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世玲

編輯/盧伊

上午11點半，阿惠帶着孩子，和公公婆婆從廣州出發，搭車、搭地鐵、步行，抵達目的地時大概2點半。目的地是深港邊境一處約100米遠可看到對岸的位置。

這是她兩年半來唯一一次看到丈夫本人。

人影很小，看起來胖了一點，他遠遠向他們招手。阿惠開心到掉眼淚，隔着一條河，她讓孩子喊爸爸，河對岸的丈夫聽得到。兩年來，一家人就這樣在河兩岸團圓了。

這是一個類似現代版牛郎織女的故事。

2020年2月4日，香港因疫情封閉與深圳連通最為緊密的羅湖、落馬洲口岸，隻留深圳灣及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陸路通道。但由于通關數次延期，粵港人員往來需要隔離，名額難搶，成本高昂，往返仍非易事。7月10日，從深圳灣口岸入境名額改為搖号，中簽率據報道不足10%。多名在港居民在社交平台發布的信息顯示，過關仍舊很困難。

因此分居的家庭不在少數，關系維系困難。四個粵港家庭近日接受了采訪，他們有的至今沒有面對面見過，有的在不見面的情況下努力維系感情，有的對另一半開始産生陌生感，有的伴侶出軌。疫情封關，各有各的悲歡離合，他們盼着解封有朝一日到來。

趕在2月8日香港封關前一天，斯斯的丈夫最後一次從深圳的家中回了香港。

丈夫比斯斯大兩歲，是香港人且在港工作，每天去香港上班，下班回深圳的家裡。那天，他拿包裝了幾件衣服就走了，再也沒能回來。

兩人原以為封關不會持續很久，但沒成想一封就是兩年半。在香港的丈夫隻好住在父母家，生活用品已都在港重新買了，結婚7年這是分離最久的一次。

女兒當時兩歲多，剛上幼兒園小班，還在喝奶粉，尿片還沒戒，現在已經準備升大班，也能自己上大人的馬桶，他還沒回來。“我老公到現在一天都沒有送過女兒上學。一種明明你有一個家庭，硬生生被變成單親家庭（的感覺）。”

以前，公公婆婆還可以從香港過來幫忙帶孩子，丈夫也顧家，“輕松很多，起碼我能舒舒服服洗個澡”。但封關後，斯斯隻能自己一個人帶孩子。

那時，由于女兒年紀小，斯斯做什麼事都得帶着孩子，“很不方便”。在家洗澡“都是超快的，5分鐘就要洗完”，因為不放心女兒一個人玩，不然就得和女兒一起洗，或等她睡了再洗。那會兒她身體不舒服想去醫院，得先讓母親從東莞來深圳幫忙看孩子，參加家長會時也得先找舅媽幫忙看孩子，自己再去參加。

封關的第一年，斯斯發現女兒似乎忘記了自己父親，覺得“隻有我跟她是天天待在一起的，爸爸不是在家庭裡”。她問女兒“你記得爸爸以前每天都跟我們一起嗎”，女兒說不記得。

有時斯斯和丈夫視頻聊天，她會把女兒抱到鏡頭前，給父女倆創造互動機會。一開始女兒還會理一下他，過了大概一個月後，女兒就不太願意視頻了，也不搭理視頻裡的人。斯斯猜測，可能是因為“久了以後覺得視頻隻能看着摸不着，小朋友也不想老是這樣盯着視頻”。

丈夫很想念女兒，這種改變也讓他憂心。

第二年，斯斯帶女兒去香港見丈夫，女兒這時3歲多。見到丈夫時是在深圳灣口岸，女兒沒有叫爸爸，“比較害羞，爸爸要去抱她，她有點扭扭捏捏的”。但很快兩人就混熟了，“始終是爸爸嘛，以前還是有一點記憶的”。

這之後，女兒似乎才理解，“原來爸爸跟媽媽一樣，是應該每天待在一起的，這個世界上除了媽媽疼我，還有爸爸。”

但短暫的團圓後，一家人又要面臨長期分離。回到深圳，女兒問斯斯很多次“為什麼爸爸不能跟我們一起回家，為什麼不能天天看到爸爸”，她想要父親回家，還會哭。

那段時間，女兒常說有一個願望，斯斯問她什麼願望，她說：“我想病毒消失，然後爸爸可以回深圳。”不過今年，斯斯感覺女兒不再問了，她猜想是解釋過原因後可能有點習慣了。

放暑假前，她問女兒要不要去香港，或因為此前往返所需隔離的體驗不佳，女兒說不要，“我說你不想爸爸，她說想，我說我們過去找爸爸好不好，她說不好，她說她不想去香港，可能覺得回來很辛苦還是什麼，她說想爸爸回來，不想我們過去香港。”

