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5-6期，原文标題《紙上的永恒》，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愛情太短，而遺忘太長。比遺忘更長的，很多時候是不堪的結局。比起火熱的情話，甜蜜的回憶，那些寫在紙上的情詩，有時卻可以掙脫紙張，穿越時空，讓瞬間成為永恒。

　　文/艾江濤

　　情詩一束

　　1837年2月8日下午5點，在聖彼得堡郊外黑溪旁，兩聲決鬥的槍響過後，詩人普希金倒在了雪地裡。子彈在擊中他的右肋後，擊穿腹腔，打碎骶骨，并留在了骨頭裡。而他的決鬥對象，那位對他的妻子糾纏不休的法國籍憲兵隊長丹特士，則受傷很輕，子彈在穿過他右臂的肌肉後，隻是擦傷了胸部。

　　對沖動而勇武的普希金來說，這是卷入太多次決鬥事件中真正被實施也是最為緻命的一次。兩天後，他在自己的家中一一與親友作了最後的告别，詩人說了一句“我呼吸困難，快要窒息了”，便離開了這個世界，年僅38歲。

　　也許隻有從死亡的一刻回望，才能發現普希金那糾纏于愛情、榮譽、堕落的一生中，那些如同鄉間青草上露珠一樣美好的瞬間。當然，那肯定已為詩人的如花妙筆所記錄。

　　出生于一個已經中落的貴族家庭，早在作為首期學生進入貴族學校皇村中學起，普希金便将他無與倫比的詩歌天分與放浪形骸的個人生活融合在了一起。

　　他的朋友、詩人維亞澤姆斯基曾這樣描述普希金：“自打在皇村的時候他就那德性了，正如後來在社會上一樣，普希金自暴自棄，成天遊手好閑、夜夜笙歌，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還和當時最臭名昭著、最不可救藥的一幫浪蕩子弟厮混在一起。真是奇怪了，他的身心健康和那些天分竟然還能夠經受得住這樣的生活方式——毫不吃驚地，他老是得些性病什麼的，好幾次都把他逼到了墳墓的邊緣……他永遠身無分文，永遠債台高築，有時候甚至連一身像樣的禮服都沒有，醜聞一樁接着一樁，沒完沒了的決鬥，而且和所有的酒館老闆、所有的妓女和每個淫婦都混得爛熟——普希金是極端無恥和徹底堕落的代言人。”

　　傳記作者T.J.比尼恩對這段描述的評價是：“雖然極盡野蠻的揭露、譏諷之能事，但卻是一幅讓人信服和認可的普希金肖像。”

　　然而，與沙龍和酒館中那些輕浮而虛無缥缈的調情相比，普希金在和妻子娜塔莉娅結婚之前，也曾有過一段深沉而熱烈的情感，那還是他被流放到母親的領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時發生的事情。

　　由于寫作了《自由頌》《緻恰達耶夫》《鄉村》等抨擊專制、宣揚自由思想的政治抒情詩，1820年5月，普希金被沙皇亞曆山大一世流放到南俄一帶。從基什尼奧夫到敖德薩，普希金在度過4年多流放時光後，于1824年8月被流放回米哈伊洛夫斯克，由父親監督并向當局彙報他的行為。

　　在故鄉，鄉村莊園的生活頗為寂寞。普希金常常騎馬到鄰村三山村，拜訪女主人普拉斯科維娅·奧西波娃。1825年6月的一天，普希金在奧西波娃家晚宴的人群中，忽然發現了安娜·克恩的身影。安娜當時正在舅母奧西波娃家度假。

　　記憶的閘門一下打開，普希金很快想起了1819年，在聖彼得堡藝術科學院院長奧列甯家，第一次見到安娜·克恩的情景。那時的安娜還是一個年僅19歲、天真無邪的美人，但已經在3年前嫁給了比自己大35歲的埃爾莫雷·克恩中将。聚會上，安娜被克雷洛夫的寓言作品《驢子和農民》的朗誦所吸引，普希金的目光則一直跟随着安娜，試圖引起她的注意。多年以後，安娜·克恩回憶道：“普希金坐在我的後面，和我堂兄一起，而且老是說些好聽的話，試圖引起我的注意，比如說，‘難道一個人竟能夠如此美麗嗎！’”

　　6年之後，再次見到安娜，仿佛在聖彼得堡的青春歲月也一起回來了。在那一個多月的時光裡，普希金幾乎每天都去三山村看她。他興緻勃勃地給安娜還有奧西波娃的幾個女兒講述關于小鬼乘馬車遊瓦西裡耶夫島的故事，還朗誦了自己的長詩《茨岡》。安娜則用威斯尼船夫歌《祝母親幸福》的調子為他演唱盲詩人科茲洛夫的抒情詩《威尼斯之夜》。

