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母親打來的電話時，邱大川照舊在店裡搗鼓他那部電腦。

那是三月底的一天，遠在浙江打工的母親急需買藥，找了很久都沒找到藥店。由于不識字，又抓不到人問路，她想讓兒子幫幫她。

這是許多進城務工的老人常遇到的窘況——看不懂地圖，隻好請親友遠程指路。又是電話，又是視頻，兩母子費好大勁才找到不過200米外的一家藥店。挂斷電話，邱大川決定為母親這樣的老年人開發一個小程序，專門用來認路。

邱大川今年36歲，九年前從北京返鄉，在老家四川南充下面的小鎮開了一家建材鋪。從大城市“急流勇退”後，生活節奏慢下來，他在看店的間隙自學起了代碼。根據自己對小鎮生活的觀察，這位“野生程序員”還開發過文字信息轉語音、山寨品牌識别、手機練打字等小程序。

作為一個農村孩子，他看過太多中老年人為了孩子，堅持留在城裡，直到幹不動了才回鄉。現在生活的小鎮老齡化程度也極高，總有老人走進店裡求助，時常讓他思考能為他們做些什麼。

四月初，這個叫“附近搜搜”的小程序上線後，母親的使用體驗很不錯。邱大川想解決更多父母的認路問題，把二維碼發到了豆瓣“适老化改造促進會”小組，獲得了熱烈反饋。帖子發布當天，小程序的使用量沖到了四五千。

當衰老不可避且無可逆，作為未來的老人，應該從時代的縫隙裡拉他們一把。通過邱大川驚人的洞察力和行動力，我們試圖安慰自己，隻要有人願意作出改變，變老就不是那麼可怕。

一

“适老化改造促進會”

母親的那次電話，是邱大川關注“數字鴻溝”的起點。她打工的地方周圍都是工地，因為疫情停工，到處問不到人。線上地圖更是難用，别說不識字，即便打開關懷版用語音搜索，得到的也隻是字體放大版，使用方式沒有變得更簡單。地圖上紅色的指針圖标擠到一起，“我”的位置模糊不清，必須放大頁面、來回拖動，這對年輕人都不是一件易事。

母親無奈之下隻能聯系千裡之外的兒子。她把微信定位發過去，告知想去的地方。兒子在這邊搜索到路線，母子倆再通過語音導航。遠程指路難在母親不知道方位，也不認識路牌。邱大川要不斷确認她周圍的建築物，來錨定她面朝的方向，再引導她左轉或右拐。

這是生活中為數不多的刺痛時刻。當人們逐漸不再依賴問路，隻留下他們在路面上茫然無措。年輕人或許都對這樣的情景不陌生：走在街頭，不時會碰到一兩個求助的問路，或是對智能手機的咨詢。這些客氣的目光裡，總流露出一絲膽怯。

于是從一開始，邱大川就确定了小程序的設計思路：用法越簡單越好，功能越單純越好。

他篩選出老年人常去的場所，在頁面整整齊齊碼好，用按鍵代替自定義搜索，實現了“附近”功能的文字化。點擊藥店後，就會彈出附近的藥店列表，自動按距離遠近排序，店名、距離、地址清清楚楚寫上。旁邊配有橘黃色的小話筒，點擊即可撥通店家電話。

“附近搜搜”小程序頁面。

邱大川構思的使用場景是這樣的：母親要買一包洗衣粉，得提前打電話問問小賣部有沒有。如果不方便出去，還能請老闆跑腿一趟。假如要請客，她還可以打電話到某家飯店，那裡煮的魚好吃，讓老闆先煮上一鍋。

對年輕人而言，這些早就集成在盒馬、美團等App裡的功能，隻消動動手指就能實現。但對于老年人，特别是在互聯網尚未輻射到的農村，這些需求還要費心勞力地自己上門。

母親不認字，邱大川要讓小程序裡出現的所有文字都發出聲音。他在每則文字旁都配上小喇叭，從功能按鍵到搜索結果，都可以點擊朗讀。

和大多數關懷App一樣，小程序支持語音搜索。在這個基礎上，邱大川還做了一個“請别人幫我找”功能。考慮到有部分老年人，對操作應用或手機有天生的畏懼，生怕哪裡點錯了。所以即便程序做得再簡單，也不如親友的幫助。這個功能可以把使用者的定位發給其他人，對方打開後，能夠直接在使用者的定位上搜索附近場所。

