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世紀上半葉，一大批國際友人不遠萬裡來到中國，與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結伴同行。他們雖來自不同國家，很多人卻從此愛上中國，“一輩子都是中國人民的朋友”。

　　半個多世紀以來，這些國際友人與中國人民并肩前行，見證了中國的滄桑巨變，有些還積極參與新中國的建設與發展，促進了中國與世界的友好合作，與這個古老的東方國家結下了深厚緣分。

　　“你們親人當年的選擇是完全正确的。”今年9月，中共中央、國家主席複信愛潑斯坦、柯魯克等國際友人的親屬，向那些曾同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風雨同舟、同甘共苦、并肩戰鬥，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作出寶貴貢獻的國際友人緻以深切緬懷。

　　伊莎白·柯魯克（新華社照片）

　　“Mom, would you like a piece of this cookie？”70歲的柯馬凱将一小塊曲奇餅幹輕輕推到母親面前，然後拿起一把白瓷茶壺，将茉莉花茶倒進印有蟠龍紋的中式茶杯裡，桌上熱飲品的香氣溢了出來——一頓中外搭配的下午茶。

　　今年11月9日，加拿大人伊莎白·柯魯克在北京家中迎來106歲的生日。白天，她睡了個很長時間的午覺，到了傍晚，小兒子柯馬凱不得不将她叫醒：“媽媽，你從午飯後睡到傍晚，需要一些新鮮空氣，一會兒我們下樓散會兒步。”

　　這是一處僻靜的家屬大院，位于北京外國語學院西校區内。1955年舉家搬入後，伊莎白潛心外語教學，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外語人才，其中一些人至今仍活躍在中國的外交舞台上。2019年，國家主席簽署主席令，授予她“友誼勳章”，表彰她為中國教育事業和對外交流作出的傑出貢獻。

　　在母親的影響下，擁有英國和加拿大雙重國籍的柯馬凱早已把中國當作自己的家鄉。20世紀90年代，他創辦面向來華外國人員子女的北京京西學校，這裡的畢業生像種子一樣把中國文化播往世界各地。2004年，柯馬凱獲中國政府頒發的“友誼獎”。

　　我們在北京秋天最宜人的那幾天登門拜訪，來接我們的柯馬凱穿着布鞋，一口京腔，俨然是個地道的老北京。如今，母親老得越來越快，柯馬凱一邊照顧她，一邊以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和家人朋友一道繼續關心并參與中國的發展。

　　我們的訪問，就從陪母子倆一起散步開始。

　　“服從組織安排”

　　或許父親是英國人的緣故，在北京出生的柯馬凱身上依然保留着英式幽默的痕迹。初次見面，我們坐進他的車裡，見副駕駛前貼着一張紙：“請系安全帶，否則付司機500元（Buckle up, or pay driver ¥500）。”見我們好奇，他聳肩攤手：“至今我沒收到任何一筆錢。”

　　車開進北外校園，在一棟老式公寓樓前停下，暗灰色的牆面很陳舊，看上去和普通公寓樓沒什麼區别。這是一棟建于1954年的房子，這些年在樓道裡裝了輪椅專用滑軌。不過，在保姆的攙扶下，106歲的伊莎白仍可以自己慢慢上下樓。

　　但大多數時候，這位老英國共産黨黨員的體力已大不如前，身體常止不住微微顫抖。柯馬凱攙着母親從卧室走出來，得知我們來自上海，聽兒子說我們報紙有個“liberation（解放）”，她擡頭看向我們輕輕說道：“I am very happy to see you.”

　　從入住那天起，伊莎白在這棟樓裡一住就是66年。年輕時，這位出生于成都的國際主義戰士曾深入中國農村做研究，出版了多本記錄中國革命的著作。如今，她的記憶力已大不如前，家中的小黑闆上寫着歪歪扭扭的英文：“I 'd like to have a nice walk and sleep.”

　　但她的眼神依舊清亮。這讓我想起北外校史館裡陳列的那張照片：1947年底，伊莎白對太行山腳下的解放區進行田野調查，身穿土布軍裝的她騎在馬背上，拉着缰繩，風把她的長發吹了起來，看向鏡頭的臉，自信、潇灑、昂揚。

　　伊莎白騎在馬背上（資料照片）

　　那年11月，伊莎白和已是英國共産黨黨員的丈夫戴維·柯魯克來到十裡店村調研土改。臨辭歸國之際，夫妻倆受到中共中央外事工作負責人的深情挽留，經過慎重考慮，他們決定“服從組織安排”，參與創建中央外事學校，并留在中國任教，幫助共産黨培養外語人才。

