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區人口是衡量大城市的關鍵指标。近日，随着《2020中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公開出版，全國683個城市城區人口數據曝光。據資料統計，全國共有105個大城市，包括7個超大城市、14個特大城市、14個Ⅰ型大城市以及70個Ⅱ型大城市。其中，超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天津、成都、重慶(排名不分先後)。

　　作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超大城市是各類風險挑戰的彙聚點，相比大城市及中小城市，超大型城市面臨的城市治理難題更多，難度也更大。那麼，超大城市建設智慧城市難在何處呢？

　　超大城市的特殊性就在于其規模超大。一方面，由于外來人口過多、人口規模過大，使得城市空間壓力增大，環境污染、交通擁堵、房價暴漲、犯罪增加等“大城市病”更為嚴重、突出。而且外來人口與本市居民之間的這些顯性差異，可能引發社會摩擦，造成社會不穩定；另一方面，因為超大城市人口、經濟高度集中，一旦遭受嚴重的恐怖襲擊或發生巨大地震等天災人禍，會造成更大的損失。

　　“大城市病”一直是影響超大城市持續性發展的巨大障礙，破解“大城市病”已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所必須回應好的問題。近年來，随着智慧城市加速推進，我國超大城市治理取得了明顯成效。下面一起來看看7個超大城市如何探索“智”治之路。

　　北京

　　北京持續打好疏解整治促提升“組合拳”，嚴格落實“雙控”及“兩線三區”要求，拆除違法建設超2億平方米，實現城六區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的目标，城鄉建設用地減量110平方公裡，成為全國第一個減量發展的超大城市。

　　身為大國首都，北京自當率先走出一條治理“大城市病”的新路，興起了一場以市民訴求驅動超大城市治理的深刻變革。過去5年，全市與疏解相關六大行業市場主體下降17.8%，利用騰退區域性批發市場等大體量空間集聚高精尖産業，建設提升6000多處便民網點，更利用零散、低效空間補建了一批養老驿站、書店等公共服務設施，為治理“大城市病”貢獻出北京“藥方”；全國首個以治理“大城市病”為目标的新增産業禁限目錄不斷疊代升級，累計不予辦理新設立或變更登記業務近2.4萬件，為構建高精尖經濟結構打開了更大空間，科技等高精尖産業的新設市場主體占比由2013年的40%升至2021年的62%。

　　上海

　　精細化治理是城市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上海城市治理的基本底色。過去一年來，面對錯綜複雜的難題和挑戰，上海系統謀劃、持續發力，圍繞超大規模城市的精細化治理進行了持續的探索和部署，發展形成了諸多可圈可點的創新舉措，提供了可參考可借鑒的上海方案。

　　近年來，上海先後在全國首創政務服務“一網通辦”和城市運行“一網統管”，不斷提高城市治理現代化水平。政務服務“一網通辦”已接入各類服務事項3514項，高頻事項基本實現“一件事、一次辦”，實名注冊個人用戶突破6900萬、企業用戶超過281萬，累計辦件量逾2.4億件。

　　2021年6月，國内首個超大城市運行數字體征系統——上海城市運行數字體征1.0版正式上線，形成全域覆蓋的城市神經元體系，用32個類别1000多項指标，為城市生命體進行“全時智能體檢”，每天多達10億條數據被彙聚、共享、交換，不論是街面衛生管理、車輛違停、人員管理，還是小區内的群租、噪音，都能被實時發現并自動派單，線上線下高效協同處置。還有一些應用場景，系統可主動預警，将風險隐患消除在萌芽狀态。

　　深圳

　　作為一個常住人口超1700萬的超大城市，深圳的城市管理治理一直是個“老大難”的問題，而龍崗區是深圳城中村數量最多、城中村人口最多、城市管理壓力最為複雜的城區之一。2020年起，龍崗率先在城市管理治理中植入“管家”理念，應用“管家”思維，推動街道城管“大洗牌”，取得了顯著成效。

　　2022年，“城市管家”被納入龍崗區年度重點改革項目。所謂“城市管家”，是指深圳對城市現代化管理的全新探索，它通過将環衛、綠化、路燈、公廁、垃圾分類等集中式一體化管理，有效解決監管成本高、設備更新慢、人員老齡化、協調效率低等一系列問題，實現城市管理專業化、精細化、智慧化。這一改革試驗頗具探路意義，為加快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努力走出一條符合超大型城市特點和規律的城市治理新路子，貢獻了龍崗的探索和經驗。