四月份，小程序正式上線。母親分享給身邊年齡較大的好友，都說挺好用。邱大川想解決更多人的認路問題，把二維碼發到了豆瓣“适老化改造促進會”小組，這裡聚集了2萬多個“未來的老人”。

反響比想象中要好。邱大川看完了200多條評論，大家最關心的是什麼時候加入導航功能。這是他一直有的想法，卻在實操中遇到困難。具體而言，是老年人很難聽懂現有的語音導航指令。

比如，要找的藥店就在馬路斜對面巷子裡。導航可能會讓人先沿中關村北大街走200米，緊接着過馬路，掉頭往南走80米，然後進入海澱路，再告知目的地在右手邊。如果向路人詢問，就是一句話的事，導航反而把事情變複雜了。對于一個剛到陌生城市的老年人，他們可能根本不知道這條路的名字，東南西北都是不能理解的。

簡單來說，給老年人的指令，需要在精确的基礎上，多加一些人性化的判定，把指令集成更容易理解的話。從技術來講，實現導航功能并不難，但他還在研究如何讓老年人更容易聽懂。

還有網友提議加入方言模式，或者把語音輸入文字替換成語音發出指令。前者難度不大，邱大川記得訊飛就有接口。但他更想實現在老年人打開程序後，由AI助手詢問用戶來自哪裡，并在設置方言後給出搜索指引。

邱大川的更新工作做得很慢很細，他希望每一次更新都能夠真的解決問題。

二

與社會逐漸脫節的無力感

邱大川母親生于1965年，今年57歲。年紀不算老，但那一輩兒女多，五兄弟姊妹中隻有一個弟弟讀書成才了，其他姐姐都沒怎麼讀書。

不識字是母親心裡的疙瘩。以前在縣城飯店上班時，同樣從擦桌子收拾碗起步，别人熟悉之後能給客人開單，她操作不了。母親幹脆不幹了，她内心抵觸這種因不識字遭到的區别對待。

女強人一樣的人，因為不識字，做起事來總束手束腳。邱大川的父親在他11歲那年病倒了，母親為了兒子的學費，選擇獨自去北京打工。幾年後，父親還是沒能逃脫病魔，母親也在異地待了十多年。她逐漸愛上北方的饅頭，做得一手好炸醬面，有時還蹦出一句帶京腔的川普。七年前，邱大川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母親才回來幫忙帶小孩。在家的時間久了，她甚至有點想念北京。

邱大川和女兒。

去年，母親又離家到浙江嘉興打工。她還是不願意花孩子的錢，隻要能工作，就想出去掙一點。另一方面原因，也希望用繁忙的生活抵過孤獨感的侵蝕。父親離開後，母親缺乏安全感，變得容易多愁善感。邱大川作為獨生子，幾乎每天都要和母親視頻。加上社會走得太快，沒上過學的老年人要适應，精神壓力很大，她慢慢感覺與社會脫節。

包括大家在家族群裡聊天的時候，她看不懂，也回複不了。雖然母親不發言，但邱大川能感受到她的自卑，為此還開發過一個微信“外挂”。隻要把文字信息轉發給一個機器人賬号，那個賬号就能自動回一段朗讀文字的語音。直到今年4月，微信關懷模式推出點讀文字的功能，這個外挂才正式“退出江湖”。

後來用上微信支付，母親又開始糾結100和1000的區别。在她的世界裡，字面的數字還是很模糊的概念。她隻能死記硬背100後面是兩個零，1000後面是三個零。長此以往難免有纰漏，因此母親從來不會在微信零錢包裡放超過千元。

差不多在那個時候，很多以往唾手可得的事情也變得複雜起來。一個電視機配兩到三個機頂盒，起碼兩個遙控器，幾十個按鍵徹底把她難住。母親熟悉的是那種12個頻道的黑白電視，擰開開關，隻有頻道和音量兩個按鈕。現在她連打開電視都做不到——一進去就是廣告，再就是各種App更新的彈窗提示，等進入網絡電視的頁面，還要切換成直播。

