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憂制度為中國封建時代所獨有，是中國封建社會傳統道德禮儀制度。是随着封建制度不斷健全和完善，丁憂制度也日臻完善，我們現在就來看看貫穿整個封建時代的丁憂制度發生了哪些事情 。何謂丁憂，“丁憂”的丁，解釋為“當”，也就是遭遇的意思，所以字面上講，丁憂就是遭遇憂傷。實際上，這個詞不會泛指憂愁傷心，丁憂是指父母去世，官員就要回家奔喪并守孝三年。

父母去世，自古以來就是個人傷心事，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尤其嚴重。封建時代講究“以孝制天下”。這是儒家思想 核心部分，也很能說明儒家眼裡喪事的地位。在儒家經典裡，喪禮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春秋戰國百家争鳴，儒家的主張不會被普遍遵守，秦始皇朝焚書坑儒，更不會有這些狗屁倒竈的破事，但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要求官員們都守三年之喪，爸媽去世就應該離職，也就是後世所謂“丁憂”，但實際上，漢代官員的父母去世，官僚正式的喪假大概隻有幾十天。要不要守三年之喪，整個兩漢都沒有形成制度。

但漢朝官員的選拔有一項要求“舉孝廉”，孝廉是察舉制的主要科目之一。被舉人的資曆和條件就是通曉經書和孝順父母的的儒生。所以就有官員堅持這麼做，這樣就會往往得到美名。漢成帝時候，宰相的弟弟薛修辭去官職守孝。堅持守孝三年。三年後，得做高官，漢哀帝時有個諸侯王，為母親服喪三年，漢哀帝特别表彰他是“宗室儀表”，并加封了一萬戶給他。但這不是普遍現象。也就是說，朝廷不鼓勵，不提倡，不介意。兩漢在制度上沒有要求官員必須守完三年之喪，但最大的問題是，官員守喪三年以後，原來的職務是不保留的，你必須清零從頭開始前，請你無論之前你是宰相還是知縣。至少也是去一個低得多的職務。畢竟國家不能為你空崗三年，既然你要刷道德積分，那就徹底地承擔一切，不然也不能顯得你高尚不是？

應該說，服喪三年對于資曆與的提高具有巨大感召力，比如三國裡的袁紹，他20歲時出任濮陽縣長，因母親病故服喪三年，接着又想起父親去世時自己年紀還小，三年之喪還欠着，要趕緊補。這六年的服喪時期，給他積累了巨大的聲望，對他日後的發展産生巨大的影響。

兩漢和三國時期，對這忠孝很看重，有事着巨大的感召力，但也有不以為然的，比如孫權當皇帝後，下過一道诏書說：太平盛世理應守三年之喪，但現在不是盛世啊，所以既然當了官，爸媽去世就别回家了，腰裡系根麻繩接着處理公務就好了。但也有堅持要守喪三年的，有人叫孟宗的就如此，孫權要處死他，而陸遜出面為孟宗求情。孫權也隻好同意罪減一級。

兩晉南北朝，守喪三年基本上就算是确定了，南渡以後 沒有能力統一天下，隻好把以孝治天下鼓吹得格外響亮，皇帝帶頭守三年之喪，官員守喪的風氣也格外興盛。總之，一個行為既然已經被賦予了神聖性，它實際作用就根本不重要了。失去了本身的價值所在。

唐宋以後，朝廷對丁憂的态度，和漢朝形成了鮮明對照。唐宋以後，儒家思想日臻完善，也越來越僵化，丁憂制度就嚴密了，兩宋以後愈發強調“三年之喪”這個蠢規矩。還有一個更龌龊的原因：官場資源僧多粥少，借着丁憂，可以趁機要求一批人給另一批人騰位子。兩宋以後官僚系統不斷膨脹。尤其是有了科舉制度這樣穩定的選官體系之後，也就意味着每隔幾年就會産生一批有資格當官的人，你去守喪，空出來的崗位我可以安排給其他人。

但有意思的是，三年丁憂對文官要求苛刻，對武将則寬大為懷。到了明代，甚至明确規定，不許武臣丁憂的局面。一方面默認對武将的道德要求低，可以比對文臣低一些；另一方面，就是官員過剩的情況也僅存在于文官隊伍裡，武将前線打仗，突然指揮官要去守喪，想想都不可能。引起的麻煩要大得多。朱元璋之所以明文規定不許武将守制，擔心他們以丁憂守喪為名，逃避戰事。實際上在明代，醫官、外交人員、各地方處理具體行政事務的職事官，這些工作具體，高度依賴專業技能和經驗的崗位，實際上也都不提倡丁憂。

對于滿清兩代的官員，丁憂也是個可以接受的結果。第一就是守喪期間，在職官員的權力你是沒有了，但行政級别還在，待遇也還在。第二就是你丁憂别人也要丁憂，一視同仁。所以，丁憂守制，成了大家都勉強可以接受的一個結果。

官員丁憂之後，大緻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老老實實守喪三年。這意味着原來積累的一些資源可能會喪失。第二種是“匿喪”，就是隐瞞喪事繼續當官。這麼做的好處是可以規避第一種選擇的損失，壞處則是一旦被揭發，會受到嚴厲的懲處。在明清兩代，隐瞞父母喪事的，一律罷職為民，後改為充軍。第三就是皇帝奪情。

官員最希望的是皇帝出面“奪情“。皇帝不希望該官員離開崗位，會下诏要求他繼續工作，這被稱為“奪服”或者“奪情”“奪情起複”。意思是因為對皇帝的忠，不得不剝奪對父母的孝。說起來是“奪”，其實反而是皇帝送他一份厚禮了。這是皇帝挽留你繼續工作，現在比起匿喪，奪情不但有面子，還赢了裡子。

所以奪情實際上是一種待遇，唐代名臣如房玄齡、張九齡等人，都是奪情起複的典型代表。但也有不願意奪情的，北宋名相富弼，母親去世後，皇帝五次請他堅守崗位，富弼說，現在太平盛世，守孝三年是必須的。富弼的做法，給後世宋朝士人樹立起一個标杆，有的大臣們想留在崗位上不丁憂的時候，反對派們就會跳出來舉富弼為例，說你憑啥不走？你能力比富弼強？明代最著名的奪情就是萬曆年間的首輔張居正了。這裡面即有張居正的主動，也有皇帝的要求，幾經博弈最後，張居正成功奪情，但因為次此事搞的很被動。待張居正死後，也成為一大罪狀。

總之，封建時代的丁憂三年，是個很矯情的事情，屬于道德綁架。也是儒家思想僵化的一個體現。随着封建體系的崩塌。丁憂也失去了他存在的意義。

我是清水空流，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和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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