但比對其他人，斯斯總覺得自己的情況還算好，她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不少同樣分居兩地的家庭，有的孩子出生至今連爸爸都沒見過。

斯斯在社交平台分享女兒疫情前後玩的玩具變化，她覺得疫情期間活動受限、見不到爸爸，對女兒成長有影響。

香港疫情時好時壞，通關日期一延再延，斯斯一度非常失望，和丈夫大吵了一架。

一次，斯斯向丈夫抱怨香港疫情防控做得不好，聯想到自己獨自在深圳帶孩子的辛苦，她有了情緒，開始抱怨丈夫為什麼不是富二代，不能在深圳收租而非得去香港工作等等，把問題都怪到他頭上。

那段時間近兩個月裡，兩人經常圍繞這些話題突然就吵起來，“每一次有通關的消息，就很開心，後面又沒有通，又好失望，就會很想吵架。”

這種狀态持續了一段時間，直到斯斯寒假帶着女兒去香港，“等于過去解決這件事，見面後就發現，之前吵架真的有點不應該。”她感覺通關這種事不是個人能決定的，丈夫工作也累，“覺得（吵架）很傷害對方”，後邊就不太吵了。

疫情期間，斯斯帶女兒去了三次香港，分别于2021年寒假、暑假和2022年寒假。

但往返并不容易。由于符合“來港易”條件，斯斯去香港時可豁免檢疫，但返回内地需接受“14 7”的隔離管控。其中2021年寒假回來後，盡管香港沒有疫情，學校卻要求再加14天居家隔離再去上學，女兒去上學時已經是一個月後了。

斯斯印象深刻的是今年過年的這趟往返。時值香港第五波疫情暴發，她1月13日左右去的香港，2月18日回到深圳，當時深圳驿站名額每天也就大概2000個号，“秒沒，搶得要哭了”，她用三部手機都沒搶到，搶了三天，最後是朋友幫忙搶到了名額。

6月底，國務院發布防控調整，香港回内地隻需要實行“7 3”。7月初，深圳再調整措施，健康驿站預約方式由“先到先得”改為“搖号抽簽”。

隔離時間的縮短讓斯斯很開心，但她對預約方式有所顧慮，“可能一下子就搖到了，可能一直搖不到，自己控制不了，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回家。” 也因而這次暑假她們沒再過去香港，“怕太難回來了”。

這趟過年回來除了票難搶，還需在酒店隔離。斯斯帶着女兒入住一間酒店，但感覺衛生條件不好。她給女兒帶了枕頭套，自己則用衣服鋪着睡，第二天起來，脖子長了一個很癢的小腫塊。

所幸女兒很懂事，沒有出現像别的小朋友一樣隔離期間坐不住，甚至情緒崩潰的情況，隻是“老是問我什麼時候可以出去”，這讓她很心疼。

後來，斯斯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些酒店隔離環境更差，有母親帶着不到一歲的孩子隔離，天天聞煙味且投訴無效，還不能點外賣。

這是今年暑假沒再過去香港的另一個原因。斯斯擔心，萬一在香港感染了，要麼可能回不來，要麼回來後還可能面臨隔離治療，不僅隔離時間大大延長，斯斯也不忍心女兒也要進醫院，且回深後要面臨歧視性的對待。

此外，往返路上也辛苦。斯斯了解到，今年規定工作人員不能給往返香港的民衆提供幫助，她推着一個行李箱和一輛嬰兒車過深圳灣的關口，“不知道多少斤，反正行李箱擡都擡不動，也沒有人幫我們”，好在有一起回深的朋友幫了忙。她還在路上遇到孕婦，幫忙把她行李箱擡上車。