　　這一留，就是一輩子。當年的學校幾次移遷、改名，發展到今天的北京外國語大學。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已經懷有身孕的伊莎白從石家莊随共産黨搭卡車進京。開國大典時，在長安街邊臨時搭起的木質看台上，伊莎白抱着剛出生6個月的大兒子目睹了新中國的成立。

　　在學校裡，伊莎白夫婦倆參與了新中國第一套大學英語教程的編寫和《漢英詞典》的編纂。校史館内，至今仍展示着伊莎白捐贈的外語教材。

　　如今，老人家中的陳設幾乎仍保留着那個時代的風格，泛黃的書籍、用布蓋好的沙發、挂在牆上的書法，顯示着歲月的痕迹。桌上放着柯馬凱用A4紙打印的大字号詩集，裡面收錄了幾十首伊莎白喜歡的詩歌，還有《團結就是力量》《社會主義好》《東方紅》等中國革命歌曲的歌詞拼音。

　　歲月在革命者身上留下的痕迹同樣清晰。皺紋密布的臉頂着滿頭銀發，坐在餐桌前的伊莎白喃喃自語，旁人已無法聽清她在說什麼。她身後的牆上，挂着毛主席的畫像和詩句“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西面牆上寫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八個字，中間則是周總理像。

　　傍晚，夕陽照亮了擺滿書籍、影碟和相框的書架。其中有《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等介紹中國革命的紀錄片，還有介紹西方文化的書籍。但家中最顯眼的，則是擺在客廳正中央的一個藍色方盒，裡面裝着“友誼勳章”。

　　“你們可以打開盒子看看。”見我們探頭好奇，柯馬凱露出神秘微笑，替母親做了決定。掀起沉甸甸的盒蓋，勳章光潔耀眼。柯馬凱湊到母親耳邊，樂呵呵地說：“Mom, they are admiring your ‘gold medal'.”

　　伊莎白沒有回答，她隻是輕輕點頭，看着勳章的方向微笑。

　　“看來老媽得醒一醒了。”柯馬凱淘氣似地朝我們眨眨眼：“一會兒下樓給她買根冰棍兒就高興了，她愛吃冰棍兒。”

　　“都是為革命作貢獻”

　　傍晚，伊莎白坐在輪椅裡，柯馬凱推着母親在院裡散步。不時有人上前打招呼：“帶媽媽出來散步啦？”“對，遛彎兒來。”柯馬凱轉頭悄悄和我們說：“這些老人都在這住了60年啦，他們是看着我長大的。”

　　一個世紀前，柯馬凱的先輩踏上中國土地，他的父母，以英國共産黨黨員和國際友人的身份參與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他的家族見證了古老東方國家從艱難走向勝利的曆程。在北京度過童年和少年時期後，1988年柯馬凱回到中國，在北京定居後便再沒有離開。

　　半個多世紀過去，從小生活的家屬大院格局沒有太大變化，一些當年的街坊鄰居都還在。退休前，他們多是學校教師，同伊莎白一家相熟，而且并不把他們當外人看待。“都是為革命作貢獻。”

　　柯馬凱的幼兒園是在院裡上的。如今，這裡至少住着三位他上幼兒園時的阿姨。小時候，阿姨們管叫柯馬凱叫“邁克爾”。有一次，柯馬凱到上海參加會議，被一位阿姨的女兒認出，她正在上海一所招收外籍人子女的國際學校裡教書。

　　一種集體生活方式已經遠去。20世紀50年代，單位實行供給制，一天三頓都吃食堂，衣服都不用自己買，理發店、洗衣房、澡堂、食堂、鍋爐房都在一處。柯馬凱家樓下曾是一片麥地，從窗戶望下去金燦燦一片。他笑說：“那時候，老區來的人愛勞動！”

　　最早時，柯馬凱一家住在筒子樓裡，共有三層，每層有一個大走廊，并排有十幾間房。“早晨六七點就得起床，拿着臉盆缸子牙膏牙刷趕緊去搶位子，水槽隻有一個龍頭，沒有熱水，要熱水得到鍋爐房去打。”

　　走在校園裡，柯馬凱饒有興緻地向我們講述童年生活在此的種種細節：“你看那塔樓下面原來是個大禮堂。”“那片，原來都是筒子樓。”“這邊是公廁，那邊是澡堂。”

　　“作為70歲的人，我免不了有些懷舊。”路過健身場時，柯馬凱回憶起這裡原來每周六會放露天電影，在二樓窗戶擺一個放映機，用兩根杆子撐起幕布，再用繩子綁好，大家從家裡搬來小凳子排排坐，成為那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

