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20世紀60年代生态運動興起以來,人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人類社會和文明形态的生态轉型勢在必然。與此相應的則是藝術的各種理論形态的生态轉型,生态藝術、生态藝術批評與生态美學已經成為非常值得關注的新興學術領域,但“生态藝術學”的建構至今尚未引起學術界的足夠重視。有鑒于此,程相占以其生态美學研究為背景,初步梳理了從“美的藝術”到“生态的藝術”的理論脈絡,嘗試着為生态藝術學建構探尋一條理論路徑;張嫣格則以塞尚“知覺的覺醒”為案例,嘗試探讨現代藝術與自然的關系。
生态藝術學建構的理論路徑:從“美的藝術”到“生态的藝術”
程相占
【内容提要】生态藝術學的核心是生态藝術觀,其理論途徑可以概括為從“美的藝術”到“生态的藝術”。巴特和康德的“美的藝術”概念在将藝術從手工藝中區分出來的同時,還将藝術與美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從而為“藝術的獨立”和“藝術的自律”作出了曆史性貢獻。黑格爾更進一步,他不但将藝術等同于美,而且強調藝術美高于自然美,藝術由此獲得了神聖的光環。米克将生态學作為解釋實在的模式,在借鑒生态學和生物學知識的基礎上,反思和批判了現代觀念論哲學框架中的藝術觀念,進而提出了有别于“美的藝術”的“生态的藝術”,即基于生态實在之真、與自然形式和過程一緻的藝術,這就從根本上将人類及其藝術創造視為自然生态系統的一部分,初步化解了“藝術對自然”的二元對立,使得我們有可能從生态美學角度倡導一種生态藝術觀,從而為構建生态藝術學清理出一條理論路徑。
【關 鍵 詞】生态藝術學;生态藝術觀;美的藝術;生态的藝術;生态美學
知識社會學表明,任何類型的知識生産總會受到社會條件的制約,這尤其明顯地反映在哲學與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産中。正因為這樣,我國學者在思考藝術學問題的時候,就不能忽視如下兩種有别于西方世界的社會現實:一是自 2007年以來的生态文明建設總體國策,二是藝術學門類自 2011年以來的獨立。将這兩種社會現實結合起來進行思考,就是我國學者探讨藝術學問題的特定語境——我們能否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藝術學理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如何理解并把握這一特定時代語境,在學術探讨中将“問題意識”與“語境意識”有機地結合起來。
正是根據這種學術判斷,筆者在思考藝術學問題的時候,首先想到的一個問題便是:生态藝術學建構如何可能?這固然是筆者長期研究生态美學的學術慣性使然,但更重要的是出于筆者的如下觀察:在當前的各種論著中,“藝術”通常與“美”“審美”一道,并被列為美學、藝術哲學、藝術學等領域中光輝燦爛的關鍵詞——當人們使用“藝術”這個術語的時候,與其說是在描述一種事實、界定一類事物(即作出事實判斷),不如說是在表達一種肯定性評價、表達一種贊賞(即作出價值判斷)。這就意味着,生态維度在當前的藝術學建設中基本上付之阙如,其典型表現在于尚未認真探讨并積極倡導一種與生态文明建設吻合的生态藝術觀。
本文的核心要點是,就像“美”“審美”在生态美學中并不總是意味着肯定性表達或評價那樣,“藝術”也未必總是好的、正面的、積極的、值得肯定的;恰恰相反,“藝術”也極其可能是壞的、負面的、消極的、應該否定的。現代“美的藝術”這個概念一步步将“美”這一光環賦予了藝術,甚至将“藝術”與“美”視為同義詞;但米克通過反思西方理論史上“藝術對自然”的長期論争而提出了“生态的藝術”這一新型概念,初步打碎了籠罩在藝術上的光環。我們下面依次讨論。
一、 “美的藝術”與藝術的光環“美”
西方文明史的發端時期就已經産生了藝術,隻不過在很長一段曆史時期内,那種藝術通常指的是“手藝”(crafts)。到了文藝複興時期,藝術家們謀求提高其社會地位,試圖将“美的藝術”從手藝中分離出來。于是,“美”受到了更高的估價并在社會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美”的那些制造者們,包括畫家、雕刻家、建造師等也受到了更高的尊重,這些人自認為比手藝人優越,希望與手藝人區分開來 [1]。這就意味着,從根源上來說,現代意義上的“美的藝術”觀念與“美”有着不解之緣,它通過用“美”來規定現代藝術的性質而使之區别于一般的手藝。但這裡需要指出的一個表達細節是,在西方語言中,“美的藝術”(fine arts)中的“美的”與美醜意義上的“美”(beauty)并不總是直接在字面上相關,我們下面将會對此有所讨論。