　　普希金與安娜·克恩，1825年，兩人曾在三山村的莊園前度過一段快樂時光，臨别時，普希金寫下那首著名的情詩

　　對身處鄉村幽禁生活中的普希金來說，那是一段甜蜜而美好的日子。給朋友的信中，他寫道：“替我告訴科茲洛夫，就說最近我們這兒來了個大美人，她能用天使般的嗓音演唱他那首《威尼斯之夜》，表演貢多拉船夫的獨白——我保證一定要把這事兒告訴那可愛的瞎子。他沒法兒看見她，這太遺憾了，不過就讓他想象一下她的美貌和聖潔吧，願上帝保佑他至少讓他聽到她的歌聲！”

　　分别的日子很快來臨。臨行前的晚上，安娜特意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看望普希金。第二天早上，普希金為安娜送行，并把剛剛出版的《葉甫蓋尼·奧涅金》的第一章送給了她。拿到贈書，安娜正要走時，書頁中被折疊起來的一張紙掉了出來。她俯身撿起，那張紙上寫着的正是普希金那首最為著名的情詩：

　　我憶起了那美妙的一瞬：

　　我初次看見你的倩影，

　　那如倏忽的昙花之一現，

　　有如純淨的美底精靈。

　　在這首長達六節的詩中，普希金回想起初見時那美妙的瞬間，分别後歲月的流逝，還有自己那幽禁中逐漸枯萎的靈魂，直到再次見到。“我的心在歡樂地激蕩，/因為在那裡面，重又蘇醒/不隻是神性的啟示和靈感，/還有生命、眼淚和愛情。”

　　所有愛情中，最美好的莫過于初見的一瞬。我有時想，普希金和安娜的重逢，或許隻為了成就這首作為他們愛情見證的詩篇。“留下點回憶好不好？”像我們看過的很多愛情橋段一樣，也許故事到這裡就好了，可惜不是。

　　寫下，才算愛過？

　　“秋葉繁多，根隻有一條/在我青春說謊的日子裡/我在陽光下招搖/現在我萎縮成真理。”我是在賈樟柯的紀錄片《二十四城記》中，配合着上世紀80年代引入中國的日劇《血凝》的主題曲，更深切地理解了葉芝的這首短詩《随時間而來的智慧》，也更深刻地理解了紀錄片所描述的那代人的青春與愛情。

　　在有關“詩與真”的讨論中，我曾經極為服膺波蘭詩人米沃什的說法：“詩歌的見證要比新聞更可靠。”類似的意思，俄裔詩人布羅茨基也表達過：“詩歌不是報道，它的消息應該具有永恒的意義。”我在想，在愛情或情感的領域，也許詩歌的見證，更為真實。那一瞬間的激情，除了詩歌，還有什麼差可比拟？但這一帶有封閉性的說法，并非将不會寫詩的人們拒斥在外，因為很多時候，詩已經在那裡。

　　在普希金與安娜的故事中，是一個動作吸引了我：普希金将贈詩夾在一本書中送給了愛人。那是一個多少有些羞澀與暗示意味的笨拙之舉，然而恰是純真年代愛情的真實寫照。

　　我還記得，在讀高中時，在那個尚且不會寫詩的年齡，有一次，我送給一個女孩一本《徐志摩詩集》。似乎那也是一個分别的時刻，在詩集中間，我夾了一張書簽，指向的正是徐志摩的那首《戀愛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戀愛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他來的時候我還不曾出世；/太陽為我照上了二十幾個年頭，/我隻是個孩子，認不識半點愁；/忽然有一天——我又愛又恨那一天/我心坎裡癢齊齊的有些不連牽……”坐在車上的我，那時一路還在想，她究竟有無看到這一頁，她又是否明白我的心意？

　　還有那麼一次，大概是汶川大地震的那一年，我和一個女孩一起捐款，一起去超市買帳篷、手套等救災物資。忙完這一切，她忽然很有感觸的樣子，寫了一首詩贈我，詩的多半内容我已經忘卻了，包括那張紙條也在輾轉搬家中丢失了，但詩的結尾我卻始終記得：“遠方連綿的痛苦，/成就我們微小的幸福感。”那首詩，似乎成為我對大地震最為真切的記憶。

　　見證與否，始終出于一種時過境遷的後設眼光。當時，哪想得到那麼多？與幸運的普希金相比，更多時候，那些帶着炙熱的情詩，始終無法寄出，或者沒有回音。也可以說，當那些情詩被寫下的時刻，作者便發現，它的讀者已不再指向那個唯一的她，而面向永恒與更加廣漠的人群。

　　1924年，20歲的詩人聶魯達出版他日後流傳最廣的詩集《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直到30年後，我們才從他在智利大學的一次演講中，得知情詩的寫作對象正是詩人曾經的兩個戀人：特木科的姑娘馬裡索爾和聖地亞哥的姑娘馬裡松布拉。“這本詩集主要有兩次戀愛，一次是我作為一個鄉下人在青春期所經曆的，另一次是後來在聖地亞哥的迷宮裡等待我的。”

