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傳正義》有雲：“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禮儀之邦，這當然不意味着隻有中華民族有禮儀，事實上世界各國都有自己的禮儀規範，但将禮儀上升到民族文明内核這一高度的，放眼全世界也隻有中國一家。

禮儀的誕生本來是為了方便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交往，通過各種各樣的禮儀規程從而實現了人際交往的有序、有度、有規範。

而中國在此基礎上又将更多的文化内核融入各種禮儀當中，使得禮儀更具有文化内涵也更具有文化象征性。

而具有文化象征地位的禮儀，也理所當然的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貫穿每一個中國人的一生。

幼年時有滿月酒、抓周禮，成長過程中有加冠禮、成人禮，而死亡時也有喪禮。

古代中國禮儀根據場合的不同、适用對象的不同大緻劃分為五類，分别是“吉禮”、“嘉禮”、“賓禮”、“軍禮”、“兇禮”。

如今我們已經不怎麼講這“五禮”了，而我們現在經常說的抓周禮、婚禮、喪禮都是這“五禮”的下級分類，由此也可看出我國禮儀簡化的一種趨勢。

其中以“吉禮”的地位最高，所謂“吉禮”主要指的是人們對天地、鬼神、祖先的祭祀禮儀。

譬如祭祀各位天神地祇、祭祀山川河流、祭祀逝去先人都屬此類，大到古代封建君主祭祀天地，小到平民百姓春節祭祖都算是吉禮。

而“五禮”中的“嘉禮”與“吉禮”名稱相類，一個“吉”一個“嘉”，都意味着好事、喜事，但二者所指卻有一定差别。

“嘉禮”在古代通常指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值得慶祝時所使用的一些禮儀，譬如飲食宴請禮儀、大婚加冠禮儀、節日慶賀禮儀等，像我們現在常說的婚禮、成人禮、升學宴都屬于嘉禮的一部分。

在筆者看來，如果說“吉禮”的适用對象是天地自然、神佛鬼仙等超凡存在，那麼“嘉禮”就是為人慶賀而生的禮儀，論地位嘉禮自然不如吉禮，但卻更加貼近我們的日常生活。

而“賓禮”看其名字就知道它是圍繞賓客産生的禮儀，這種禮儀除了我們日常接待賓客的禮儀外，在古代也涉及諸侯之間、諸侯和天子之間互相交往的禮儀活動，從這個角度而言“賓禮”顯然跟外交事務有很深的關系。

“軍禮”與“賓禮”類似，都是專門用于某一領域的禮儀，這裡我們所說的軍禮不單純指現在我們常說的“敬軍禮”的軍禮，而有更廣泛的内涵。除了基本的軍人禮節外，凡是跟出征、軍旅相關的禮儀活動也在它的範圍内。

仔細說來，西周時期的軍禮又大緻分為“大師之禮”、“大均之禮”、“大田之禮”、“大役之禮”、“大封之禮”等幾個方面。範圍涵蓋軍隊出征、軍隊檢閱、軍事演習、确定疆界等與軍事有關的方方面面，甚至為進行某些國家大工程而舉行的禮儀活動也屬于“軍禮”的範圍。

最後一種就是“兇禮”，顧名思義這類禮儀通常與某些不好的事情聯系在一起，它不僅可以用來表達慶祝喜悅之情，也可以寄托人們的哀悼、憐憫、悲傷之情，兇禮正是為此專門而生的禮儀。

譬如我們日常所說的喪禮就是兇禮的一種，除此之外古代還有用來哀悼饑荒疫疠的“荒禮”、對他國發生的不幸事情進行人道主義慰問的“吊禮”、以及對遭遇困難的友邦進行幫扶的“桧禮”和“恤禮”，它們都是兇禮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上所述就是中國古代大緻的禮儀分類，而在這幾種禮儀的範圍下，又各有規制不同的具體禮儀，譬如“九賓之禮”、“揖讓禮”、“跪拜禮”、“虛左禮”等，它們共同組成中國古代龐大的禮制體系。

禮儀作為人與人之間交往過程中的一種行為規範，應該是最接地氣、也最貼近人們生活的，但正如上文提及的那樣。

我國特有的禮儀文化作為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意義早已不止于普通百姓之間的交往規範，而被賦予嚴肅的文化内涵和政治意義。

在古代禮儀問題常常是封建王朝的重大政治問題，就是這一特征最好的體現。

古人對于此有很多的表述，譬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指的是祭祀，進而延伸為禮儀問題，在古人看來祭祀等一系列禮儀活動是與軍事并列的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頭等大事。

另外，封建王朝還指定專門的官員負責朝廷的禮儀。三公九卿制下，由九卿之一的太常主要負責王朝禮制，而在三省六部制當中，封建君主又專門設置禮部管轄一系列與禮儀相關的活動。

而朝廷中每一次與禮儀相關的活動都是朝堂上重要的政治活動，甚至可以因此引發不少朝堂動蕩和政局變遷，最為著名的有宋英宗的“濮議”、明嘉靖年間的“大禮議”等事件，都曾在各自時代的朝堂上引起過軒然大波。

這些無一不說明禮儀活動在國家政治層面的重要地位，不過這種特征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潰和封建禮教的衰微而逐漸衰弱，禮儀逐漸向更民俗化、更簡約化的方向演變，其中民間常說的“喜喪”就比較能體現這一點。

“喜喪”之說最早出自記載清代掌故的《清稗類鈔》一書，該書對“喜喪”的論述很明确：“人家之有喪，哀事也，方追悼之不暇，何有于喜。而俗有所謂喜喪者，則以死者之福壽兼備為可喜也。”

由此可見喜喪的出現與“俗”有很大的關系，這顯然就與王朝和儒家信奉的正統的禮制劃分開來。

大膽推測喜喪很可能是民間百姓在漫長的發展時間中對福壽雙全的逝者自發約定俗成形成的一種禮儀活動，它出自于民間百姓的自我創造。

而民間禮儀自然不能太過繁瑣，萬事以方便可行為要，這也是民間禮儀與儀式繁瑣、一絲不苟的正統禮儀之間的差别之一，表現在喜喪這件事上，比較突出的一點就是将喜喪的标準固化。

前文說過喜喪這個說法是為“福壽雙全”的逝者準備的，那麼怎樣要算福壽雙全呢？

怎樣算有福？這件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很不好界定，老百姓也沒有功夫掰扯這個，相比較之下“壽”這個方面就很好看，所以老百姓幹脆将喜喪與年齡挂鈎，逝者最低也要達到七十歲才能稱之為“喜喪”，年齡越高自然越名副其實。

除此之外，一般情況下還要求逝者子孫滿堂、家大業大、壽終正寝。喜喪在民間的自發形成是禮儀接地氣的一個縮影，中國禮儀就是這樣上得朝堂也下得鄉野，而随着封建社會的結束民間禮儀成為禮儀文化的主要方面。

中國向來是“禮儀之邦”，這些在中國流傳至今的禮儀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随着時代的發展而不斷革故鼎新，既保留了傳統文化的精神内核,又融入更多的時代元素，最終成為流淌于中華民族血管中的文明基因。

《周禮》《左傳》《春秋左傳正義》《清稗類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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