系統地研究“美的藝術”的學者首推法國學者巴特(Charles Batteux,又譯巴托),他出版于 1746年的著作《簡化成一個原理的美的藝術》(Les Beaux Arts réduits à un même principe)通常被視為現代“美的藝術”觀念的集中表達;他所提出的那個“單一原則”即“對于自然的模仿”,也成為後世“藝術—自然”關系論的重要資源。巴特根據功用将藝術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機械藝術,即具有實用價值的藝術;第二類是純粹為人們提供愉悅的藝術,即“美的藝術”;第三類則是二者兼而有之的藝術。藝術分類的标準是運用自然的方式:機械藝術将自然看作一種産生實際效益的工具,如園藝、種植等;“美的藝術”則并不利用自然,隻是通過摹仿自然來給人們帶來快感,它包括音樂、詩歌、繪畫、雕塑和舞蹈等 [2]。我們不難發現,巴特所言“美的藝術”具有兩個特點:一、非實用;二、能夠帶來快感——這兩點正好是康德所揭示的“美”的特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巴特所論的“美的藝術”的原文為“ beaux arts”,翻譯成英語應該是“ beautiful arts”而不是“ fine arts”——“beautiful arts”這種翻譯方式的優勢在于,它非常容易通過轉化詞性而生成“藝術美”(artistic beauty),從而與“美”緊密地聯系起來。這個表達方面的細節通常被人忽視,但在本文中卻是至關緊要的 [3]。
巴特的著作出版五年後就被翻譯成了德語在德國正式出版,德國甚至還出現了三個不同的譯本,随即成為包括康德在内的德國美學家們的理論資源 [4]。康德在表達“美的藝術”的時候,使用的德語原文為 “sch.ne Kunst”;但當代美國學者蓋伊的英譯本卻對之同時采用了兩種翻譯,即 fine arts與 beautiful arts,其間的考慮我們這裡難以細究。從《判斷力批判》的整體框架和思路來說,翻譯為beautiful arts具有一定的優勢,那就是更加容易将該書對于“美的藝術”的讨論與該書第一卷“美的分析”結合起來,其整體的理論思路在于:鑒賞力作為一種判斷“美”的能力 [5],既可以用來判斷自然之美(第 1—22節),又可以用來判斷藝術之美(第 43—53節)。二者中間穿插的是第二卷“崇高的分析”(第23—29節),此後的第 30—42節回到了對于判斷美的能力即鑒賞力的分析。
康德美學的核心是對于鑒賞力所做判斷(即狹義的“審美判斷”,國内學者通常稱為“鑒賞判斷”)的分析,“美的藝術”其實表達了一種由鑒賞力作出的審美判斷,即“藝術是美的”,其思路為:當我們面對藝術的那些可以感知的特征、内容以及思想時,我們的兩種認知能力(想象力與理解力)達到了和諧的自由遊戲狀态,此時,我們的鑒賞力就可以作出如下一種審美判斷:這件藝術品是美的。
像巴特一樣,康德也是在與“自然”相對的意義上來探讨“藝術”的特點的:藝術區别于自然、科學、手藝。康德認為,藝術是人類主體有目的、主動去制造的,區别于自然力量對事物的被動影響。在此基礎上,康德将藝術區分為“感性的藝術”與“機械的藝術”兩類,進而将“感性的藝術”區分為“快适的藝術”與“美的藝術”兩類。這就意味着,“美的藝術”不同于自然、不同于機械的藝術、不同于快适的藝術,其特性被逐層揭示出來。康德認為,如果某種藝術的目的是使愉悅伴随作為純然感受的表象,這種藝術就是“快适的藝術”;而如果某種藝術的目的是使愉悅伴随作為認知方式的表象,那這種藝術就是“美的藝術”。也就是說,“美的藝術”并不建立在主觀的純然感受性之上,而是同時建立在感官之感性與心靈之理性這兩個方面之上。由此,以道德感為根基的人類“共通感”才能應用于“美的藝術”;也是在此基礎上,關于“美的藝術”的愉悅才能在不同主體之間具有普遍有效性,超越了私人純然主觀的感官體驗。這就意味着,“美的藝術”的愉悅并不是出自于純然感受的享受的愉悅,而是反思的愉悅。因此,“美的藝術”就是一種以反思性的判斷力為标準的藝術,而不是以感官感受為标準的藝術。我們這裡還能聯想到《判斷力批判》“導言”最後表格中“藝術”的位置——它位于自然與自由之間,對應的心靈狀态為愉悅或不悅的感受,相應的主體認知能力為反思性的判斷力,先天原則為有目的性 [6]。也就是說,反思性判斷力連通了(自然概念領域的)理解力與(道德範導領域的)理性能力,主體對于“美的藝術”的反思性愉悅因而能夠溝通自然與自由之間鴻溝,起到一種典範的橋梁作用。