　　然而那些美麗的詩句，卻超越具體的戀情，得以流傳。“我喜歡你是寂靜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樣，/你從遠處聆聽我，我的聲音卻無法觸及你。/好像你的雙眼已經飛離去，/如同一個吻，封緘了你的嘴。”“我不再愛她，這是确定的，但也許我愛她/愛情如此短暫，而遺忘太長。”

　　是的，愛情如此短暫，而遺忘太長。比起火熱的情話，比起甜蜜的回憶，那些寫在紙上的情詩，有時卻可以掙脫紙張，穿越時空，讓瞬間成為永恒。

　　隻是，有的時候，我們卻不得不發現，或者說我們甯願相信，寫在紙上的愛情就夠了，每個相遇的初見就夠了。因為真實的愛情，充滿了太多的瑣屑與不堪。

　　情詩背後，裸露的生活

　　讓我們回到普希金和安娜那未完待續的愛情。1825年，在三山村一個多月的朝夕相處之後，安娜聽從了舅母的勸說，告别普希金，回到裡加與丈夫複合。隻是這一次，普希金的激情并未因離别而中斷。

　　一封封火熱的書信寫給了安娜。在詩人的書桌前，擺放着安娜曾溫存過的已經枯萎的向日葵花，還有一塊石頭，安娜曾不小心在花園裡絆倒在上面。“夜已深，您的影子總在我的眼前晃動，滿面憂愁而又充滿肉感。我幻想着可以看見您那美麗的一瞥，您那微微張開的雙唇。永别了——我還幻想我自己匍匐在您的足下，擠壓着您的雙腳，感覺到您的膝蓋——哪怕隻有短短的一瞬，我願付出我的全部熱血。永别了，請相信我的胡言亂語；聽起來很可笑，可字字屬實。”“至少來一趟普斯科夫吧，”詩人哀求道，“那對你來說再容易不過了。我的心在激烈跳動，我的視線模糊了，相思之苦使我日漸憔悴下來。”

　　安娜的舅母奧西波娃并不同意兩人之間通信。然而比舅母的阻擾更可怕的是，安娜來信中不斷提及的一個名字：表哥阿列克謝·伍爾夫。詩人嫉妒的火焰在熊熊燃燒，他難以克制地在信中寫道：“我非常想知道為什麼你表哥直到這個月的15号才離開裡加？為什麼給我的信中你的筆端三番四次地提到他？這麼質問你是否有點不太禮貌呢？”讀到這裡，我們不難發現，愛情已經燒昏了詩人的頭腦，試問，他又以什麼名義去質問一個有夫之婦去接近她的表哥呢？

　　終于，重逢的機會再次來臨。這年10月，克恩一家又來到三山村小住。不久，安娜還寄給了普希金他夢寐以求的書籍：新出版的《拜倫詩集》第七卷，裡面有《唐璜》的第六章至第十六章。寫給安娜的信裡，普希金似乎變得放松起來，恢複了往日喜歡調侃的口吻：“我說老巫婆，可真沒想到你會給我寫信，我從心底裡對你表示感謝。”

　　但令詩人更沒想到的是，他之前的擔心成為事實，安娜成了表哥伍爾夫的情人。1826年5月，惱羞成怒的普希金在信中厲聲指責伍爾夫：“那個巴比倫妓女安娜·佩特洛夫娜都幹了些什麼？”那時，安娜已離開丈夫搬到聖彼得堡，她與伍爾夫的暧昧關系則一直持續到30年代初期。尴尬的是，不久後，普希金即将重獲自由，可以返回他心心念念的聖彼得堡文學生活。

　　在聖彼得堡，普希金再次遇到安娜。我們已不知道，他當時的心情如何，是否還會與安娜一起回憶起在三山村一起度過的美好時光，但顯然，他在情詩中所流露的深沉的愛情，已經消逝不見。在1828年2月的一封信中，普希金提到“那個克恩太太，在上帝的幫助下我終于把她搞上床了”。

　　至此，那個留給他美好瞬間的女子安娜，與詩人在無數場合下追逐獵取的對象不再有任何區别。T.J.比尼恩在詩人傳記中，揭示了那首廣為人知的情詩背後裸露出的真實生活：“曾經有那麼短短的一段時間，普希金和伍爾夫共同享用着克恩太太，這段以純潔而優美的情感開頭的關系最終以肮髒龌龊的結局而告終。”

　　愛情太短，太長的不是遺忘，而是不堪的結局。每當這時，我們選擇相信詩歌，相信那瞬間的激情中的真實，相信那帶着宿命與人性的一點超拔。

　　（本文寫作參考了T.J.比尼恩所著《為榮譽而生：普希金傳》、查良铮譯《普希金抒情詩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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