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承恩（1506年—約1583年），字汝忠，号射陽山人。漢族，淮安府山陽縣人（現淮安市淮安區人）。祖籍安徽 ，以祖先聚居枞陽高甸，故稱高甸吳氏。

現存明刊百回本《西遊記》均無作者署名，提出《西遊記》作者是吳承恩的首先是清代學者吳玉搢，吳玉搢在《山陽志遺》中介紹吳承恩：“嘉靖中,吳貢生承恩,字汝忠,号射陽山人,吾淮才士也”，“及閱《淮賢文目》，載《西遊記》為先生著” 。吳承恩自幼敏慧，博覽群書，尤喜愛神話故事。在科舉中屢遭挫折，嘉靖中補貢生。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任浙江長興縣丞。殊途由于宦途困頓，晚年絕意仕進，閉門著書。

2004年，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政府決定在山上茶庵處建立了吳承恩紀念館和在山下山門處建樹其石雕座像，用來紀念他。

人物生平

1529年（嘉靖八年），吳承恩到淮安知府葛木所創辦的龍溪書院讀書，得到葛木的賞識。

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吳承恩大44歲才補得一個歲貢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職，沒有被選上。

1551年（嘉靖三十年）吳承恩接任河南新野縣知縣。修建行台察院，尊經閣，增修儒學，表彰貞節，興辦水利等德政事迹。

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周遊湖南新化（古梅山）賣文寫書為生。

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由于母老家貧，去做了浙江長興縣丞，常與友人朱曰藩豪飲，寄趣于詩酒之間，和嘉靖狀元沈坤，詩人徐中行有往來。

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終因受人誣告，“拂袖而歸”，晚年以賣文為生，約六十七歲時到過杭州，活了大約76歲，晚年在貧窮中逝世。

吳承恩喜讀稗官野史、志怪小說，“嘗愛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輩所著傳記，善模寫物情，每欲作一書對之”，“髫齡，即以文鳴于淮”，頗得官府、名流和鄉紳的賞識，《淮安府志》載他“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做詩文下筆立成。愛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類的書籍，如《百怪錄》、《酉陽雜俎》之類的小說或野史。

吳承恩小時候勤奮好學，一目十行，過目成誦。他精于繪畫，擅長書法，愛好填詞度曲，對圍棋也很精通，還喜歡收藏名人的書畫法帖。少年時代他就因為文才出衆而在故鄉出了名，受到人們的賞識。

他官場的失意，生活的困頓，使他加深了對封建科舉制度、黑暗社會現實的認識，促使他運用志怪小說的形式來表達内心的不滿和憤懑。他自言：“雖然吾書名為志怪，蓋不專明鬼，實記人間變異，亦微有鑒戒寓焉。”吳承恩還寫過一部短篇小說集《禹鼎志》，不過已經失傳，隻能看到一篇自序。

吳承恩擅長繪畫、書法，多才多藝。然而科舉不利，至中年始為歲貢生。60歲時出任長興縣丞，又因與長官不諧，拂袖而歸。後又聘任過荊王府紀善。

《淮安府志》載他“性敏而多慧，博覽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補上“歲貢生”，後流寓南京，長期靠賣文補貼家用。晚年因家貧出任長興縣丞，由于看不慣官場的黑暗，不久憤而辭官，貧老以終。30歲後，他搜求的奇聞已“貯滿胸中”，并且有了創作的打算。

50歲左右，他寫了《西遊記》的前十幾回，後來因故中斷了多年，直到晚年辭官離任回到故裡，才得以正式創作《西遊記》。

個人作品

吳承恩代表作為長篇小說《西遊記》，另著詞集《花草新編》及短篇小說集《禹鼎志》（《禹鼎記》）等，大多散佚。詩作有《海鶴蟠桃篇》《春曉邑齋作》《楊柳青》《長興作》《秋興》《金陵客窗對雪》《田園即事》《桃源圖》《堤上》《舟行》《題沈青門寄畫海棠用東坡定惠院韻》等。詞作有《點绛唇》《浣溪沙》《如夢令》《西江月》《滿江紅》等。散曲作品有《沉醉東風》《醉太平》《水仙子》《駐雲飛》《梁洲序》《滿庭芳》等。

吳承恩詩文，有後人輯集的《射陽先生存稿》四卷存世，包括詩一卷，散文三卷，卷四末附小詞三十八首。另有《續稿》一卷。

人物評價

《天啟淮安府志》：評價他“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清雅流麗，有秦少遊之風。複善諧谑，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

《長興縣志》： “性耽風雅，作為詩，緣情體物，習氣悉除。其旨博而深，其辭微而顯，張文潛後殆無其倫。”