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康德對于藝術與自然之關系的考察。他在《判斷力批判》第 45節的标題中指出,美的藝術是一種同時“顯得像自然的藝術”。美的藝術中的有目的性雖然是有意的,但卻要顯得不是刻意的,需要師法自然,且摒除刻闆的、學院派的形式痕迹 [7]。康德在第 46節進而指出,“美的藝術”是“天才的藝術” [8],而天才就是給藝術提供規則的才能,即自然天賦。這就意味着,藝術家的天才其實最終是自然的能力,它來自自然、從屬于自然,用康德的術語來講就是天生的心靈的前配置。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康德所說的“天才的藝術”最終隻能是“自然的藝術”。我們不難發現,康德對于“美的藝術”的論述走了一個圓圈之後回到了原處:始于不同于“自然”,終于等同于“自然”——這或許體現了康德慣用的“二律背反”思維方式。非常遺憾的是,康德之後的接受者們通常忽略了“天才”與“自然”的本源性關系,總是将“天才”與“想象力”聯系在一起展開論述,目的是強調藝術家作為創造主體對于“自然”的超越,藝術創造被視為藝術家的主觀“表現”,康德藝術理論的自然維度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
到了黑格爾那裡,“美的藝術”獲得了更高的位置,這具體體現為三個方面:第一,“美的藝術”被等同于“美”。黑格爾《美學》開門見山地強調指出,美學的對象是“廣大的美的領域”,是“藝術”,是“美的藝術” [9]。這三個術語涵蓋的範圍表面上來看是層層遞減的關系,但實際上卻被黑格爾視為同義詞。我們不難發現,《美學》這本書很多地方混用“美的藝術”“藝術”“藝術美”和“美”這四個術語,這固然包含講稿的不嚴謹性這一因素,但根本原因應是黑格爾的哲學觀。他曾經明确指出:“對于我們來說,美和藝術的概念是由哲學系統供給我們的一個假定。 ”[10]他所謂的“哲學系統”,其實是“絕對理念”按照“正反合”的方式不斷螺旋上升的發展過程,是黑格爾哲學所要研究的全部内容。“絕對理念”發展的三個階段從低到高依次為邏輯階段、自然階段和精神階段,而在精神階段,“絕對理念”從自在發展到自為也經曆了從低到高的三個階段,即主觀精神、客觀精神和絕對精神;絕對精神的目的是全面地自己認識自己、自己實現自己,它也有從低到高的三個發展階段,即藝術、宗教和哲學。根據這一哲學體系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藝術”是“理念的感性顯現”,盡管黑格爾沒有明确這樣講。他明确講的倒是“美”的定義,即“理念的感性顯現” [11]。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藝術”與“美”在黑格爾那裡必然是相同的。
第二,在美學觀中大大突出“美的藝術”。我們知道,美學觀是一種美學體系的靈魂或中心,決定着美學體系的思路和理論要點。黑格爾深明此道,他的《美學》單刀直入,明确将美學視為“美的藝術的哲學”。他提出:“這門科學的正當名稱卻是‘藝術哲學’,或則更确切一點,‘美的藝術的哲學’。”[12]這就從美學觀上颠倒了康德美學側重自然審美、兼顧藝術理論的整體格局,使得“美的藝術”的地位在美學這個領域大幅度飙升。
第三,擡高藝術美而貶低自然美。按照黑格爾的哲學思路,理念顯現在自然的感性形式中,就是自然美;理念顯現在藝術的感性形式中,就是藝術美。黑格爾盡管聲稱将自然美排除在外,但他在具體論述中并沒有完全忽視自然美。他說:“理念的最淺近的客觀存在就是自然,第一種美就是自然美。”[13]自然美不能完滿地體現理念,因而是低級的美;藝術美則是理念超越自然後的感性顯現,能夠比較完滿地體現理念,因而是高級的美。自然是“外在的無心靈的”[14],自然的産品“未經心靈滲透” [15];而“藝術和藝術作品既然是由心靈産生的,也就具有心靈的性格” [16];所以“心靈和它的産品比自然和它的現象(産品)高多少,藝術美也就比自然美高多少” [17]。黑格爾提出,為了彌補自然美的缺陷,所以我們要求藝術美。正是通過以上論述,藝術被等同于美,被高高置于自然之上,“美的藝術”由此獲得了耀眼的光環。我們今天提及“藝術”的時候,很大程度上講的就是黑格爾這種意義上的“美的藝術”——沒有人質疑這種藝術的合理性,直到“生态的藝術”這個概念的提出。
二、生态學作為理解實在的模式與“生态的藝術”
