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兒子結婚的日子，我在天津水晶宮飯店辦了幾桌酒席款待前來賀喜的親朋好友。我所在機關的幹部一個都沒有邀請，主要考慮到我是單位領導，又是紀檢書記，不能給人留下利用婚禮斂錢的感覺。我對他們說喜酒可以來喝，禮金一概不收。

　　晚上，酒闌人散。我剛坐下休息，老伴就告訴我父親哭了。大喜的日子，怎麼哭了呢？她心懷忐忑，唯恐自己做得不好，在哪兒得罪了老人。

　　父親生于1929年11月5日，身兼老戰士、老工人、老公安、老黨員四種身份。他從小在邳州老家種過地，還外出讨過飯。1948年在解放軍華東警備旅二團服役，1950年轉業到徐州北站，1954年調到青島車站工作并加入中國共産黨，1957年回徐州車站做調度，1962年到徐州鐵路公安分處工作，1966年在西安鐵道部公安幹部學校進修，1967年任連雲港車站公安派出所指導員，後又任徐州鐵路分局大湖采石場保衛股長。1980年離休。

　　父親與鐵路有緣，吃了一輩子鐵路飯。他生在鐵路邊長在鐵路邊，在鐵路邊上學，在鐵路邊當兵，後來又一直在鐵路上工作。他對鐵路的各個業務都很熟悉，并能在列車行進中扒車和跳車，動作麻利得如同鐵道遊擊隊裡的劉洪。他在徐州站南貨場調車時，由于扳道工扳錯了道岔，眼看着與迎面開來的列車越來越近，說時遲那時快，他縱身跳到鐵軌中間，兩車在他身上相撞了，他卻奇迹般躲過了一場災難。後來他被調到鐵路公安工作，又經常去處理被火車碰傷軋死等十分棘手的人命案子。

　　父親是一個信仰堅定的人。他堅信毛澤東思想，熱愛中國共産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同情和關心老百姓，敢于同壞人壞事作鬥争。他求真務實，堅持原則，對一些事物的看法有獨到見解，以緻使有些人難以接受。比如對文革的看法，盡管他在文革中受到過沖擊，曾被造反派戴上紙糊的高帽子批鬥遊街，但他不計前嫌，高風亮節，說幹部受受教育有好處，可以清除官僚主義。他認為文革運動與文革現象不能混為一談，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為了反修防修，為了嚴管幹部，治國先治吏嘛！他說任何事物都沒有絕對的好和絕對的壞，把文革說的沒有問題固然不對，把文革說的一無是處也不對，都不是實事求是的态度，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文革畢竟是中共領導下的一場政治運動，何況那時國家既無内債又無外債，還研制出了兩彈一星和雜交水稻、恢複了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實施了從美國等西方國家大規模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的計劃等一些成就。文革确實有“打砸搶”等現象，就像現在有“黃賭毒”和官僚腐敗現象一樣，你能說改革開放錯了？

　　父親過于耿直，不會“變通”，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包括個别領導，這可能也是影響他進步的一個原因。我見過父親的幾個要好朋友，真是“道相同，相輔而行”，那些叔叔伯伯都和他一樣性格豪放，光明磊落，一個個都是敢愛敢恨、敢說敢為的好老頭。

　　父親是一個廉潔自律的人。自他的家人從城市下放到農村後，加上人口比較多，生活一直很貧困。他一生艱苦樸素，布衣蔬食，雖然能喝酒，但從來不多喝。“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他堅守的信條，雖然不富貴，卻做到了貧賤不能移。他手裡有一些小權利，卻公私分明，不貪占公家一分錢便宜。他經常幫助群衆纾難解困，包括文革中批鬥過他的人，而不要任何報酬。離休回鄉後，車站讓他看管鐵路兩側的樹林。他當然不會砍用公家一棵樹，卻得罪了一些前來偷伐樹木的親戚鄰居。由于他的認真負責，在村裡竟成了一個不受“歡迎”的人。

　　父親是一個性格剛烈的人。我一生中很少看到他流淚，除了祖父母去世時哭過和這一次哭過外，再就是十幾年前他掉過一次淚。那是我們一家探親回來，父親把我們送到徐州車站。我透過車窗看到他站在月台上的一棵樹下抹眼淚，于是我含着淚花對老伴說，看來父親真的老了，他可能感到來日不多，和我們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就産生了孤獨感。可憐天下父母心，這往往是我們做兒女的最容易忽略的一種情感。

　　老伴帶着疑惑不解的神情又問我，那麼這一次喜事剛辦完，父親為什麼又哭了？知父莫若子，我語氣平和地安慰道，父親在憶苦思甜，你不必擔心。我5歲喪母，17歲離家，獨自一人闖天下。離開他三四十年了，兒子沒有辜負他的期望，不但事業有成，而且還有了一個幸福的家庭，現在兒子的兒子也成家了，馬上就能看到第四代了，他能不高興嗎？這是喜淚啊！

　　實事求是地說，少小離家的我對父親的情況了解得并不多。由于父親是一個謙虛低調的人，也很少跟我們談及他個人的光榮曆史，他一生中究竟破過多少案，做過多少好事，得過多少獎，立過多少功，我們無從知道。不過我隻知道他是一個勤奮的人，一個耿直的人，一個熱愛黨的事業的人。在建設祖國的峥嵘歲月裡，父親那一代人身上所具有的優良品格永遠是我們後輩取之不竭的精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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