沒有别的娛樂，她每天刷抖音快手，一個接一個看視頻。母親喜歡抖音極速版、快手極速版，刷視頻有錢領，幾天有幾毛錢。買東西喜歡拼多多，總說官方又發錢了，一看隻發了幾分錢。平時去銀行辦業務，可能連名字都是勉強畫出來。那麼多砍價的操作，母親卻能把所有步驟記在腦子裡，還樂在其中。

比起大多老年人，喜歡接受新鮮事物的母親，生活的不便程度沒有那麼高。但更多人面對的數字鴻溝，寬到無法跨越。邱大川在疫情期間，親眼目睹健康碼行程碼給老年人出行造成的困擾。他們的手機可能還是功能機，或者根本不會弄。在醫院門口，他就看見過因為沒有手機，無法進去看病的老人。

邱大川很心疼，覺得必須要改變一下。

三

不玩遊戲的野生程序員

寫程序是在五年前開始的愛好。邱大川那時從北京回到老家，生活節奏慢下來，不自覺想學點東西。他不喜歡打牌玩遊戲，看店無聊之餘買了本教材自學編程。一整本厚厚的書，不到一下午就能啃完。他對着書上的代碼操作，理解運行邏輯，看多了就開始上手做東西。

選擇做微信小程序，主要因為技術成本低。不像做App，要學習蘋果安卓兩套語言，上線也得繳費。個人小程序上線免費，地圖數據庫、語音搜索這些功能，各個平台都有接口。

除了認路的，邱大川還開發過幾個小程序練手，其中一個用于商标識别。建材店開起來後，他發現年輕人大多在外打工，老家的房子裝修都是老年人在操心，他們中許多人無法分辨山寨産品。為了突出自己賣的東西正規，他才做了這個程序——隻要拿手機對商标拍照，就能識别出品牌。他把小程序展示給每個來店的客人，用的人不多，他也無所謂，做出來就開心。

認路小程序發到豆瓣之後，流量經曆了一輪暴漲，邱大川也想過要不要商業化。比如挂上廣告，放一些老年人愛看的視頻，黃梅戲或者川劇。後來想想還是算了，這麼做顯然違背了他的初心。

他是一個極其不願意把事情搞複雜的人。喜歡做程序的原因，也是因為技術能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他沒有改變社會這樣遠大的夢想，現階段最大的關心事，是希望能夠利用自己的技術補貼一點收入。用他的話來講，就是做一系列“賺錢機器人”。如果在這基礎上，還能稍微幫助到别人，就已經很好了。

邱大川在店裡工作。

邱大川從來不認為自己是程序員。在他心裡，程序員是很酷的。這個世界發展得如此之快，很大程度是程序員的功勞。但他更享受開發的過程，沒那麼看重結果。沒活幹就在店裡寫寫代碼，有活的時候也到裝修工地上去。

被稱為“野生程序員”，他還挺喜歡的。用他的話講，正體現了他“不務正業”的性格。本來應該好好經營店鋪，卻着迷于寫程序。身邊也沒有多少人知道他會寫，過路的人看見他整天在店裡打電腦，都以為他在玩遊戲。

和正經程序員相比，邱大川的生活環境反而賦予他獨特的觀察視角。他善于挖掘一些細微的需求，并且有很強動力去解決實際問題。這些觀察都體現在他對小程序的設計中，借助他的眼睛，我們得以窺見小鎮生活的一角。

他掰着指頭數自己的研究，其中一個是蘋果産品序列号的查詢服務。小鎮上有很多賣二手的手機店，激活時間、保修期、維修記錄等都是收手機時的重要參考值，又不可能跋山涉水到城裡的蘋果專賣店去查。百度指數顯示，每天都有四五千人為此在網上搜索。

還有一款練打字小程序，專門針對沒有學過電腦的用戶。因為一位朋友當上村官，有電子辦公的需求，卻不會用電腦。他們所在縣是近兩年才摘帽的國家級貧困縣，這位朋友30多歲，一直沒用過電腦。邱大川才發現，很多鄉村幹部甚至是老師，都有練打字的需求。