　　廣州

　　随着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如何科學消納和資源化利用建築垃圾成了影響城市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難題之一。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之一，廣州在經曆萬丈高樓平地起的日新月異的同時也飽受建築垃圾“圍城”之困，解決建築垃圾治理問題迫在眉睫。

　　近年來，經過一系列創新嘗試，廣州逐步形成了法規體系完善、全鍊條監管到位、資源化利用全覆蓋的建築廢棄物治理的“廣州模式”。從公開的數據顯示，目前廣州全市建築垃圾排放申報核準率達97%，合法收運率達99%，安全處置率達100%，綜合利用率達56%，基本實現了建築垃圾治理試點的工作目标。一個個充滿實績的數字背後，體現了廣州市治理建築廢棄物的勇氣和決心。

　　天津

　　作為數字化進程超前的城市之一，天津市，據了解，天津市“一網通辦”平台“津心辦”自2019年上線以來，已疊代升級至3.0版本，實現1560餘項服務事項“指尖辦”，累計注冊人數已超過1780萬，訪問量超過11億次，持續助推政務服務智能化、便利化，讓老百姓的事順心辦、精心辦、盡心辦，成為市民群衆的“掌中寶”。

　　此外，天津把綠色作為宜居城市建設的底色，堅持把垃圾分類作為垃圾資源化、減量化的有效手段，通過繡花般的細心、耐心、巧心，精心營造優美、整潔、有序、和諧、宜居的城市環境。2021年，天津生活垃圾首次呈現“三增一減”态勢：廚餘垃圾分出量同比增幅62.3%，有害垃圾日收集量增長3倍，回收利用率增長至38.4%，其他垃圾減量明顯，生活垃圾資源化利用率達82%，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26.2個百分點，在2022年一季度國家住建部46個重點城市考核評比中，天津在超特大城市中位列第5名。

　　成都

　　2021年，随着成都常住人口由2012年的1615.9萬人增加到2119.2萬人，成為我國第4個常住人口突破2000萬的城市，其中，城區常住人口超過1000萬，跻身全國超大城市行列。在面對超大城市治理帶來的挑戰與探索中，成都堅持以“智慧蓉城”建設為牽引，全面推動城市經濟、社會、治理現代化轉型。“一網統管”的民生大數據平台，主動發現、精準服務市民需求，讓市民更好地享受城市服務，不斷提升市民的獲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智慧防疫、智慧交通、智慧水務、智慧環保、智慧生活……多元應用場景，持續提升成都的智慧城市發展指數，讓城市在應對突發狀态、極端狀态更有韌性、築牢底線。今年7月，防汛關鍵時刻，成都通過智慧水務系統，實時監測全市237座水庫動态信息，并實現主要河道洪水4-10個小時的預見期。當降雨發生後，系統會根據江河水位漲幅和實際降雨時空分布進行滾動預報，提高預報精度，為組織轉移和救援隊伍科學調配提供決策依據。

　　重慶

　　2021年國家公布了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名單，其中重慶市的總人口為3205萬，城區人口1634萬，跻身超大城市行列。探索超大城市的“智”治之路，重慶市江北區充分運用大數據、物聯網等信息化手段解決城市管理的難點痛點問題，不斷提升城市管理的“繡花功夫”，在建設城市運行管理服務平台、提升城市治理現代化水平等方面進行積極探索，取得了明顯成效。

　　近年來，重慶市江北區通過大數據融合，探索建立城市“建設、運行、健康”三大指數模型，為城市運行管理服務綜合評價與城市運行狀态科學評估提供重要支撐，實現實時“一圖呈現”，打造智能化城市運行安全監管手段，築牢城市運行安全防護網，全面推進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現代化。通過升級“便民服務”模塊，新增公廁、治安崗亭、洗車點等2萬餘個便民點位數據和導航服務，并在重要交通路口、城市公園等處安裝4萬餘塊二維碼标識标牌，可掃碼解決找停車位難、找公廁難等問題，“一碼”惠民，不斷提升群衆的幸福感。

　　結語：數字化為超大城市尋求治理最優解提供了關鍵路徑，智能化手段支撐着科學化的治理理念，也推動着精細化的城市管理。盡管不少數字化手段還要在實戰檢驗中不斷完善，但超大城市治理的方向已經明朗。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