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剛

遠古時期，人類有兩種基本信仰，分别為天地信仰和祖先信仰。祖先信仰就是人們平常所說的祭祖，到現在還在民間廣泛流行，在除夕、清明節、端午節、重陽節、中元節等傳統節日中，人們都要進行祭祖活動，目的是為了緬懷和感恩先人，發揚孝道精神。

天地信仰則是尋求人類與神靈之間進行精神的溝通，追求人神與天地和諧共生，并祈求神靈保佑人類平安健康。在實施這些信仰的過程中，就産生了祭祀活動。

祭祀活動是人們在執行信仰過程中的一種隆重儀式，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必須帶着虔誠之心來上香和獻祭貢品，并且口中念念有詞，載歌載舞。久而久之，祭祀活動就形成了人人都需尊崇的祭祀文化。

祭祀文化經過漫長發展，到夏商時期，逐漸形成了“禮樂文化”，“禮”是指各種儀式的禮節和規範，“樂”則是儀式中伴奏的音樂，以及表演的舞蹈。

百善孝為先

禮的繁體字為“禮”，東漢著名文字學家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解釋道：“禮，履也，所以事神緻福也。從示從豊。”所謂“豊”，乃“行禮之器，從豆，象形。

從句話可以看出，“禮”字的原本含義是指祭祀活動中所用的神器，經過演化，被引申為祭祀時的宗教儀式，再到後來，“禮”的含義被進一步擴充，到今天泛指人類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行為儀式和禮儀規矩。

我國曆來是一個禮儀之邦，對禮樂文化一直十分重視，在宏觀層面，認為禮樂是治國安邦的基礎，在微觀層面，則認為是體現個人修養的根本。

然而，到了東周末年，實行“分封制”的周王室苟延殘喘，氣數已定，無力再對各路諸侯發号施令，各路諸侯紛紛自立門戶，不再聽命于周王室的号令。很快，我國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各路諸侯為了自身利益，連年争霸的局面，史稱“春秋戰國”時期。

孔子

西周建立起來的禮法制度和倫理道德，被這些諸侯破壞得體無完膚，導緻社會道德淪喪、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因此，曆史學家把這一時期混亂的局面，用一個成語“禮樂崩壞”來概括。

也是在這個混亂時期，一個偉大人物橫空出世，它就是有“大聖人”美譽的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本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陬邑人（今山東曲阜）。

孔子看到整個社會裡失去信仰的人們，做事毫無顧忌，給國家和老百姓都帶來了深重災難，于是，他決定以一個仁者的情懷和智者的思想，制定一個能使整個社會和諧美好的規章制度，來扭轉這個局面。

在這樣的偉大使命下，孔子一邊重新拾起禮樂文化研究，一邊向德高望重的大學者學習，如，老子，苌弘等人不恥下問，最終，他以禮樂文化為基礎，并用自己的博學多才和真知灼見，創建了一個更有内涵，更有深度，更為利國利民的文化體系——儒家思想，到現在，這個思想體系依然對中華民族産生着深遠的影響，人們的為人處世依然離不開它的指導。

孔子拜見老子

到今天，人們對儒家思想的核心用“仁義禮智信”這五個字來概括，也就是人們所說的“五常”，它是中華民族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中最核心的元素，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保證，是每個人都需遵守的真理。

在儒家思想裡，“仁”指仁愛、仁慈，人與人之間相處，若能以人為本，時刻為他人着想，具有無私奉獻精神的人，就是仁者。

“義”指道義、正義，簡單來說，就是指身上肩負的社會責任，往大裡說，就是家國情懷。

“禮”指禮節、禮儀，待人待物要彬彬有禮，是一個人修養的體現。

“智”指智慧，是指一個人要具備明辨是非善惡的能力，能把日常生活裡的事物參悟透徹的人，就是智者。

“信”指誠信和信用，說話做事要一言九鼎，古人對誠信非常看重，認為誠信是人們付出巨大代價換來的寶貴經驗，若不聽從會吃虧。

孔子講學

然而，五常當初并非一次成型，是經過了孔子、孟子、董仲舒等大師不斷推陳出新後，才形成了一個完善的思想體系。

孔子生活在東周晚期，是一位學富五車的大學者和思想家。這個時期，随着各個諸侯國的實力不斷強大，他們擁兵自重，對周王室的中央政權虎視眈眈，大有取而代之的架勢，而周王室勢單力薄，面對這些諸侯國無能為力，隻能眼睜睜看着分封制遭到嚴重破壞。

心地善良，志向遠大的孔子看到這樣的混亂局面後，為了規範人們的言行，在道德層面，首先提出了“仁義”說，“仁”是體現人道精神的保證，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必須通過仁愛精神來建立人人都可以接受的秩序與制度，才能保證整個社會正常運轉。

