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西洋月刊》報道說，一項針對大學新生進行的一年一度的長期調查發現，在過去10年裡，學生們說自己上大學的首要原因就是為了找一份更好的工作；而在2008年大衰退前的20年裡，上大學的首要原因是：學習自己感興趣的東西。

學生的這種态度直接影響到人文學科的招生。盡管大學生在過去10年裡普遍回避人文專業，轉而青睐商業、法律和健康等以職場為導向的專業，但仍然有一部分人固守陣地：精英大學和文理學院的本科生。不過這個陣地也在逐步淪陷之中：數據顯示，在美國，人文學科專業傳統上占據頂級文理學院學位頒發的三分之一，但現在已然下降到遠低于四分之一。與此同時，在精英研究型大學，人文學位的比例從10年前的17％下降到今天的11％。

人文學科讓出的陣地被誰盤踞了呢？除了商學院、法學院和醫學院，理工科專業也是赢家。大學中STEM （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四門學科英文首字母的的縮寫）的分量正不斷加重，而且也為政府所大力鼓勵。當然學生本身也存在從衆效應：看見小夥伴們紛紛選擇學習計算機或者應用數學，自己再也難以坐住人文學科的冷闆凳。

平心而論，學生們湧向這些學科也是無可厚非的。數學素養和操縱大型數據集的能力在每項工作中都變得越來越重要，以往主要依靠人文社會科學訓練的工作，現在都難以擺脫數據的影響，比方說記者和廣告從業者。

然而，人文學科的重要性下降可能帶來的長期後果，大學教育者和學生都尚不知曉。假如一整代工程師都缺乏人文素養，也不具備批判性思維，這會帶來怎樣的一個技術社會呢？或者，僅僅是從學生的職業生涯來看，過度以職業化教育為導向，真的對學生在職場上有利嗎？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之子、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中清，在與大學生就高等教育與學生成長進行交流時表示，大學生認為人文學科“無用”是一種短視。現在很多美國學生畢業後擁有了不錯的職位，但由于人文素養的欠缺，職業發展的“天花闆”很快降臨，而那些人文素養更高的學生，在職場上“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更強。

其實，對人文素養的認識，還有一個更加釜底抽薪式的思考路徑。一些研究表明，人類社會眼下透過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學科完成的許多任務，将在不久的将來實現自動化；機器人最終可能會編寫大多數程序和智能算法。因此，如果等待足夠長的時間，也許人文學科将會卷土重來，因為人類會尋找那種幫助他們與技術互補而不是競争的知識。而且，我們越是将日常工作自動化，就越容易陷入大數據的浩瀚和盲點，從而也就越需要将人類的判斷帶入數字生活的交叉路口。

先覺者總是行得更遠。以麻省理工學院為例，它在世界範圍内都以STEM教育的堡壘著稱，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藝術和人文學科構成麻省理工學院教育的基本要素。

麻省理工成立于1861年，是為了響應美國與日俱增的工業化需求。威廉·巴頓·羅傑斯和麻省理工學院其他創始人在1860年寫成《理工學院的辦學目标和方案》，提出一種混合的教育哲學：“為了商業利益，為了文化本身，也為了大衆教育，真正的文化教育應該和工業研究很好地結合。”麻省理工學院的拉丁文校訓“Mens et Manus”，英文意為“Mind and Hand”，講求的是手腦并用、知行合一。這一理念在當時盛行傳統古典教育的美國大學中堪稱先鋒。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校徽中，手拿鐵錘的勞動者與手拿書本的學者并立，反映了該校人文知識與實用科學相結合的理念。

麻省理工學院藝術、人文和社會科學學院曆史學教授黛博拉·菲茨傑拉德說， 麻省理工學院的使命是讓學生為解決世界上最具挑戰性的問題做好準備，雖然這确實需要科學知識和技術技能，但“世界的問題從來都不是局限于實驗室或電子表格”。 貧困、氣候變化和疾病等緊迫挑戰“總是嵌入更廣泛的人類現實中”。

為了跟上這些挑戰，麻省理工學院的課程多年來不斷發展，所有本科生都花時間學習文學、曆史和音樂等科目，大約占課堂總時間的四分之一。學習這些科目有助于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獲得曆史和文化觀點，并培養溝通技巧，使他們能夠傾聽他人的關注，并解釋自己的觀點和推理。學生們也會學到，大多數的人類情況都反抗一個正确的答案，生命本身很少像數學問題那樣精确，也不會像一個優雅的方程式一樣清晰。

美國學院與大學聯合會（AAC&U）對商業領袖的調查證實了這種教育的好處——大多數雇主更關注畢業生的創造力、團隊合作能力和溝通技巧，而不是他們在具體領域内的知識。

這樣看來，至少我們目前能做的，不是簡單地阻止專業的轉向潮，而是在商科、法科、醫科和STEM學科加強人文教育。換言之，不管學生在大學裡選擇何種專業，他們是不是都有機會被培育出足夠的人文素養？使得他們都能夠批判地思考，廣泛地閱讀，充滿熱情地傾聽，從而對社會和人類的未來發展充滿終極關懷？

這些問題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我們日益生活在一個被科學技術統治的世界中。正是因為科學技術如此強大，我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人文學科。在STEM課程中，學生将獲得事實、答案、知識和真理。這些課程的教授以一種确鑿無疑的口氣說：“事情就是如此。”他們給學生确定性。

而人文學科，至少我作為一個這方面的老師，教給學生的東西恰好相反：給他們不确定性、質疑和懷疑。

人文學科總是具有颠覆性。它們從根本上緻力于削弱所有的權威主張，無論是政治的、宗教的還是科學的。當涉及人性時，也就是涉及我們是什麼、我們來自哪裡，甚至我們可以成為和應該成為什麼時，這種懷疑主義尤為重要。

科學已取代宗教成為我們回答這些問題的主要源泉。科學告訴了我們很多關于我們自己、我們周圍的世界的知識，我們每天都在學習更多知識。但人文學科卻無時無刻不在提醒我們，人類有很大的能力欺騙自己。

人文學科還告訴我們，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與他人迥異，每個人都以不可預測的方式不斷變化。我們生活的社會也在不斷變化——部分原因正是科學和技術。對于這些變化，人類抵制科學加諸我們的那種解釋。

人文學科更多的是問題而不是答案，我們将在人文學科的學習中，與一些荒謬的大問題搏鬥。就如，真相是什麼？我們怎麼知道事情是真的？或者更确切地說，為什麼我們相信某些事情是真的，而其他事情卻不是？對于我們個人或整個社會，我們如何判斷某些事情是錯誤還是正确？

還有，生命的意義是什麼？生命的重點是什麼？幸福應該是我們的目标嗎？歸根結底，幸福到底是什麼？幸福本身應該是目的，還是其他一些更重要目标的副産品？

每個人都必須找到自己對這些問題的答案。蘇格拉底說，智慧意味着你知道自己知之甚少。他對智慧的說法充滿了智慧。也因此，人文學科教師的存在是悖謬性的：如果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在課程結束時學生會質疑所有權威，包括老師本人。學生會質疑其所被告知的現實的本質、生活的目的，以及成為一個好人意味着什麼。就此而言，這才是人文學科的真正關鍵：它們使人不為自己對确定性的渴望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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