朱應登：認為他“可盡讀天下書”，而“以家所藏圖史分其半與之”。

李維祯：吳承恩的詩文成就時說，吳的詩文“率自胸臆出之”，不事雕琢，他的詩和唐代的錢起、劉禹錫、元稹、白居易相上下，他的古文與宋朝的歐陽修、曾鞏相出人。

陳文燭： “今觀汝忠之作，緣情而绮麗，體物而浏亮，其詞微而顯，其旨博而深。《明堂》 一賦，铿然金石。 至于書記碑叙之文，雖不拟古何人，班孟堅柳子厚之遺也。詩詞雖不拟古何人，李太白、 辛幼安之遺也。 蓋淮自陸賈﹑枚乘﹑匡衡﹑陳琳﹑鮑照﹑趙嘏諸人，鹹有聲藝苑，至宋張耒而盛，乃汝忠崛起國朝，收百代之阙文，采千載之遺韻，沉辭淵深，浮藻雲峻，文潛以後，一人而已，真大河韓山之所鐘哉！ ”

李維桢： “嘉隆之間，雅道大興，七子力驅而近之古，海内翕然向風。其氣不得靡，故拟者失而粗厲；其格不得逾，故拟者失而拘攣；其蓄不得儉，故拟者失而糅雜；其語不得凡，故拟者失而詭僻。至于今而失彌滋甚，而世遂以罪七子，謂李斯之禍秦，實始荀卿。而獨山陽吳汝忠不然。 汝忠于七子中所謂徐子與者最善，還往倡和最稔，而按其集，獨不類七子……中人之好，從來久矣。天下方馳骛七子，而汝忠之為汝忠自如。 以彼其才，僅為邑丞以老，一意獨行，無所扳援附麗，豈不賢于人遠哉！ ”

作品特點

吳承恩與明代前後七子同時代，其文藝思想與他們相近， “汝忠謂文自六經後，惟漢魏為近古，詩自三百篇後，惟唐人為近古；近世學者，徒謝朝華而不知蓄多識，去陳言而不知漱芳潤，即欲敷文陳詩，難矣” 。 “此論則比何﹑李通達得多，故其詩作，多自胸臆出之。朱彜尊 《明詩綜》 四十八謂其詩 ‘習氣息除，一時殆鮮其匹。’ 吳承恩的詩作浪漫主義氣息又特濃，故被陳文燭稱為 ‘李太白、 辛幼安之遺也’。” 吳承恩的見識非凡，不僅看到當時的文壇之弊，而且能跳出複古主義的圈子，獨樹一幟，強調 “謝朝華”“蓄多識”“去陳言”“漱芳潤”。 在詩文創作中， “率自胸臆出之，而不染于色澤，舒徐不迫，而不至促弦而窘幅，人情物理，即之在耳目之前，而不必盡究其變” ， “師心匠意，不傍人門戶籬落，以釣一時聲譽” 。這便超越了前後七子，而獨步文壇。

吳承恩的詩文 “率自胸臆”“師心匠意” ，據現存240餘首詩歌詞曲﹑障詞及頌贊來看，除一些障詞﹑頌贊屬于應酬外，大多極富有曆史﹑文學藝術價值。《二郎搜山圖歌》 是他精心構思的上品，雖是題畫詩，卻假借二郎神搜山捉妖的神話故事，揭露了當時“五鬼”“四兇” 橫行的黑暗現實，期望 “胸中磨損斬邪刀”“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間豈謂無英雄？ ”“誰能為我緻麟鳳，長令萬年保合清甯功” 。這與 《西遊記》 贊揚孫悟空 “大鬧天宮” 的英雄主義精神與氣概何其相似？《賀學博未齋陶師膺獎序》 對當時社會風氣的揭露是何等逼真而傳神： “夫不獨觀諸近世之習乎？是故匍匐拜下，仰而陳詞，心悸貌嚴，瞬間萬慮，吾見臣子之于太上也，而今施之長官矣；曲而跽，俯而趨，應聲如霆，一語一偻，吾見士卒之于軍帥也，而今行之缙紳矣；笑語相媚，妒異黨同，避忌逢迎，恩愛汝，吾見婢妾之于閨門也，而今聞之丈夫矣；手談眼語，诪張萬端，蠅營鼠窺，射利如蜮，吾見驵儈之于市井也，而今布之學校矣。” 《贈衛侯章君履任序》 道， “況乎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機械日繁，奸詐之風日競，其何以為之哉？ ” 這與宗臣的 《報劉一丈書》 對當時官場污濁與官吏腐敗的揭露何其相似，作者對現實的觀察何等敏銳細緻。百回本 《西遊記》 對天宮﹑龍宮﹑地獄的弄虛作假﹑官官相護﹑肮髒交易的披露多麼令人浮想聯翩啊！他的 《陌上佳人賦》 堪與陶潛 《閑情賦》 相媲美。《宿田家》“柴門閉流水，犬吠花上月” 堪稱絕句精品。最能表現他個性的則當數其《送我入門來》、《贈沙星士》﹑《答西玄公啟》， “狗有三升糠分，馬有三分龍性” ， “雖貧杜甫還詩伯，縱老廉頗是将才” ， “平生不肯受人憐，喜笑悲歌氣傲然” ，狂傲不羁，并自稱“淮海豎儒” ， “蓬門浪士” 。

