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沙灘上花不開，想喊雲彩落下來。喊了一年又一年，喊了一年又一年。喊得喲，日日落塵埃……”

粗粝、開闊、真誠，一如那片廣袤深厚的西北大地，電視劇《山海情》中，片尾曲《花兒一唱天下春》是一個記憶點。包括這首歌曲在内，在這部跨越地域、見證曆史的影視作品裡，音樂如湧動的浪潮，鋪墊着一個時代的底色，這些旋律，出自著名音樂制作人撈仔（吳立群）之手。

音樂突出當地和時代元素

相較于其他長篇累牍的電視劇，《山海情》集數不多，但配樂立體而豐富，撈仔為此創作的音樂多達二十餘首、八十多段。青海、甯夏地區，“花兒”傳唱不息。撈仔很熟悉這些鮮活質樸的民歌，此前為張藝謀的電影《一秒鐘》配樂時，他用到的正是從青海花兒中采撷的靈感。《山海情》的故事發生在甯夏，接到這次創作邀約後，撈仔很快想起的也是當地的花兒音樂。

“孔笙導演希望，這部電視劇在音樂上也能突出當地元素。”為此，撈仔專程前去采風，收集花兒和山歌素材，也聽取了很多專家的建議。“西海固的音樂和語言，與甯夏其他地方還不太一樣，更接近陝北一帶。”演唱《花兒一唱天下春》時，歌唱家雷佳特地帶着些當地口音。“我們之前也錄過普通話版本，差點兒意思。民歌來自方言，還是得用方言才能唱出那種味道。”于是，撈仔特地請本劇的民族音樂顧問、甯夏花兒傳承人馬得榮用方言讀了歌詞。而考慮到觀衆的接受程度等種種因素，最終，歌曲呈現取了相對折中的效果，“像當地人在說普通話”，直白又親切。

“甯夏地區的音樂，最大的特點是‘人聲’。”在國人的印象裡，西北是特色鮮明的土地，但嚴格來說，這裡并沒有一件極其具有代表性的樂器，“蒙古族有馬頭琴，藏族有弦子，我覺得這裡真正的音樂特點，在于旋律和音調。另外，《山海情》雖然跨的年代相對長遠，但畢竟還是現代戲。”因此在配樂時，撈仔沒有執着于色彩迸現的民族樂器，而是多以管弦樂織就。在描繪福建的開放與發展時，撈仔采用了大量現代元素，比如在元件廠的流水線上，電子風的緊張節奏配合着女工們争分奪秒的速度，充滿了現代社會高效的科技感——西北與東南、山與海的對比張力在音樂中拉滿，時代的波瀾壯闊盡顯無餘。

《山海情》的配樂準備，乃至整部電視劇的拍攝制作過程，時間都相當緊湊。從去年7月底開機到不久前播出，在撈仔看來稱得上“奇迹”般的速度。後期制作階段，他曾看過許多片段，但這不妨礙他每天依然準時追劇。“現在才有機會看完整的成片。”撈仔常常被感動甚至落淚。在甯夏采風時，他訪問閩甯鎮，鎮上漂亮整潔，完全無法讓人聯想起曾銘刻在這片土地深處的“貧窮”二字。“我有幾位朋友是海原人。”海原縣就處于西海固地區，那裡的幹旱、窮苦，撈仔一直都有耳聞，他亦深知吊莊移民的艱辛。聚焦于這些故事的《山海情》，也因它的真實厚重得到了觀衆的肯定。

吉他手轉型創作古典歌劇

包括《山海情》的音樂在内，有人說，撈仔現在似乎變得“古典”了。

早年間，撈仔以吉他手的身份聞名，與唐朝樂隊的老五并稱“南撈仔、北老五”。轉型制作人後，也多是因為相對通俗的音樂被大家熟知，比如《天葬》《夢的眼睛》等流行歌曲的作曲編配，《少年天子》《可可西裡》《解救吾先生》《歡樂頌》等大量影視作品的配樂，以及《跨界歌王》等綜藝節目的音樂總監。而在2018年，中央歌劇院獻禮改革開放40周年的原創歌劇《命運》登台，擔起沉甸甸的作曲一職的，也是撈仔。

撈仔的轉型，其實很早就已經開始。2003年和2005年，他為電視劇《浪漫的事》《家有九鳳》配樂，作品反響很好，但“寫完之後，我覺得自己‘沒電’了，不夠用了，再提高很費勁。”撈仔意識到，自己步入瓶頸，到了該繼續學習的時候。他先求教于一位中央音樂學院的博士，從2011年起的三年内，又師從國内交響樂大師羅忠镕。“我的很多疑惑得以解開。以前每當聽到好的影視配樂，尤其是一些歐美的影視配樂時，我總會有疑問，他們到底是怎麼寫出來的。”作為學生的撈仔，總是帶着問題去上課。從流行音樂中積累的經驗加上古典音樂的理論，為他打開了新的大門。

中央歌劇院的《命運》是撈仔的第一部歌劇作品。“影視劇畢竟屬于導演，配樂要在滿足導演的情況下找到自己的個性。”相比較之下，歌劇給予了作曲家足夠揮灑的空間，也帶來了相應的巨大的壓力，“歌劇的時長一般在兩個小時左右，要駕馭大的曲式結構，也要關注文學、戲劇等方方面面。”不過，經過了一部部影視配樂的磨砺，關于“戲劇、旋律和歌曲的合唱性”，撈仔有獨特的過人之處，因此當創作時間緊張的《命運》發來邀請時，他“不怵”地接下了，“作曲家的夢想，就是寫自己的歌劇。完成一部歌劇，對作曲家的提升是巨大的。”《命運》之後，撈仔又為中央歌劇院的《道路》、河南省歌舞演藝集團的《銀杏樹下》譜曲，目前，中央歌劇院“奮鬥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奮鬥》也已經提上日程。

在歌劇與影視配樂、流行歌曲之間，在所謂的古典與通俗之間，撈仔一直在不停穿梭，從不設限，從不止步。本報記者 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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