隔離的時間和金錢成本不是每個家庭、每對情侶都能接受。有受訪者計算，四次往返香港和内地，住宿、在香港做核酸、交通費和隔離費用共計大概1.7萬元。

2021年暑期斯斯帶女兒去香港探親，回深圳後的隔離生活。頁面截圖

自封關以來，阿惠一家沒再見過面，主要原因是夫婦倆分别在香港、廣州工作，應對不了往返隔離和可能感染等情況。

見不着面，阿惠和丈夫每天通過微信視頻或者語音通話一次，以此維持溝通和給丈夫看孩子的情況。

他們的孩子出生于疫情前的2019年11月。孩子3個月時，丈夫就留在香港了，隻在電話或屏幕裡出現。這讓孩子對父親的概念模糊，現在“有時候手機響，一聽到手機鈴聲就以為是爸爸”。

阿惠感覺，封關後，分居夫婦的婚姻問題主要在于溝通，“畢竟看不到人”，得有等通關的意志，也擔心丈夫一個人在那邊“生活習慣怎麼樣，照顧自己好不好”。

2021年底，她見網上有人說，分居夫婦可以在深港邊境遠距離見面，她私信問對方具體地址和路線，才知道深圳羅湖區有一道分隔兩岸的河，隔着鐵絲網，可以看到100米開外河對面的人。阿惠動心了，便和丈夫商量在聖誕節前後見一面。

本來她想自己一個人去，但丈夫說想看孩子，“幫他也一起帶過來”，考慮到一個人帶孩子出遠門辛苦，她又叫上公公婆婆“一起去看一下你們兒子”。

12月4日上午11點半，阿惠帶着孩子，和公公婆婆一道從廣州出發，坐火車抵達深圳，再搭乘地鐵，走到目的地，到達時大概2點半。可能是正午的原因，河岸沒有太多人，除阿慧一家，隻有另外一位女士在和對岸的男朋友見面。

這是阿惠兩年半來唯一一次看到丈夫本人。人影很小，就看到有個人站在對岸，“但你是認識那個人的，你大概知道那個身影（是誰）。”

臨行前，阿惠曾叮囑丈夫穿顔色顯眼一些的衣服，自己也挑了件遠處看可能顯眼的。12月底的深圳還很曬，丈夫穿着藍色短袖，在太陽底下顔色像黑色，他遠遠向阿慧招手。人影小得有點模糊，用望遠鏡看會清晰一些。丈夫看起來胖了一點，她推測是因平常吃外賣多、自己較少做飯的緣故。

終于見到面，她開心到掉眼淚，“有點小感動。”他們一邊開着微信視頻通話，一邊隔岸喊話。阿惠讓孩子喊爸爸，河對岸的丈夫聽得到，他有點激動，“視頻裡的表情、聲音（是）想哭又沒哭出來。”她還和丈夫隔岸喊話我愛你，丈夫在對面做比心的姿勢，公公婆婆則叮囑他一個人在香港生活要保重身體。

見了大概半小時他們就走了，雖然出發前帶了點幹糧，這個地點附近沒吃的，阿惠得帶老人孩子去吃飯。

像阿惠這樣在深港邊境找合适的地點見面的伴侶、情侶不在少數。社交平台上有用戶發布見面視頻，寫道“聽到喊名字瞬間紅了眼眶”，也有視頻下方評論，“看得想哭”“我又相信愛情了”。

阿惠和丈夫隔着河見面。受訪者供圖

阿虎和妻子至今也沒見面，他們用線上方式維系感情。

兩人2007年玩網遊時認識的，直到 2012年兩人才“網戀奔現”，開始交往，2019年上半年結婚。

由于兩人分别在深港兩地工作，封關至今，兩人無法相見，阿虎和妻子的辦法是：回到結婚之前的狀态，繼續當網戀對象，“每天微信發表情包互相鬥圖拌嘴互坑，時不時會因為濃厚的思念之情正經感慨一下現狀，感情一直維持着戀愛濃度。”

阿虎感覺，雖然是沒有辦法的選擇，但好在之前有網戀的基礎，兩人早已習慣繼續線上交流。他們有許多共同愛好和價值觀，包括喜歡網遊、動漫、電視劇、美食等。

今年5月，兩人結婚三周年，妻子從香港給阿虎寄來一對手辦，造型是仿造他倆舉辦婚禮時的穿搭，阿虎則給妻子送了一個印着她最初的QQ号的吊墜，又發了紅包。

但這份甜蜜并不适用于每對長期分居的伴侶。

分居兩年半，斯斯開始察覺到一些變化。

她的丈夫不喜歡打字聊天，喜歡電話或面對面交流，不見面時分享内容會打電話，使用微信時也隻是發個照片，“跟他網戀是不可能的。” 封關前，有時候婆婆在香港還得通過她來聯系自己的兒子，因為他上班看信息不回。