他在 《花草新編序》 中說： “重其人兼重其言，惟其藝不惟其類。 麗則俱收，鄭衛可班于雅頌；洪纎并奏，郐曹無間于齊秦。” 強調文學創作的實績，重視藝術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 “麗” ，美也，藝術形式美是其價值之所在。這就突破了明前後七子的複古主義文學觀，獨樹一幟，倡導文藝創作的 “情”“摯” ，追尋 “奇”“麗” 的藝術風格。他在 《範寬溪山霁雪圖跋》 中強調 “真趣”“意象如生” ；在 《題沈青門寄畫海棠用東坡定惠院韻》 中高倡 “真趣”“獨絕” ， 雖是題畫詩，卻顯見其鑒賞旨趣—— “意先足”、“奇賞”、“絕流俗”、“傳神”、“真淑” 等。 在 《序技贈寫真李山人》 中又強調 “情趣”“真趣” ，與後代公安派、 李贽的文學主張何其相似。

人物争議

明代百回本《西遊記》的作者，舊傳為丘處機，此說随着錢大昕對《長春真人西遊記》原書的披露而不攻自破。乾隆時又出現了另一種新說法，有位籍貫江蘇淮安的學者吳玉搢認為百回本《西遊記》的作者是他同鄉明朝人吳承恩。在他撰寫的《山陽志遺》卷四裡說：“天啟舊志列先生 （指吳承恩）為近代文苑之首，……及閱‘淮賢文目’載《西遊記》為先生著，……書中多吾鄉方言，其出淮人無疑。”這是指明天啟《淮安府志》卷一九藝文志“淮賢文目”中，著錄有“吳承恩《射陽集》四冊卷，《春秋列傳序》，《西遊記》”，其中包含題名為“西遊記”的作品；同時，章回小說《西遊記》中也多有蘇北方言，由此兩點判定吳承恩是小說《西遊記》的作者。後來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胡适的《西遊記考證》都采用了吳玉搢這個說法，并對吳承恩的事迹作了考訂，從此吳承恩著西遊記這件事就幾乎成為家喻戶曉的文學常識。然而學術界就此仍存有争議。

《百回本〈西遊記〉是否吳承恩所作》中指出，從《西遊記》問世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三百餘年裡，各種刊本或署朱鼎臣編輯，或隻署華陽洞天主人校而不署作者姓名，或署丘處機撰，沒有一本承認吳承恩的著作權。胡适1921年的《西遊記序》也說此作“是明朝中葉以後一位無名的小說家做的”。後來魯迅先生力主吳承恩說，胡适得到魯迅抄給他的材料，便在《〈西遊記〉考證》中也持此主張。

章培恒指出，在清初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裡是把“吳承恩西遊記”著錄進卷八史部地理類的，可見前述《淮安府志》著錄的吳承恩的《西遊記》，應是地理類的遊記而并非章回小說，而且吳承恩曾仕明荊王府的紀善官職，從他的故鄉蘇北淮安到湖北蕲州的荊王府正可說是“西遊”。從方言看，西遊記的作者也可能并非蘇北人吳承恩。章文已考知百回本《西遊記》中“實是長江北部地區的方言與吳語方言并存”，又考知《永樂大典》所引“夢斬泾河龍”一段中“本存在蘇北地區的方言，卻無吳語方言，經百回本的作者加工後，增添了吳語方言，但沒有再增添蘇北地區的方言”。

黃永年贊同章培恒的觀點，并補充論據：其一，百回本的原本初刻應在嘉靖初年就已出現，而吳承恩其人一般估計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才出生，到1522年（嘉靖元年）他才二十二、三歲，寫成百回、二十卷的大部頭西遊記，而且寫得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可能性很有限。其二，黃壽成注意到，百回本二十九回的回目是“脫難江流來國土，承恩八戒轉山林”，如果吳承恩真是作者，不應在這裡用上“承恩”二字，而且用在形象并不光輝的“八戒”前面。

吳承恩著《西遊記》說的流行并非偶然，具有豐富的證據支撐。主要有：吳承恩曾任職于湖北荊憲王府，符合《刊西遊記序》中指出的“《西遊記》出于藩王府”這個條件；《淮安府志》關于吳承恩生平個性，特别是“吳承恩著《西遊記》”有明确記載；吳承恩《射陽先生存稿》（後編為《吳承恩詩文集》）與《西遊記》存在多方互證；《西遊記》具有諸多淮海地緣特征，如一說孫悟空原型為淮河神猴無支祁、唐僧籍貫為海州聚賢莊等。但從學理上作仔細考量，“吳著”說也難以成為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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