康德是在其“先驗觀念論”的整體框架中讨論美、審美和藝術問題的,他的後學包括黑格爾在内被統稱為“德國觀念論”。這種哲學固然對于美學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論述,但其理論弊端也是嚴重的,那就是在拔高藝術的同時貶低自然,擡高了藝術家對于自身心靈世界的創造性“表現”而貶低了他們對于自然的“模仿”,其背後隐含的現代性觀念是人類超于自然、高于自然。這種情況受到了很多反思與批判,其中,美國生态學者米克的批判最為值得重視,因為他于 1972年發表的《走向生态美學》一文初步打破了現代藝術的光環,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有别于“美的藝術”的“生态的藝術”,從而帶來了藝術觀念的重大變革,其理論意義值得高度重視、高度評價。
米克的深刻之處在于,他清醒地看到了一條鴻溝橫亘于人類主體的心靈世界與超越人類世界的整體世界之間。康德哲學中最著名的鴻溝是自然(現象界)與自由(物自體)之間的鴻溝,康德試圖通過運用于藝術(審美)領域的反思判斷力來溝通自然與自由。但由于康德哲學的總體框架是主體性的先驗觀念論哲學,基點是人類主體的心靈世界及其各種先驗能力,超越人類心靈的那個更廣袤的世界,經常處于“存而不論”的狀态。米克回顧了西方美學史并尖銳地指出:
理論美學的曆史一直以來就被“藝術對自然”(art versus nature)這一著名争論所主導,而這一争論始于柏拉圖的如下主張:所有的藝術創造物都不是完美的,通常是欺騙性的,是實在的類似物(approximation of reality)。在這一視點中最極端的看法是,藝術在某種程度上是自然的不誠實的堕落,一種被激發的謊言:“藝術”(art)這個詞本身就是“人工”(artificiality)這一詞語主要的詞源要素。遵循這一思路,審美理論在傳統上一直都強調藝術創造物與自然創造物的分離,假定藝術是人類靈魂的“高級的”或“精神化”的産品,不應該混同于“低級的”或“動物性的”生物世界。思想保守的人經常視藝術為“不自然的”,而持觀念論的人文主義者,則在藝術中看到了人類精神超越自然的形象。兩種觀點都扭曲了自然和藝術之間的關系。 [18]
米克這裡所說的“持觀念論的人文主義者”,無疑指的是康德、黑格爾等人。我們知道,哲學史上,與觀念論對立的通常是實在論。米克盡管沒有直接提到“實在論”,但他有一句話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哲學立場就是實在論,他這樣提出:“生态學作為一種富有潛力的關于實在的新模式,它的出現為調和人文與科學研究成果提供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機遇。”[19]這就是說,在米克這裡,生态學不僅僅是生物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而且是一種“關于實在的新模式”,即對于“實在”(reality)的揭示。
按照米克的相關論述,生态學所揭示的“實在”就是“生态系統”(ecosystem),更具體地說就是“生态圈”(ecosphere),而人類和人類的作品都是生态圈的要素。正是從生态系統和生态圈這樣的生态學觀念出發,米克多次強調“生态演替”(ecological succession)作為各種“自然過程”的重要性,它們“為人類思想和創造力提供了基本的形式” [20]。簡言之,米克在反思以康德為代表的持觀念論的西方人文主義哲學的缺陷之後,在充分借鑒進化論、生物學、生态學的觀念和概念的基礎上,将學術視野拓展到超越人類精神世界之外的、更為廣闊的實在世界,從“生态系統”這一嶄新的角度重新提出了判斷善惡、美醜的标準,進而在重新考量藝術與自然之關系的基礎上提出了“生态的藝術”這一嶄新觀念。我們分别論述如下:
第一,判斷善惡的标準。米克指出,傳統的善惡标準及其道德判斷屬于“人類中心倫理傳統”(man-centered ethical tradition),其基本特點是根據人的利益來判斷善惡。比如,在牧羊人看來,狼是“惡的”,因為狼會吃羊。但米克從生态系統的角度指出,捕食活動對于維護長久的環境穩定性具有重要性:如果這個牧羊人成功地消滅了狼群,那他實際上也已經削弱了生态系統的完整性( the integrity of the ecosystem),而他自己的生命歸根結底就依存于這種完整性。也就是說,人類應該“回應他們自身所處環境的複雜性”,隻有這樣才能走出生存的困境——他警告說:“西方人不能再重蹈覆轍了。”[21]