　　年輕時，柯馬凱是個性格内向的孩子，因為長相被一些中國大人逗過趣兒：“英國佬，不吃棗，吃棗不吐核，放屁打嘟噜”。但他并不在意：“小孩子們，難免開開玩笑。”

　　20世紀60年代，伊莎白帶着孩子們去爬長城，中間是柯馬凱（采訪對象 供圖）

　　柯馬凱對中國人的親密感，部分來自他從小所受的父母的影響。在兒時的記憶中，課堂上的父母始終精力十足，他們和同學親密無間。“我父親願意跟年輕人在一起，他一直吃學生食堂，邊吃邊和學生聊天，關心他們的生活和思想。”

　　“那是一個合作大于競争的年代。”柯馬凱記得，那時，母親經常鼓勵學習好的學生幫助帶動學習差的學生，她還常把需要幫助的學生請到家中答疑解惑。

　　“我小學放學回家就在裡屋做作業，我爸媽就在客廳幫學生補課。”多年以後，有一次，柯馬凱去政府辦事，經辦人員正是伊莎白當年的一位學生，他一眼認出：“這不是邁克爾嘛！我是看着你長大的！”

　　伊莎白夫婦當年的很多學生，有人進入外交部，至今依舊活躍在中國的外交舞台上，他們年輕時，也曾在柯馬凱家客廳的餐桌上補習過作業。

　　“人類學家的視角”

　　采訪那幾天，北京天空碧藍如洗。我們走到北外附近的國際大廈附近，柯馬凱指着車流不息的西三環感慨：“我小時候這兒還是一條土路。”一直到20世紀六十年代末，西直門城樓還在，離北外校門不過5公裡，一路過去，路邊還有莊稼地。

　　半個多世紀來，中國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是他和母親都未曾料想到的。

　　以英語教育者被人們認識的伊莎白，第一次重返中國時的身份還是人類學家，四川藏族部落、羌族山寨間、解放區農村的田間地頭，都留下了這位外國學者的身影。

　　彼時，國際革命運動和反法西斯鬥争轟轟烈烈。她後來的丈夫奔赴西班牙進行反法西斯鬥争，負傷住院，在醫生白求恩那借到一本斯諾的《西行漫記》，從此對中國革命産生興趣。

　　1959年，兩人合作撰寫的《十裡店——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在英國倫敦出版。20年後，内容更為翔實的《十裡店——中國一個村莊的群衆運動》在美國紐約問世，這兩部基于實地調查的著作，使西方人有了真實了解中國土改運動的機會。

　　某種程度上，今天的外國比從前更需要深入了解中國的機會。受父母影響，柯馬凱常說，他要用人類學視角審視北京的發展變遷，這是他愛這裡的方式。

　　這些年，柯馬凱關注環保事業。我們走過大院時，一股農藥的味道飄在空中。“有人就覺得這些蟲子殺得越幹淨越好，我可不是那樣。”他皺眉快步離開：“要維護生物多樣性，就得有能夠共存的環境。”

　　兒時的北京似乎有更多趣味。“小時候能見到天牛，兩個大犄角，跟牛魔王似的。”前幾天，柯馬凱走在路上，看到樹上掉下個“吊死鬼兒”，“把我給激動的，多少年沒見到了！”

　　随着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曾經住在尋常百姓家屋檐裡的雨燕，越來越難覓栖息地。柯馬凱便和學生、街道社區裡的老頭老太一起，幾十個人組成一隊，走進胡同、街道、社區，動員商家給雨燕留窩。他笑說：“我是人群中唯一的‘大鼻子’。”

　　柯馬凱喜歡逛北京的胡同，他說，那些不斷拆蓋、分合的雜居院落“像個活物”，是城市生命力的體現。但這些年，北京城的面目也變得陌生起來。“現在中國物質發展很迅速，但在推動現代化、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時，也要把中國的文化特色保留好。”

　　海澱原來有一條軍機處胡同，柯馬凱看史料裡說晚清大太監李蓮英曾在那有個宅子，便去探訪，看見院門口坐着幾個老人。正在那東張西望看時，老人問他：“你找誰？”柯馬凱答：“聽說李蓮英跟這兒住過。”

　　“你猜他說什麼，李蓮英？沒有沒有，這兒沒這麼個人。”說完，柯馬凱哈哈大笑。

　　柯馬凱在美國教書的朋友帶外國學生遊學團來中國時，每次都找他帶領學生遊胡同，因為他轉的都是真胡同，住的是真居民。“不是騎着個三輪車在那介紹，請幾個大爺大媽坐在那。”

