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觀衆苦等愛情電影久矣。今年的情人節檔期，進入院線的幾部愛情片遭遇了口碑和票房的雙重危機。

觀衆到底需要什麼樣的愛情電影？或許它無限貼近生活，或許它符合年輕人對理想愛情的幻想，或許它隻是痛快地講了一個讓人投入的故事，無論如何，普通觀衆都值得看到更好的中國愛情故事，它會是庸常疲憊生活裂開的一個縫隙，浪漫和希望于此得以呼吸正常。

今年2月22日，一部日本愛情電影《花束般的戀愛》（後文簡稱“《花束》”）在國内院線上映，收獲了超過9600萬的票房。很多人并不看好《花束》在中國的票房——這是一部主創沒有廣泛中國觀衆基礎，講述兩個文藝青年從相識相愛到最終分道揚镳，沒有團圓結局，講着日語的文藝片，它的最初預期票房不到2000萬元。《流浪地球》《你好，李煥英》以及2021年的國産愛情電影《我要我們在一起》的監制和策劃人王紅衛這樣解釋《花束》遠超預期的票房成績：“先不論是什麼類型，它終究是一部好電影，真的好電影，中國觀衆還是認的。”

同樣在2月上映的，還有三部國産愛情電影：《十年一品溫如言》《好想去你的世界愛你》《不要忘記我愛你》，它們目前的票房分别是1.67億元、1.07億元和5600萬元。《十年一品溫如言》的1.67億元票房中，1.3億元都來自情人節當天，另兩部的情況也相似——在情人節當天賺得盆滿缽滿的同時，也引起了微博吐槽“爛片”的高熱讨論。而從目前的豆瓣評分（滿分10分制）來看，三部的豆瓣分數相加起來都達不到10分。

這樣的對比并不能粗暴地說明“進口片就是比國産片強”——早在2013年，國産商業愛情片《北京遇上西雅圖》就獲得了5.3億元票房和7.3分的豆瓣評分；去年年底上映的《愛情神話》以小搏大，在引起互聯網各路人馬和知識分子唇槍舌劍的同時，最終還收獲了2.6億元票房和8.1分的豆瓣高分。

但能被稱為“好電影”的國産愛情片依然寥寥無幾，即使回到疫情尚未肆虐，全年電影票房近600億元的2019年，存在感最高的一部商業愛情片是票房近10億元的《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中國台灣拍攝制作，翻拍自十餘年前的同名韓國電影，豆瓣評分4.8分。

“為什麼有這麼多糟糕的愛情電影？”觀衆和讀者往往對此産生各種的想象，為此，我們專訪了著名電影監制王紅衛，或許能為讀者們提供一個不同角度的參考。

ELLEMEN：在你的觀察中，商業愛情片在中國市場的份額如何？愛情片是投資方和制作方偏愛的類型嗎？

王紅衛：我做電影這些年，愛情片始終是占比很小的類型。換言之，對于主流市場的主力影視公司以及主流骨幹的導演，愛情片的創作和開發是非常靠後的選擇。中國電影市場一直就沒有把愛情片當做大類型去做，這和其他的先發市場非常不一樣。我們都知道一個相對健全、相對正常的電影市場，愛情片非常重要，比如好萊塢一度是靠浪漫愛情喜劇支撐的，可能不是票房最高的，但它是支撐腰部的力量。在中國電影市場，這種情況一直沒有出現。中國的愛情片不是産量高，質量不太行，本身産量也低，是這樣的現狀。你去對比一下每個電影檔期上映的電影，能被歸為“愛情片”的，有可能同時還是個喜劇，“愛情”隻是其中的元素，最終賣的還是它的主類型。

ELLEMEN：這背後有什麼原因？

王紅衛：在我看來，中國的愛情片在開發階段，不論是資本方、制作方還是創作者，會有這麼一個默契——這部電影不能隻有愛情，必須還有其他話題要素來支撐，而這些話題最終還會大于“愛情”元素本身。

ELLEMEN：是因為“愛情”這個元素不夠有吸引力嗎？

王紅衛：不是“吸引力”的問題，是“支撐”的問題。我覺得業内會認為，僅有愛情可能支撐不住片子的票房預期，支撐不住讨論量，所謂“流量”，大部分情況下都需要另一個話題來挑動讨論空間。很多因素都影響了我們拍一部純粹談戀愛的電影，開發端要操心的事太多了，這個情節太空中樓閣了，那個情節太懸浮了。

對于一個嚴肅的創作者來說，如果決定寫純愛情片，能生發出來的創意也不多，創作動力也不夠，如果寫得太“不食人間煙火”，自己也會覺得不對勁。這又涉及到“深入探讨愛情”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如果說深了就超出“電影”的範疇了，我們中國人對愛情的理解或者說“什麼樣的愛情值得拍一部電影”，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可能還不太一樣。這不是中國人怎麼拍愛情的問題，而是中國人怎麼談戀愛。

還有一個因素，我覺得可以說是“功利”或者說“趨利避害”的問題。當你拍一部愛情片，這是觀衆中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經曆過的情感，同時你還沒有其他類型的優勢，比如獵奇、驚悚懸疑、災難、科幻、動作，這些電影的故事不是所有人都能經曆的，你拍得還不錯，觀衆就滿意了。“談戀愛”這個話題，你想把它拍好了，讓觀衆覺得可信又貼近生活，覺得不無聊，還能給出回味和思考的空間，這太難了。