第二,判斷美醜的标準。米克清醒地認識到,人類的美醜觀( conceptions of beauty and ugliness)在某種程度上必須以自我沉思為基礎 [22]。這就是說,人類對于自己的理解決定着其美醜觀。米克将人類視為生态系統之中的一個物種,從“美的生物學”的角度來解釋美與醜之間的區别、美與醜的範疇劃分及其根源。他明确提出,要整合當代生物學家和生态學家所提出的“自然”“自然過程”等諸多概念,以便審美理論“更成功地界定美” [23];主體對生态系統之美的感知,與對其生物完整性( biological integrity)的認知是密不可分的。
第三,“生态的藝術”。米克比較深入地考察了對于自然的審美觀念與生态觀念之間的諸種相似性,提出二者可以相互強化,從而“改變由那段很長的、由人類物種過分簡單化的自然觀而造成的毀滅性曆史” [24]。這就特别清楚地表明,米克從生态學這個特定角度反思了現代自然觀的嚴重後果,試圖用生态的自然觀來取代它。他之所以倡導“生态的藝術”,根本原因正在這裡。米克根據生态系統觀念,對于“人造物”“馴化”和“文明”三者進行了反思與批判,這都表明,他所說的“生态的藝術”就是有别于上述三者的藝術,其最終本源就是植根于自然的藝術。米克這樣指出:
人類關于美的體驗深植于自然形式和自然過程——它們的存在與人類的感知有關或無關,我們的審美價值觀實際上恰好是對于自然的抽象構想,因為自然既存在于我們之内,又存在于我們周圍。專屬于人類的東西對我們而言通常都不是美的,隻有當人類藝術與自然形式和自然過程一緻時,我們才能在其中發現美。[25]
這就清楚地表明,米克所說的“生态的藝術”就是“與自然形式和自然過程一緻”的藝術,這樣的藝術就是“美”的載體。這就促使我們認識到,西方傳統美學中“藝術對自然”這類二元對立命題隐含着錯誤的審美觀,被“藝術對自然”這類二元對立命題所主導的審美理論将藝術視為人類靈魂的“高級産品”,把自然與藝術的關系簡化、扭曲為對立的兩極。為此,米克指出,審美理論應該正視審美活動中人類的生物屬性、藝術的生态性欣賞,以及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生态性審美關聯。
正因為生态學是一種富有潛力的關于實在的新模式,審美的标準就應被設定為有助于生态系統達到其最大限度的複雜性與多樣性,這區别于以往那種在人類中心倫理傳統主導下的善惡美醜标準。另外,與此相關的問題是——如何進行生态審美,米克認為,審美主體應該借助生态學知識進行審美活動,隻有借助當代生物學家和生态學家所提出的“自然”“自然過程”等概念,審美理論才能更成功地界定美。簡言之,米克認為,生态學展示了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滲透性,這一點在人類的藝術創造方面得到了充分的證實,合理的藝術審美應該讓人們自覺去回應、欣賞其自身環境的複雜性。
自康德三大批判發表以來,真、善、美便并列為人類的三個最高價值。米克卻以“生态之真”——生态學所揭示的實在——為基礎,對于傳統“善”與“美”二者所隐含的人類中心主義視野和偏見進行了反思和批判,從而暗示了“生态之善”與“生态之美”的存在。這是米克生态美學的内核。
米克的生态美學在美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可以概括為如下三點:一、在哲學思想的轉變方面,米克生态美學的哲學基點是生态學所揭示的實在,以區别于傳統哲學先驗觀念論中的實在。米克提出生态學是“一種富有潛力的關于實在的新模式”,這是他對于實在的一種新理解,這也是我們目前所發現的在西方哲學史與美學史上關于“生态學視野中的實在”的最早論述,最終啟發筆者提出了“生态實在論”這一新型哲學立場[26];二、在生态美學與生态知識的關系上,米克特别主張審美理論應該借鑒一些生态學知識、生物學知識,由此才能更成功地界定“美”;三、從價值論的角度而言,米克反思并批判了西方現代美學的非生态性問題,由此克服現代美學中主客二分的審美方式、摒除觀念論哲學與主體論美學中的“人類審美偏好”。在這樣的意義上,正是米克的這篇文章将人類美學史從現代美學階段推進至生态美學階段,而米克也因此有理由被視為“生态美學之父”。對于本文而言,米克在生态美學的框架中所論述的“生态的藝術”具有很大的價值,盡管米克的探讨也是初步的——他隻是提到了“生态的藝術”這個術語,尚未對之下定義,更沒有對之進行詳盡論述。
結 語
藝術觀是統領藝術學的靈魂,生态藝術觀則是生态藝術學的靈魂。建構生态藝術觀的前提是追溯“美的藝術”的形成過程及其光環的根由。本文的梳理表明,塑造這種“藝術的光環”的主要是以巴特、康德和黑格爾為代表的現代西方美學,而米克的生态美學則為打破這種虛假的光環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初步提出并論證那種與“非生态的藝術”相對應的“生态的藝術”。