相反斯斯“打字比較多”，不太喜歡打電話，她習慣于在微信給他分享瑣碎生活小事，比方早上做了什麼、遇到什麼。

封關前，往往是斯斯白天給丈夫發信息，晚上丈夫下班回家後，兩人見了面再交流，她早已習慣了這樣的交流方式。但封關後，沒了面對面，白天發了信息，等到晚上丈夫下班回家再打電話，交流不及時就變味了。

斯斯一度發現，以前給丈夫發信息是不回的，次數久了之後，她向丈夫抱怨，“我發你怎麼不回我”，丈夫解釋自己在忙，後來也有調整，回個表情或回幾個字。但交流習慣不一樣，線上交流并不順暢，“有時候我早上發給他的東西，不知道他有沒有記住，然後也不是每天晚上都講電話。”

久而久之，斯斯感覺婚姻生活變得“我有我的生活，他有他的生活”。丈夫身為男性，不太留意和分享生活細節，比方沒提醒她公公婆婆生日，也沒主動告知她第二天要去幹嗎，按以前，丈夫每天在家她肯定會知道。

慢慢地，類似的小事她第一時間也不再分享給丈夫，而是給最近玩得比較好的朋友，“跟他分享多了，如果經常不回我，我就不想分享給他了”。這樣那樣的細節積累下來，“我跟他之間就好像少了一點聯系”。

生活分享少了，斯斯有了一種陌生感。比方以前購置的新裝，一般都是兩個人一起去買，或者洗衣服時會看到，但現在，有時候和丈夫視頻聊天時，她突然發現丈夫身上穿了件新衣服，問他什麼時候買的，他才說前幾天經過什麼店，進去買了件衣服。

港府統計數據顯示，受疫情下香港和内地實施關口管制和檢疫措施等因素影響，港人與内地人結婚的數目出現大幅下降，由2019年19557宗降至2021年的5063宗，幾乎是疫情前的1/4。

對于異地維系感情，阿虎感覺，兩個人得有最基本的信任基礎。另外結了婚組了家庭也和情侶不一樣，自己則忙于工作和提升，所以他和妻子感情穩定。不過他覺得維系感情最重要的還得是當事人不去主動做破壞關系的事，“還是看人”。

妻子送給阿虎的結婚三周年禮物。受訪者供圖

分居過久，感情出現隔閡并不鮮見。為修複裂痕，有的放棄原來工作，投奔另一半所在地團聚，而出軌、分手和離婚的也不在少數。

阿文就遭遇了丈夫的“精神出軌”。

2017年結婚後有了第一個孩子，香港女孩阿文成為家庭主婦，丈夫留在深圳工作，從事醫生職業。疫情前，兩個人時常粵港兩頭跑，有時是她去深圳看丈夫，有時是丈夫下夜班後來香港，放長假時兩人再一起回廣州。

但最近兩年多封關期間，阿文一直在香港帶孩子上學，往返兩地四次。如今回想，她懷疑是因自己封關初期忙于照顧老小和料理家事，忽略了丈夫，才使得丈夫有出軌的可能。

2020年7月忙完家事，阿文帶孩子回内地。讓她覺得不對勁的是，以前可以随意拿丈夫的手機玩，回來後他手機不離身。有一天晚上，丈夫喝多了，她翻了手機，發現他和醫院裡護士暧昧的聊天記錄，還有将她屏蔽了的一些朋友圈。

阿文質問了丈夫，丈夫承認錯誤，她決定給雙方兩年時間，但後者并沒有斷絕這段關系，即便在後續幾次阿文帶孩子回家期間也沒有停止。包括2020年12月她隔離期間，丈夫原本說要送東西過來，後又改口有事不來。阿文後來發現，所謂“有事”是在和護士“聊兩三個小時語音”。2021年11月，護士去了外地，他特意訂蛋糕送過去，平日裡還幫忙看課題、約拍照和吃飯。

第一年攤牌這件事之後，阿文以為丈夫和護士斷了聯系，同年冬天，她忍住沒過問。第二年暑假回來時，她和丈夫又因此吵了一次，問他到底斷了沒有，丈夫說已經拉黑沒聯絡了，“還想怎麼樣，過不下去就離了”，她沒再過問。