四

全社會要共同解決的問題

自從2013年回到家鄉，邱大川感覺這裡的時間過得特别慢。在互聯網強勢占領城市各個角落時，農村的社交、生活方式大多固守着以前的步伐。

整個鎮兩萬多人，卻很難找到一張青壯年面孔。當地勞動力在90年代大量湧出打工，搞建築或者進廠。手停腳停，總要等幹不動了才回來。剩在鎮上的，除了老人就是學生。

在老家掙錢太困難，沒有年輕人，就缺少重要的消費力。像邱大川這樣在鎮上做生意的，幾乎很難突破月銷售額15萬元的免稅額度。他所在裝修行業，夏季更是純粹的淡季。農村裝修房子，大都在上半年。從廣東、浙江掙來的錢，過年期間嘩啦啦投進房子裡。

從回來到現在，他感覺鎮上的人一直在做一件事——蓋房子，蓋更好的房子。縣城一套房才六七十萬，在農村花兩三百萬建房的人卻不在少數。特别是老年人，他們賺錢隻希望孩子過得好，然後蓋一棟好房子。

邱大川看着老家豪華的洋房，反思在北京住的西北望小平房簡直不是人能呆的。

留在鎮上的大多是老年人，房子裝修自然都是老年人在操心，邱大川也最常和他們打交道。五個客人裡，就有一個要現金支付，他們對電子支付還沒有完全信賴。現在鎮上開農村公交的司機，每天都要數一大把一塊兩塊。

他的店開在比較繁華的地方，不時就有老人進來求助。比如，常有人問水氣電費這種生活用費怎麼繳。通常年輕人過年回家都會買夠一年份，但總有不夠用的時候。老人們攥着一大把零錢，到處問營業廳在哪裡。

還有老人進店就說手機壞了，邱大川拿來一看，其實就是内存滿了，一打開就閃退。他很奇怪，自己的手機從不會這樣。但老年人總能刷出奇怪的銷售廣告，裝上亂七八糟的應用，甚至有暴露信息的風險。

手機“修”多了，他就發現很多極速版App裡集成了大量這類廣告。在微信搜索老人或老年人，也會發現大量雷同的小程序，點進去就是各種廣告或視頻。為此，他還向騰訊投訴過，得到的反饋是操作本身沒有違規，隻是他們做的東西太爛了。

碰到過最離譜的事，是一次在房子工地上幹活的時候，旁邊監工的房東老人的手機來了電話，竟然要觀看15秒的廣告才能點擊接聽。這些廣告的無孔不入，簡直令人歎為觀止。

不刷手機視頻，老年人也沒有其他選擇。邱大川記得，以前鎮上甚至農村有露天電影、露天戲台，都是消遣的好去處。街角補鍋補鞋的老頭就像吸鐵石，總會吸引一堆老年人坐着聊天。現在不僅補鍋補鞋的沒有了，修自行車的也沒有了，搭個凳子在橋頭給老年人理發的也沒有了。手機玩不轉，電視看不懂，屬于他們的公共休閑空間消失殆盡。

所以邱大川很難譴責老年人的“網瘾”。對他們來講，視頻軟件可能是唯一能夠對話的東西。畢竟在算法的處理下，用戶标簽細分到每一種方言。線下的世界是孤獨的，線上的世界反而是熱鬧的。

邱大川所在的小鎮。

對于未來，邱大川想要在現有小程序的基礎上，升級成周邊生活服務集結的平台。把他觀察到的，老年人交水氣電費、找裝修工人這些需求放到同一個入口，讓老年人能夠更方便地“一站式”處理事情。

當然這個想法能否落地還無法确定，他不清楚需要什麼資質，也不清楚這個接口誰能提供。有的時候，他也會琢磨，這不是個人能帶動的，而是全社會要共同解決的問題。畢竟科技不一定能為老年人所理解，但隻要花心思，足以方便他們使用。

他現在能做的，就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勸所有來店的客人，在馬桶旁邊裝一個扶手，讓老年人坐下或起身時能夠扶着。淋浴間也要裝一個高度在一米五左右的扶手，老人洗累了可以抓住扶手休息一下。頂多10多塊錢的成本，對老人而言卻是非常大的便利。

采寫：南都記者黃慧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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