智能和智慧方面，有哪些領域是人工智能不能替代的。他說提問。我說我就是以提問為生的人，人工智能也可以問很多的問題。然後丘先生說，人工智能可以問一萬個問題，但是他不知道哪三個問題最重要，而且他也再次用到證明卡拉比猜想的過程，他說人有各種綜合和逆向的思維，所以他一開始證僞，後來又論證這個理論的成立，這樣的一種思維方式也是人類智慧的一個體現。所以我特别感謝丘先生對我的啟發，後來我就跟吳恩達說，“你盡管去算吧，我相信在我退休之後你也算不出來。”還是要感謝丘成桐先生。

還爆一個小料，丘成桐先生很喜歡古詩詞，所以他曾經用“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來形容自己證明卡拉比猜想之後這種喜悅和輕松的心情。

現場讀者提問與丘成桐的回答

問：現在網絡和媒體都非常發達，我們每個人每天都能接觸到大量的信息，眼界能得以很大的擴充，懂得的道理也比以前多很多，但是仍然有人說，雖然我們懂得道理很多，依然過不好這一生。我想了解數學家身上有哪些品質是我們後輩學到之後，對自己以後的數學之路最有益的？

丘成桐：我覺得互聯網出現之後，我們看很短的文章，同時思考實踐不夠。從數學來講，互聯網出現以後，一天讀的文章，比30年前、40年前多得多。但至少從數學來講，數學界30年來的進步是不是比30年前更輝煌，我覺得沒有。主要是我們沒有花很多時間去想。所以一般來講，我們讀書的人沒有花時間，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講是不好的。

當年我們寫封信總是要花點時間，寄出去要花點時間。我當年做卡拉比猜想，剛才說我做錯了，我收到卡拉比教授寄給我一封信，信一打開，我就想到他指出我有錯誤，因為我自己曉得我錯了。但是我那時候講面子，不想承認錯誤，至少短期内不承認錯誤。我估計我回他信，等到他收到，中間至少有兩個禮拜。所以那兩個禮拜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去考慮那個問題，幾乎沒有睡覺。結果我想通了，我錯一定要改過來。

這兩個禮拜對我來講是很重要的，因為我沒辦法很快給卡拉比回信。假如放到今天，他一封郵件發過來，中午不回信就不大好看。那時候有兩個禮拜時間思考，這些時間對很多學者來講是很重要的。現在一般年輕人，尤其是看書沒有花太多時間。當年我們是把整本書放在身邊好好看，現在很多人在互聯網摘一小段，看了以後就滿意了，不看其他的，對很多我們做學問的人來講是不夠的。這些都是互聯網的問題。但是互聯網也帶來了很多好處，比如我們看不到一些文章，互聯網可以幫忙找到。

你的問題是看書怎樣影響一個人，我覺得真正對我有影響的是書裡面的感情是怎麼樣的。我雖然不搞生物，但看了一本關于DNA的書（《雙螺旋》），講了尋找DNA的整個過程，我看這本書很興奮。為了找到人類生命的結構，生物學家花了很大功夫。關于我們做研究的時候是怎麼樣的心情，我受到很大的啟發。我希望大家都看看那本書，很真實，包括他去偷人家東西，很有意思。

在名人的書裡面能看出來做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态度，有很多做研究的願景能夠表現出來，我想年輕人應該學學做研究的态度是怎麼樣的。

問：丘教授您好，我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世界曆史的科研人員，閑暇的時候偶爾看看數學史，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數學思想究竟是一種發明還是一種發現，好像很多的數學家有不同的意見，不知道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丘成桐：很多人問這個問題，我覺得對我來講不是特别重要。數學是真理的一部分，我們隻不過去找什麼，發明也好，發現也好，就是我們去找尋真理的過程。對我來講它既然存在，就是怎麼找到它。

問：您說給您十年時間，讓我們達到和美國并駕齊驅的水平。可以請您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的培養計劃嗎？我們要怎樣去實現這個目标，是像當年美國趕超歐洲的時候用的那種吸引人才、聚集人才的方法，還是像法國或者俄國采用的精英教育模式。還有第二個問題，近年來我們很多年輕的中國數學家都取得了很不錯的成績，能請您客觀的評價一下現在中國年輕數學家所取得的成果或成績嗎？

丘成桐：基礎教育是從基礎辦起，是有長遠的路線要走，就像建一個大廈，我們就要将它的基礎蓋好。第一個對我來講最重要的是引起小孩子興趣，所以我回國以來所做的就是引起他們的興趣。剛開始的時候，坦白講中國一窮二白，連最基本的事情都沒有辦法做，所以大多時間在科學院幫幫忙，楊樂幫了很大的忙。

到了差不多15、20年前，我覺得開始可以做一些基礎的事，第一個就是要引起小孩子的興趣，所以我想起做中學生競賽。中學生做研究，其實不可能做得太高深。但是通過競賽，我們讓他們曉得做研究是什麼意思，讓他們有興趣去做。所以剛才陳東升董事長提了，當時我很高興能夠得到他的幫助，開始做研究。

但是研究隻不過讓他提起做學問的興趣，除了數學，還要加上物理、化學、生物跟電腦。十年前中國中學生對微積分完全不懂，其實微積分是整個科學最基礎的東西，美國的高中生都懂微積分，但是中國學生不懂。所以我還記得人大附中一個學生在他的論文裡面開始用微積分，我就很高興，現在高中終于開始學一點了。

到了今天，他們對這種工具熟的不得了，同時開始對數學和物理有濃厚的興趣。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充實自己學問的工具。現在我們提倡大學生競賽，給國際上的華裔數學家設立獎項，現在國際上華裔數學家做的都不錯，無論是在哈佛、斯坦福都有不錯的學生，後來成為相當有水平的數學家。但美國科學院院士很嚴格，選取基本上還是公平的，但華裔數學家裡面做到科學院士的沒有幾個，表示我們水平還沒有達到美國第一流的水平。

一個很重要的成果出來以後，過了五年十年，看它還是不是重要的。我們要看長遠的，一篇好的文章，過了一百年還是重要的，才是真正重要的文章。中國的科研成果應該都要有客觀的标準，并不是看媒體怎麼講。

所以今天我們培養學生要花時間，讓他們的工作真得有深度，有影響力，并不是一個教育者能夠完成的，所以我們起碼是十年計劃，不是五年計劃可以成功的。

責任編輯：臧繼賢

校對：張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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