　　這些年，消失的胡同也帶走了一種古老的生活方式。柯馬凱小時候在崇文小學上學，逛得最多的是挨着胡同的花市，那時有很多養花養蟲遛鳥的人，現在已很難見到，僅有的也深藏在胡同深處。

　　但柯馬凱有辦法敲開那些緊閉的大門。他找居民聊天，談曆史、談建築，一般聊上5分鐘以後，對方就讓他進去看看。“可能我長着一張洋面孔，人家也覺得新鮮，要是換個中國面孔，說不定成功率還低一點。”

　　“一輩子都是中國人民的朋友”

　　采訪那天，他從北京京西學校開完會趕回北外和我們見面，雖然作為創始人的他正一步步退居幕後，但對外交流的工作一直沒停下。“國際友誼是挺重要的工作，現在有些西方國家惡毒攻擊中國，我覺得中國更要廣交朋友。”

　　1988年，伊莎白的好友，第一個加入新中國國籍的外國人馬海德去世；2000年，伊莎白的丈夫，堅定的共産主義者戴維·柯魯克去世；2005年，好友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去世……

　　當第一批“白求恩”遠去，會有新的“白求恩”出現嗎？

　　柯馬凱家的全家福，攝于20世紀80年代（采訪對象 供圖）

　　柯馬凱繼承起父母關注教育的志向。改革開放後，來北京工作的外國人數量增加，很多都是短期逗留，亟須能滿足他們子女教育需求的國際學校。1994年，柯馬凱和幾位朋友聯合創辦的北京京西學校開學，這是一所專門面向外國人子女的國際學校。

　　談及學校的培養目标，柯馬凱反複強調：“我希望京西出來的學生，無論待了1年還是10年，一輩子都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欣賞中國的文化，包括傳統文化，也包括新文化。”

　　如何讓外國人真正了解、認同中國？柯馬凱說得直接：“我倒覺得不如跑到街道辦事處，跟幾位大媽在那聊聊，你們社區的年輕人都幹什麼？老人怎麼辦？殘疾人怎麼領補助？社區治安怎麼搞？戴紅袖章的人是幹啥的？中國社會是很有趣的。”

　　“人的感情不是靠啃書本啃出來，是靠跟活人打交道建立起來的。”柯馬凱曾經帶着20多個美國學生轉過積水潭醫院附近的居民區，基本上見不到一個遊客，90%以上都是在當地生活工作的街坊。“北京居民可愛聊天了，特别友好，我帶美國學生到居委會裡頭或者街道辦事處去，都樂意聊。”

　　這種沉浸式的觀察方式來自他的父母。20世紀40年代，伊莎白在農村做調研時，與農民同吃同住，還經常端着飯碗蹲在地上和農民一起吃飯。面對貧窮落後的中國，這位國際主義戰士不僅沒有歧視，反而和質樸的中國人民打成一片。

　　在河北西部山區的十裡店村，伊莎白與當地村民交談（資料照片）

　　“authentic experience”（真實的體驗）無疑感染了柯馬凱。雖然在城裡長大，柯馬凱對農村和農民有着特殊的感情。每年，他都會帶着京西學校的孩子們前往北京郊區農村進行實地調查，這是學校課程裡的一部分。

　　他把幾十個來自不同國家的孩子分到不同的人家裡，老百姓給外國孩子包餃子吃，孩子們坐在家裡，感受到的完全是原汁原味的中國家庭生活。“孩子們會好奇，那屋住的是誰？這屋又是誰？爺爺奶奶住在哪？洗衣機擱在哪個窩棚裡頭？對中國的了解就更深入了。”

　　有一次，柯馬凱帶着5個高年級學生去農村考察土地利用變革問題，在一戶農家，學生第一次見到北方的炕，覺得神奇，說我們晚上就睡炕。一頓喂柴燒火，屋裡烏煙瘴氣，但幾個外國學生卻覺得其樂無窮，特别高興。

　　1949年，伊莎白跟着共産黨的隊伍進入北京，那時，毛澤東說奪取全國勝利隻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當時，伊莎白覺得，主席怎麼這麼謙虛，幾十年過去，她才意識到，社會主義建設确實是個漫長的過程。

　　她已經為之奉獻了一輩子，她的後代們，仍在矢志不渝——兒子柯馬凱創辦了京西學校，而孫女，現在在英語幼兒園當教師。

　　欄目主編：張駿 文字編輯：顧傑

　　來源：作者：顧傑 劉雪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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