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生/同濟人文學院
親愛的朋友,我猜,當你開始閱讀這篇文章時,你已經忘記了你手上拿着手機,甚至你也忘記了你是在用手機看這篇文章,更甚至,你會忘記你為何會在手機上打開這篇文章。因為時至今日,用手機看文章,看圖片,看視頻,已經和用我們的眼睛看這些東西一樣“自然”,甚至,當我們想“看”什麼東西時,也已經不是用我們的“眼睛”去“看”,而是先拿起手機來“看”。而“手疾眼快”這個成語似乎也在今天獲得了新的含義,那就是當我們要“看”這個世界,要了解這個世界時,隻有快速拿起手機,才能讓眼睛快速“看”到想看的東西。而與此同時,正因為手機強大的“看”的功能,使得手機幾乎與我們須臾不可分離,從早上醒來就手不釋機,直到我們在忙碌了一天之後墜入夢鄉時才會忘記它的存在,可有時,甚至我們在夢中,還拿着手機在看着白天看不到的另一個世界。就在不知不覺中,手機就像戴在孫悟空頭上的那個金光燦燦的“緊箍”一樣,已經成為我們每個人的“手箍”。
可是,手機何以從我們的“眼睛”變成我們的“手箍”?我們又何以心甘情願成為手機的“座架”?也就是說,手機這個“移動電話”(mobilephone)何以從為我們而“移動”變成了因我們“移動”而“移動”呢?
“手眼”通天:作為“看”的“形式”的手機
也許,這首先要歸功于手機的“手眼通天”的功能。因為手機與移動互聯網的結合,使得手機已經不僅僅是個通信工具,它已經成為我們與世界交往與聯系的最為重要的“手段”。而通過無所不在的網絡,手機已經成為我們的“眼睛”的“眼睛”,有時,甚至會讓人覺得,我們長在臉上的那雙真正的“眼睛”似乎已經不重要了,而這這雙肉眼存在的唯一意義就是為了可以讓我們通過手機這個人造的“眼睛”去“看”那些我們想看到一切。
當然,借助手機這個“手眼”,我們可以比我們的眼睛看得更遠,更多,也更深,可以“通天”,但另外一個原因或許更為重要,那就是,透過手機這隻“手眼”,我們可以看到比我們的眼睛看到的那個世界更美,同時也更耐人尋味的世界。是的,通過手機看到的世界會比眼睛看到的世界更“美”!這一點,相信隻要使用過手機相機的“美顔”功能的自拍過的人都可以明白,手機裡的你一定比手機外的你更美,更迷人。然而迷人的不僅僅是手機拍下的你的臉,還有街頭巷角的行人,哪怕是一片春日陽光下行道樹初發的枝芽和地鐵的平淡的站台也會變得更有韻味,更為迷人的是,你從手機裡看到的每一則消息,每一篇文章,乃至于每一個字,似乎也都被“美顔”了,都變得充滿了韻味,或者讓人有一種本雅明所說的“震驚”之感,或者讓人感到意味深長,油然而生一種王國維所說的“古雅”之美,而這一切,則是因為,手機其實已經不僅僅是手機,而是可以像“相框”一樣給大千世界加上“畫框”,使得一切都“形式”化了。
何為形式?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認為事物的“形式”(form)就是美得以産生的條件,或者說,事物的形式就是審美的對象。所謂形式,就是事物在空間和時間上排列組合的方式,對詩歌來說,就是字詞的排列,韻律的組合,對音樂來說,就是聲音的輕重緩急的展開,而對于繪畫來說,就是構圖與顔色的布置。而對形式所具有的作用,宗白華根據康德的思想進行了很好的概括,即形式一可起到“間隔”的功能,将對象與現實世界區隔開來,摒棄其功利性的考慮,另一個作用是可以起到“構圖”的作用,賦予世界以某種美的“圖像”。因此,他以窗戶為例,一方面窗戶使得内外間隔,與現實隔開;另一方面,窗戶又可以使得由此“望”出去的風景被剪裁和構型,因而産生了美,所以,中國的詩人很喜歡寫那些從窗戶或門“望”出去的詩句,如杜甫的“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裡船”等。而有意思的是,形式這個詞最初來源于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理式”(eidos),其本身就有“看”的意思,也有“美”的意思,所以,宗白華以窗來解讀形式,可以說非常巧妙和得體。就像窗戶是形式,是“取景框”一樣,手機也是形式,也是“取景框”,隻不過,手機是一扇移動的窗戶,可以随時随地看到移動的“風景”。
我們通過手機看到的世界,因為手機這個“形式”為其加上了“窗框”,使得它與我們的眼睛看到的那個世界間隔開來,卻也因此變得似乎更“美”了,所以我們甯願通過手機而不是我們的眼睛來看身在其中的這個世界。而這也許正是我們對手機“愛不釋手”的原因。
觸“手”可及:作為“思想的手”的手機
當然,我們之所以會對手機“愛不釋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它已經成為我們的“手”,與我們的真正的手已融為一體,而且它還是一隻神奇的“手”,隻要我們拿起手機,小到衣食住行,大到思想文化,從形下到形上,從國内到國外,無不觸“手”可及。這也是手機之所以成為“手”機的原因之一,而從最初的“移動電話”或“蜂窩電話”到“手機”的名字的變化,不僅僅是名稱的變化,更重要的是其功能的變化和人們對其認知的變化。它的功能如此強大,以至于僅需舉“手”之勞就可以完成我們的“手”可以完成的一切,甚至還可以完成我們的真實的手想完成卻又不能完成的一切,所以人們才把“手”這個詞賦予了這個可以移動的似乎無所不能的機器。而小小的手機無疑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最普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技術或技術物。