所以說愛情片看似好拍，但其實對導演主創的職業水準有很高要求，能完成這種要求的中國導演不多；我們現在的編劇團隊年輕化，愛情片對叙事技巧的要求相對沒那麼高，但要求的是對生活的理解，而真的經曆了、了解了人生，又能把它寫出來的中國年輕編劇，也不多。這個片子就容易失敗。所以說愛情片對創作的要求跟其他片子是不一樣的。也就是這兩個大因素導緻了我們不容易拍出好的愛情片。

ELLEMEN：你覺得中國能拍出來好愛情片的導演是什麼樣的？

王紅衛：我舉兩個例子。從導演的業務能力、電影語言、表演控制、故事節奏，我個人認為這幾年我們整體質量上非常好的愛情片，一個是陳正道的《盛夏未來》，一個是沙漠的《我要我們在一起》，最後這兩部愛情片的票房都是三億多。

但跟對“愛情”的關注度比，輿論更關注這兩部電影其他的話題——那像他們這樣的導演，沒有得到足夠的正向激勵，可能下一次選擇題材是會更謹慎——愛情片它看似天花闆低，但實際上拍起來又非常費勁；資本在看到這樣的輿論之後也會變得更謹慎。籌備愛情片，制作方會特别緊張，你不能冒犯任何觀衆，不管是三觀問題、尺度問題、“懸浮”問題，到處都是雷點。那你做其他片子有沒有困難，也有，但是相對來說要簡單，我們就是考慮正邪兩方，或者外界帶來的災難、困境，不會像拍愛情片這樣，去推敲一對情侶相處的每一個細節、每一次争吵。

但是還有沒有人拍愛情片呢，有，因為它回收成本很高效，隻要有兩個熟臉，一些比較狗血劇情，一些MV一樣的畫面，然後在特定的檔期給情侶觀衆提供硬性消費，很容易就能拿到一個保底的收入，甚至盈利——這個時候哪怕口碑上不去，生意還是值得做的。于是就産生了一個惡性循環——好導演回避愛情片題材，想走捷徑的公司和沒有選擇、生存要求迫切的導演拍愛情片，不把質量和口碑放在第一位，就會出現我們現在看到的現象，這種現象用行業邏輯、商業邏輯來解釋是很簡單的。

ELLEMEN：像《前任3》《愛情神話》這樣的愛情片，可能不同于很多青春校園愛情故事，它們可以說是“成人愛情故事”，為什麼《前任3》之後我們沒有看到更多的“成人愛情故事”，《愛情神話》這樣屬于中年人的愛情故事之後會在中國市場越來越多嗎？“成人愛情故事”會不會因為涉及一些尺度問題，會讓創作者和制作方有顧慮呢？

王紅衛：《前任3》後沒有人去跟風，可能大家覺得這種電影隻有田羽生能拍得出來，跟市場對愛情片積極性低也有關系。《愛情神話》的确讓我們看到中年人的愛情故事也是有人看的，但是成人愛情故事的安全問題肯定是要考慮的，成人故事不像校園，校園就是兩個孩子特别美好純潔，我們說之前經常拍的“打架退學堕胎”現在也不拍了。

成人故事，你很難相信兩個人活了三四十歲了，什麼性經驗都沒有，突然就有火花了——那不是愛情片，而是喜劇片了。不建立起兩個可信的人物，觀衆根本無法相信你們的愛情。

《前任3》和《愛情神話》這樣的電影，就算成功了，别人也不會去冒那麼大風險嘗試，這樣太幼稚了，這是自上至下的風險；很多觀衆需要的是一個不僅在法律意義上幹淨，在道德意義上也幹淨的主角，這樣才可以開始戀愛，而在戀愛過程中角色也不能涉及禁忌，如果某一個行為有冒犯，觀衆立刻可以站在某個道德制高點上來批判，這是自下而上的三觀“審查”。

ELLEMEN：最後一個問題，“浪漫愛情喜劇”（rom-com）和“小妞電影”（chick-flick）這

種概念是從西方來的，《北京遇上西雅圖》就是學習的國外經驗，也獲得了口碑和票房成功，為什麼這種成功沒有延續下去？

王紅衛：這是一個曆史性的現象吧。歐美市場經典的浪漫愛情喜劇，大部分都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拍攝的，對于他們來說，浪漫愛情喜劇的黃金年代已經過去了。《北京遇上西雅圖》是薛曉路導演吸收歐美浪漫愛情喜劇的經驗拍攝的，但這樣的電影赢不過更下沉的愛情片。而且我們後來也翻拍了一些經典的歐美愛情片，但因為是簡單的翻拍，短平快、低成本，沒有去思考原版成功的内在邏輯，所以也不太成功。這個路子也就斷了。

我們的電影市場還處于一個類型拓荒的階段，電影類型的多樣化上還做得不夠好。不是說觀衆為什麼“抛棄”了電影院，而是我們要有足夠多的類型、足夠好的質量，才能讓觀衆買票進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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