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口的南水村70号，五十平的小店面有一個角落屬于福利站，不時有人來打單、查獎，或者隻是坐下來聊聊天。站與書屋合租在一個店面，但運氣并沒有光臨這裡。

　　四個月前正常營業中的外來之家書屋，與站共享一室。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準備搬遷的書屋，站也已經清空

　　回過頭來，店鋪的另一邊堆滿了書，黑壓壓的摞着，幾乎找不到分類的可能。二樓滿目瘡痍，脫落的電線和被打穿的地闆更像一個深淵，打印出來的告示上标明了搬遷的日期和地點。

　　隻剩下十天，這家在蛇口經營了二十年的二手書店即将離場。剩下的書怎麼辦，老闆劉金龍隻是說，“都搬不走的。”

　　改革開放四十周年，蛇口成為夢想的應允之地。1978 年，袁庚主導建立了蛇口工業區，并在這裡嘗試了經濟和政治改革。蛇口在當時擁有獨立的決策權和土地使用權。他同時提出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打工者靠着拼搏與精明的精神為這個城市生産價值，也成為深圳精神的某種核心氣質。

　　1997年，老劉還在八卦嶺一紙品廠打工。先是于蛇口南水村49号與一親戚理發師合夥開理發店失敗，轉而嘗試開了一家租書店。租書店也并未成功，最後走向擺書攤賣書之路。

　　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老劉在蛇口的地攤最初隻有幾百冊書，直到2012年他開始在南水商業街盤下小門店做書店，2002年至2015年，以每年增開一家的速度在一公裡内開了4家分店。那時一家人協力相助，還另請了兩三個幫手，是外來之家的高光時刻。

　　書是當時傳遞信息的重要媒介，也是消遣娛樂的形式之一。書店一直以“外來之家文化書屋”命名，“大部分來深圳的都是外來者，這裡面并沒有特指什麼群體。”老劉這樣解釋書屋名字。

　　但就在這七八年間，伴随着整個實體書業的衰退，書屋現隻剩下蛇口的門店與坂田的書倉，有種前廳後院的感覺。但誰也沒想到，就在今年五月，突如起來的消防改造，讓蛇口店也面臨着關門的結局。

　　老劉自己平時喜歡看書，開二手書店既能滿足自己的閱讀需求，也能讓類似自己這樣的低收入階層更實惠讀到好書。“環保節約，能挽救更多閑置文化資源不被浪費。”老劉認為務實惠民就是二手書店的本職。

　　單從門面看來，不少人會感到失望。如今書店空間已成為藝文體驗的重要場所，水吧、文創商品、簽售會與沙龍，已經是業内默認去真正承擔盈利角色的主要方式。老劉的書屋隻賣二手書，主要收入來源是網絡途徑的銷售（孔夫子舊書網與淘寶網）與機構組織建立圖書館時的采購。

　　即便看起來招牌簡陋，但書屋真正诠釋了“掘寶”的感覺。除了一些絕版的雜志讀本，外國的文獻繪本，從德語、意大利語，到波蘭語、土耳其語的書籍都能在這裡找到。相較一目了然的暢銷榜單式宣傳，這裡有“不足為外人道者”的驚喜。

　　雖然“外來之家”在深圳有“三最”：最早經營舊書，最先舉辦書友會，擁有最多外文書，2016年入選了深圳小書店常青藤獎。但近三年來，時虧時盈的局面持續，門店與書倉的租賃成本在1萬元左右，老劉基本沒有工資報酬與其他任何經濟收益，也無力租居與請幫手。

　　招聘的啟示在書屋的公衆号、豆瓣、貼吧等渠道發布過，除了叙述了書屋的前世今生，字裡行間也充滿着對未來的厚望與激情。當中羅列了老劉的運營方針與計劃，也時髦地提出“入股”的參與形式與衆籌的方案，允諾書店助手除了薪酬可以獲得更多。

　　但應聘者寥寥，他覺得合适的人也不多。早期家人有參與到書屋的運營，但後來都慢慢抽身。無法給予家庭經濟支持之外，還經常需要向家裡人借錢應急周轉，老劉覺得開書店在這一點上愧對了家人。

　　書屋内的大部分二手書都無法搬走

　　通往二樓的樓梯上，曾經也堆滿了書

　　在書屋的公衆号上，有老劉收集的一系列關于實體書店發展的國家政策：2016年深圳市文體旅遊局發布了深圳經濟特區全民閱讀促進條例、2017年廣東省新聞出版廣電局等12部門發布了關于支持實體書店發展的實施意見、2018年3月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布了開展全民閱讀工作的通知。

　　但老劉的書屋并沒有在這些關于書業的“大事件”中獲得任何幫扶，他也參加了一些政府舉辦的創業比賽，皆無功而返。而最讓其惱怒的，是五月份突如起來的“強拆“。在蛇口街道辦事處發布的新聞裡是這樣報道的，“5月16日下午，蛇口街道消安辦聯合蛇口派出所及南水社區工作站開展“三小”場所木質閣樓、違規住人等重大隐患排查整治，共拆除1家閣樓，2家自行整改。”

　　裡面提及的“1家閣樓”就是指外來之家書屋中的閣樓。整頓“三小場所”（小檔口、小作坊、小娛樂場所）安全隐患工作今年在深圳各個街道展開，幾乎每個月都有執法行動。令老劉耿耿于懷的不僅是他認為存在了幾十年的閣樓并沒有違反規定的住人、用火等注意事項，重點是無預警無通知的拆除讓書屋一下子陷入混亂與膠着。