“生态的藝術”觀念的興起與生态美學有着密切關系,這一點對于我們建構生态藝術學具有很大的啟示。自 1994年以來,特别是新世紀以來,我國的生态美學建構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我們也對西方生态美學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梳理和研究。簡言之,對于生态藝術學的理論建構而言,生态美學領域的成果足資借鑒。本文僅僅是一個初步的嘗試。我們将會圍繞“生态藝術美學建構”這個課題進行多方面的探讨,以期為我國的生态藝術學建構略盡綿薄之力。
【注 釋】
[1]參見 Wladyslaw Tatarkiewicz. A History of Six Ideas: An Essay in Aesthetics[M]. Hingham: Kluwer Boston, Inc., 1980: 15.
[2]Charles Batteux. The Fine Arts Reduced to a Single Principle[M].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ames O. Young.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15: 3.
[3]筆者将撰寫題為《“美的藝術”:beautiful arts與 fine arts之辯》的文章來詳細讨論這個問題。
[4]參見 Paul Guyer. A History of Modern Aesthetics, Volume 1: The Eighteenth Century[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53-254.
[5]康德在《判斷力批判》的正文開篇之處就給鑒賞力做了這樣一個定義,參見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 edited by PaulGuyer; translated by Paul Guyer, Eric Matthews,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89.中譯參考〔德〕康德 .判斷力批判[M].鄧曉芒譯,楊祖陶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37。
[6][7][8]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M]. edited by Paul Guyer, translated by Paul Guyer, Eric Matthews. UK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82,185,186.
[9][10][11][12][13][14][15][16][17]〔德〕黑格爾 .美學 .第一卷 [M].朱光潛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79:3,32,142,3,149,16,37,16,4.
[18][19][20][21][22][23][24][25] Joseph W. Meeker. Ecological Aesthetics[C]//The Comedy of Survival: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 New York: CharlesScribner’s Sons, 1974: 119-120,136,136,132,124,124-125,134,132.
[26]參見程相占 .生态美學的八種立場及其生态實在論整合 [J].社會科學輯刊.2019(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生态批評的理論問題及其中國化研究”(項目編号:19JJD750005)的階段性成果。
程相占: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副主任,山東大學文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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