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夫賢一人，而天下賢人至，乃可以興一國；夫失一人，而天下才人去，乃至于可以亡一國。豈有不慎耶！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

公叔既死，時值孝公下求賢令，鞅乃遂西入秦，說孝公以帝道，不見用，次說以王道，亦不見用，乃說之以霸道，王語數日不厭。乃拜鞅為左庶長，行變法之策。鞅言：“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乃緣木立信，以明不欺。令行之初，秦民言法之不便者以千數，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而後，秦人皆趨令，莫有不從者。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鬥，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鞅盡遷之于邊城。其後民莫敢議其令。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乃作法自斃爾，後為秦兵擒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遂滅商君之家。

首先，魏惠王繼承了文侯武侯奠定的強大魏國，在文侯武侯時期，天下人才皆趨魏國，以其能人盡其才，魏國乃霸天下百年之久，及其惠王時期，人才流失嚴重，其不聽公叔之言，緻使商鞅一人不能見用，乃失去圖霸中原的資本，龐涓既滅，魏國亦弱，而秦國在商鞅變法之後變得強大起來，魏國一直處于弱勢挨打的位置，最後逐漸走到了滅亡的地步，由此可見，人才的重要性，在戰國時期，經常可以看到的是，得一人而興邦，失一人而亡國。用人者豈有不知耶！

其次，商鞅變法，為日後秦國一統天下奠定了基礎，此功在百年之利。商鞅在變法之初，就施法于太子，乃是自取滅亡之策，為自己走向滅亡埋下了伏筆。但是其不畏強權而推行變法之策，卻又值得尊敬。古之變法者鮮有善終者，皆以自己之鮮血來成就其法，商鞅死得其所，然其罪不當死。

再次，秦滅天下之後，二世而亡，天下苦秦法久矣，其實在孝公變法的時候已經為秦國之滅埋下隐患。商君說孝公以帝道、王道，此乃長治久安之策，公不能用，必求速效，乃用霸道，因此其興也速，其亡也忽。因為我輩從事，不可急于求成，而應該穩紮穩打，逐步求成。

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因此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其實從變法的角度來看，每次變法都是會面臨陣痛的，并且變法者沒有幾個得到了善終，包括吳起也是因為變法而亡，但是因為有了這些為了理想可以不惜生命的先驅，才奠定了中華民族的偉大。

注：部分内容引自《史記》、《戰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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