“義”是社會道德規範和義利觀思想的體現，倡導人們在物質利益面前，不能見利忘義，重利輕義，否則，會助長人心不古的不良局面。

論語

“仁義”說中的“仁”，接着被孔子用在了政治觀點上，随即提出了“為政以德”的政治觀點，主張統治者應該以道德教化來治國，實行仁政，取得民心才是治國的根本。

在孔子的政治觀點裡，道德情操高尚的君主，宛如天空的北極星，會被許多星辰圍繞，會受到衆星捧月般的擁戴。

同時，在政治觀點裡，孔子又加入了“禮”說，是體現禮教精神的重要保證，在孔子看來，禮跟仁一樣，都是人們在長期生活風俗和道德觀念中，形成的一種約定俗成的行為準則，如若丢失，勢必要引起社交和外交的混亂，因此，必須重視禮教制度。

就這樣，大聖人孔子創建了儒家學說，制定出了“仁、義、禮”的基本框架，并開了一個好頭，為後邊兩位儒家學說大咖完善儒家思想奠定了堅實基礎。

孟子

孟子（公元前250年——公元前150年）是繼孔子之後，又一個儒家學派代表人物和偉大思想家，他生活在戰國時期的鄒國（今山東濟甯鄒城），距離孔子去世已有300餘年。孟子在儒家學派的地位很高，跟孔子并稱為“孔孟”。孔子被稱作聖人，他則有“亞聖”的美譽。

孟子創建的“性善說”，對人性看法有着深刻洞見，深刻影響了我國的傳統教育。成書于明代的傳統啟蒙教材《三字經》裡的名言“人之初、性本善”，則完全來源于孟子的性善說。

作為儒家思想的頂梁柱，孟子對儒家思想的貢獻也是顯而易見的，他給“五常”中增添了“智”的觀點，進一步擴充了儒家思想的内涵和深度。

在政治觀點上，孟子推行“德治觀念”和“民本思想”，深化了孔子的“仁”說，孔子所說的“仁”，是一種高度自覺的道德。而孟子所說的“仁”，除過包含高度自覺之外，還具備教化功能。他認為，統治者對待自己的人民，應該像父母對待自己的子女，在關心疼愛的基礎上再實行教導，隻有如此，才能得到人民發自肺腑的擁戴。

孔子講學

作為君主，培養出高尚的德性是基礎，這是施行仁政的首要條件，所以，孟子就号召“以德服人”、“有德者執政”，對那些采取武力和霸權征服他人的做法，通常很鄙視。

另一方面，孟子又認為，仁政的内容不應該僅僅局限于政治層面，還應該擴展到經濟、文化、教育等多個領域，把仁政作為一條民本思想線索，聯結起社會方方面面的運行，才是仁政的根本。

如果一個君主做到了這些，那麼就稱得上是具有大智慧的人，智的實質就是明白仁和義的道理，并且在行動上循規蹈矩，不背離自己的初心。

這就是孟子對“智”的理解。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是漢武大帝時期著名的大學者，也是儒家思想另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

他對儒家思想的最大貢獻，莫過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同時，給五常中補充了“信”的觀點，進一步深化了儒家思想。

董仲舒

公元前140年，董仲舒看到西漢朝廷在官員的推舉制度上，一直采用“以法治國”的法家思想為準則，這個思想不利于中央集權統治，有些言論甚至有擾亂社會輿論的危險。于是，董仲舒自告奮勇，在丞相衛绾的舉薦下，向漢武大帝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觀點。

這個觀點的核心就是廢除其他思想學說，隻保留儒家思想。在以後的官員選拔上，精通儒家學說的人士才能做官，并且要有熟練運用儒家思想，來解釋清楚法律法規的技能。

漢武大帝聽到這個意見，經過深思熟慮，很快推行起來，随即，儒家思想上升到了“國教”的地位，成為上到國家下到百姓人人都需遵守的規範，對今後大漢朝廷安邦治國、富國強兵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很快讓漢朝建成了大一統帝國。

五常

接着，董仲舒通過對孔子的“仁”說觀點進一步剖析，從“仁”裡邊分離出“信”的概念，他認為，誠信是賢能之人與生俱來的高貴品質，賢能之人若能在言論與行為上以身作則，做到誠實可靠，就會得到周邊人的信任和擁戴，否則，聲名掃地，臭名遠揚。

更重要的是，信用對當權者來說，是立國之本，當權者言而有信，說話一言九鼎，老百姓肯定會誠心相待，不會做出欺上瞞下的事情。

可見，在董仲舒眼裡，信用和誠信擴展到整個社會，無論對國家和百姓，都百利而無一害，是利國利民的基礎。

當董仲舒把“信”的觀點确定下來，他又将孔子的“仁、義、禮”和孟子的“智”，統稱為五種“常道”，是可以與天地長久的思想法寶，自此，五常終于被完善下來，影響至今，成為華夏民族最重要的精神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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