德國現代思想家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在《人與技術》(Der Mensch und die Technik,1931)中讨論技術時,将技術概括為人生活的“策略”,也即人應付生活的“手段”,因為他認為人的産生就是因為手的技術化,也就是手可以制造和使用工具,才使得人成為人。人隻有把與思考和智慧相關的“眼之思想”通過“手之思想”的實踐以達成其目的,才能創造在創造出世界的同時也創造出自己,否則隻能是“空想”。因此,手一躍而成為人最初的也是最終極的技術或技術物,成為所謂溝通眼與手之“思想的手”,即可以把“思想”化為“現實”的“手”。所以,斯賓格勒認為這也是為何會有“手相學”的原因,因為從一個人的手上确實可以看出他的諸多品性,今天我們或許已經不再通過一個人的手相來判斷他的特質,但卻試圖從一個人使用的手機上推測出其人其“思”來,其中的道理卻沒有變。
也正是因為手機可以讓世界觸“手”可及,使得手機成為我們的又一隻“手”,在取代了我們眼睛的同時,它也取代了我們的原來的手,也因此使得我們再也離不開這隻雖然近在眼前但卻視而不見的“手”。不過,也許你會問,是不是隻有中國把移動電話叫手機,當然不是,無獨有偶,斯賓格勒的祖國德國也把移動電話叫“手機”(Das Handy),相信他如果泉下有知,應該會忍不住把這個例子加到他的書裡。
一“手”遮天:作為“欲望機器”的手機
當然, 我們離不開手機,更多的時候并不是因為真的需要去用手機處理一些不得不處理的事情,而是我們想通過手機這個架設在現實和“遠方”之間的“窗戶”或者“取景框”,借着“看”手機以暫時跳出眼前的現實的纏繞,從而“手眼”通“天”,獲得短暫的解脫。
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這部大著中,叔本華認為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是“意志”(wille)和“表象”(Vorstellung)的世界,但其根本則是意志,意志就是一種生存的欲望,是一種“所欲”(宗白華語),在其驅使下世界上的一切都為了生存而苦苦掙紮,與之同時,世界也就因此得以“表象”出來。而我們的一生就是在這生存的欲望的驅使下不得不當一個悲苦的“打工人”,又因為“所欲”一旦滿足,就會有新的所欲産生,是故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販夫走卒,都在為其“打工”的痛苦心酸與無聊厭倦之間像鐘擺一樣來回搖擺,永無盡期。但是,叔本華指出,盡管作為“打工人”的我們在有生之年“此恨綿綿無絕期”,可是那些“天才”如詩人、畫家、音樂家等卻可以通過藝術的創造來擺脫現實的羁絆,意志的困擾,于藝術之間忘情,獲得一時的解脫。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這些不是天才的人也可以通過藝術家的創造,分享這種“美感的愉悅”,從而也得到解脫。用叔本華的話來講,就是我們可以把藝術家的眼睛“套在我們頭上”,像藝術家一樣看世界,讓意志的世界“看”起來不是那麼冷酷,也不是那麼醜陋,更不是那麼無情。而有了手機的我們,就像是給自己套上了一隻叔本華的“藝術家的眼睛”,隻不過我們不是套在頭上,而是握在手裡,通過“手機”這個天才藝術家的“手眼”以通“天”,無時不刻不可以獲得“美感的愉悅”了。
但是,因為各種資本和意識形态的關系,我們從手機裡所看到的世界不僅是“加框”的世界,還是一個充滿各種規訓的世界,更是一個讓人“愉悅”的世界。在那些看不見的“手”的驅動下,各種大數據的或者所謂智能的算法所導緻的投其所好的推送,使得你的手機會成為個人專屬的“欲望機器”。但是,這個“欲望機器”,并不是德勒茲與迦塔裡所說的那種革命性的試圖打破資本主義機制的“欲望機器”(machine désirante),而是一部來自外部世界的資本與意識形态的力量制造的讓人學會消費與服從的“機器”。而這台欲望機器的最大功能就是使得你在手機裡看到的東西都是你想看到的東西,你看到的世界也是你想看到的世界,它的最高的法則就是無論如何也要讓你覺得愉快。
所以,手機這個“手箍”不是像孫悟空頭上的那個“頭箍”一樣,通過“超我”這個“緊箍咒”造成的頭痛欲裂來規範我們的欲望,而是作為一個快樂的欲望機器,直接迎合我們的欲望,并因此生産我們的欲望,并盡可能通過滿足我們的欲望,在讓我們覺得莫名的快樂的同時愉快的淪為它的“打工人”,最終心甘情願的變成的它的消費品和犧牲品。而我們的手機也因此一“手”遮天。
或許,就是這些原因,使得我們一旦拿起手機,就愛不釋“手”,再也放不下來。
那麼,親愛的朋友,看到這裡,你是否已經知道了之前你不知道的手機的各種“手段”,可以效舉“手”之勞,點贊或者分享此文呢?
2020年3月7日匆草于五角場。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丁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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