　　“早前閣樓上的書是分門别類，排序編碼的，以方便網店發貨。現在一通胡堆亂放，有訂單也找不出書了。所有恢複重建直接或間接損失至少數萬元。”老劉最後決定，搬離蛇口老店。

　　我們聊起台灣的二手書店，書店成為串聯街區的文化共同體。聚集在台灣大學附近的溫羅汀區域，被稱為目前華文世界書店密度最高的區塊，擁有三四十家不同主題的書店。書店主人不僅組建了獨立書店聯盟，積極推動了獨立書店的生存與發展，甚至參與讨論公衆議題，支援社區運動，成為不容忽視的文化地标。這種自發式的場景，在中國現代都市裡極其少見。

　　在老劉看來，被互聯網時代碾壓的書店實體空間就像一出“生死劇”，福州的曉風書屋多次傳來關門的消息，同樣運營了二十年的上海季風書園也終于在今年一月關閉，時任總經理的于淼在宣布書店合約期滿将停止營業時說，“我們隻是希望，以一種從容的心态、優雅的姿态，和上海，和這個世界說告别。”

　　大部分的獨立書店假如無法抓住迅速轉型的契機，大家在一聲歎息之餘，隻能任憑其消失與淡忘。相較于一些書店已經日益精準的品牌升級與商業模式，“外來之家”仍然顯得過于單純與失控。台灣茉莉二手書店可能已經是業内運營良好的案例，采用程序化管理的方法，提高空間及服務要求，老闆說要打造“二手書店中的誠品”。

　　其實老劉也慶幸自己抓住了互聯網發展的浪潮，很早地加入到網絡銷售平台之中。他也了解到最近流行的多抓魚和轉轉等二手書交易平台，多抓魚已經拿到了新一輪來自騰訊的投資，高效方便是他們的特點。

　　老劉的想法很多，甚至寫下了幾千字的《外來之家，緻深圳市政府決策部門關于實體書店扶持政策落實的參考意見與建議》，本認為今年是實操元年，提出增加收藏業務、推動書友會市場化、争取與政府閱讀活動對接等計劃，但在人力與資金異常緊缺的條件下，這些計劃亦像那個被拆除的空中樓閣，成為了擱置的廢墟。

　　書友會的活動以前都在閣樓進行，核心書友有二三十人，每月至少進行兩次聚會進行各類文化交流。閣樓拆除後活動并沒有停止，最近的一次活動，是在深圳傳統文化學者郭方龍家舉行的，十幾位書友在郭老師的家聽學與分享。這種松散的會員制度更像是讀書人的一種精神取暖，火種雖小但也有着不易放棄的堅持。

　　被拆前二樓也曾作為書友會的活動地方

　　二層閣樓已被拆除，無法再繼續使用

　　在北京，以打工者範雨素為代表的皮村文學小組，持續創作着不同的打工故事，記錄他們的經曆與精神生活，成為北京一個不大不小的“傳說”。老劉說書友會中就有較知名的作家，但深圳人工作生活壓力大，流動性與危機感都很強，人力時間經濟成本巨大，“實操起來比北京可能更難。”

　　就在1.6公裡外的地方，閉館升級完成的“蛇口改革開放博物館”更名為“中國改革開放博物館”照常對公衆開放。當中有500 件從大衆征集的與蛇口改革開放相關的展品：産自蛇口ABC廠的自行車、80年代的收音機、電視，工作證…… 對于這個年輕城市而言，這段曆史何其重要。

　　從農民、工人到書店主人，老劉本來也是見證蛇口的一份子，紮根在南水村的二十年裡，“外來之家”吸引了不少外地人來淘書買書。遇到有趣的人和事，他也都一一記錄下來發表在公衆号上。現在的蛇口，同樣吸引着衆多“外來者”聚居，但他們更多是異國人士，看中的是這裡的宜居和時尚。

　　2016年年底，面朝蛇口港占地二萬六千平米的海上藝術中心正式開幕，成為了蛇口乃至深圳的藝術文化地标，由8000多平方米的南星玻璃廠經過改造也成為了創意園區，在周末經常舉辦文化生活節事。

　　無論選擇了什麼，深圳必然擁有最快的行動力，互聯網、科技、創意園，模式化的力量強大，市場需要可複制與可拓張的經驗。在這一點上，大部分人都認同，讨論深圳經濟，其實就中國市場經濟的經驗。但文化是否可以完全依靠資本理論去套用，需要一套清晰高效的公式？文化的最大魅力，不就是其出人意料的多樣性嗎？

　　如今 “文化沙漠”這個詞顯得過時、老套，已經擁有“設計之都”、“創客之都”等頭銜的深圳可以随時去反駁。花團錦簇的局面大部分要依靠資本去推動，你難以看到街頭巷尾像野草一樣生長的獨立空間，沒有了那些從縫隙中生長出來的異株。

　　老劉在店内留下自己的聯系方式

　　守在蛇口二十年的老闆劉金龍

　　門口停着簡陋的電動車是老劉的運輸工具，他在朋友圈吆喝了幾天書友幫忙運輸舊書到坂田的倉庫。蛇口店内的萬斤舊書大部分都無法搬走，公告上标着4.5元1斤（外文書8元1斤）的處理價格。

　　四十年的改革曆史，與之相随的人并不少。但現在，能留給未來記憶落腳的地方，已經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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