至今，丈夫與護士仍沒斷掉聯系，阿文不确定兩人發展到哪一步。但怕影響丈夫工作，她始終沒有聯系那個護士。

分居兩地前，因為忙于帶孩子，阿文沒考取醫師資格，也沒有精力做其他事，丈夫會因此拿她和其他有工作成績的女同學、女同事做比較，這讓她有些壓力。但那會兒，她感覺兩人關系并未破裂，丈夫仍盡量一起料理家事。

丈夫有時會跟她提到，醫院裡哪個同事的老婆不在身邊，和院裡同事出軌後被發現之類的八卦，但他表态“不吃窩邊草，護士行業很亂”。他也去KTV，但會拍照給阿文報備，這讓她一直信任自己的丈夫，因而發現丈夫精神出軌後，她感覺心碎。

如今回頭看，阿文想如果早知道事情是這樣，這期間她不會和丈夫要第二個孩子，“現在就是熬到二寶上托班，該怎樣就怎樣，能過就過，不能過也就算了。”

近半年，除了關心孩子和身體健康、日常需要溝通或搭腔的事，阿文和丈夫已基本不聊天，她感覺疫情後“算是看清了”。今年這趟回深圳，也是因為孩子，“覺得孩子還是要與爸爸相處一下。”

但她還沒做好離婚的心理準備，其中一個原因是，阿文畢業後就成為家庭主婦，至今沒正式工作過；她也沒敢跟家裡人說，朋友則要麼工作要麼移民，她無處可傾訴，隻跟婆婆說過，但婆婆沒采取什麼動作，她感覺“老一輩對這些事反應沒那麼大”。但阿文打算在香港參加就業培訓，便于以後做些兼職，回歸社會。

阿文數次在社交平台表達一個人帶着孩子往返隔離的苦惱。頁面截圖

如果不是此前大灣區聯系緊密，斯斯覺得自己的人生軌迹可能是另一個方向。

斯斯和丈夫2009年在澳洲讀書時認識，後兩人交往，中間分過手，她回了國，丈夫在澳洲待了幾年後才回國。

後來兩人又在一起，丈夫回了香港，她則留在内地。但那時香港和内地往來方便，“就是多了一個關口而已。”斯斯和丈夫說好，如果在一起，她想留在深圳，不想去香港，因為覺得香港生活沒那麼方便。

兩人達成共識後，2015年結婚。丈夫也嘗試過在深圳上班，但他不習慣國内的應酬氛圍，且工資相對較低，他堅持了一年後，選擇回香港上班。但丈夫是顧家的，每天通勤時間長，“無論多晚下班，他都一定會回家。”

斯斯現在回想，如果當時深港聯系沒那麼緊密，或者沒有通關，她可能就不會和丈夫重新在一起。但現在婚結了，孩子生了，兩地聯系依舊緊密，通關的窗口卻因疫情遲遲未開，不得不面對被迫分離，“有一種兩頭不到岸的感覺。”

她太盼望通關了。這兩年結婚紀念日、生日等節日，即使是一起吃一頓飯這樣的願望都沒實現過，“就是一些很卑微的願望”。而丈夫也錯過了女兒的成長，至今沒去過女兒的學校，“現在就希望她幼兒園畢業之前能通關”。

但她感覺，仍有很多人無法理解分居家庭的渴望，“經常看到一些評論，每次有風聲說香港要通關什麼的，下面永遠都會有一堆人留言說，最好永遠不要開關什麼的，好像很多人不知道，其實（有）很多這樣（受影響）的家庭。”

阿虎盼望通關。

雖然和妻子感情穩定，但封關無法見面的時間久了，家裡仍有顧慮，自己也擔心潛移默化的不可控的影響和改變。夫妻間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是，長期無法見面，也沒法考慮生育計劃。

此外，較之澳門可以憑48小時核酸結果往返，他感覺香港的過關有點太嚴苛，他不能理解為什麼香港過關不能采取澳門那樣的管理模式。

阿惠也盼望着通關。

一開始她和丈夫還抱着希望，但數次通關延期後，他們現在已經失望，再聽到可能通關的消息，“我老公都說先聽着等一下又說不行的，不要信了，我們已經沒有信心了。”

不過阿惠還是抱着樂觀。他們都覺得香港經濟離不開内地，經濟上需要互通，不可能一直不通關，“我們再堅持一下，看一下新的特首來了會不會好一點。”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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