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開篇：姻緣天注定，魯侯再娶妻

儒家經典《春秋左傳》一開篇，講述的是魯國君主魯惠公晚年一段“天作之合”的姻緣：

魯惠公(前768年-前723年在位)的元配嫡夫人是某位宋國君主的大女兒孟子。孟子沒有生下嫡子就去世了，和她一同來到魯國的陪嫁女聲子做了“繼室”。所謂“繼室”，就是聲子住進孟子的宮室，接替孟子服侍魯惠公、管理後宮，但是她的身份仍然是妾，生的孩子是庶子而不是嫡子。後來，聲子生下了庶長子公子息姑。

如果沒有變故的話，魯惠公去世後，庶長子公子息姑将會成為下一任國君，而元配夫人孟子的牌位會進入魯惠公廟，陪伴在魯惠公牌位身旁。諸侯國君不再娶夫人，元配夫人去世後以陪嫁侄女/妹妹繼室，沒有嫡子則由庶長子繼承君位，這都是符合周禮規定的做法。

然而，就在距離去世沒有幾年的時候，年齡大概已有50多歲的魯惠公幹了一件違背“諸侯不再娶夫人”規定的出格事：他迎娶了宋武公的二女兒仲子作為嫡夫人。按照《左傳》的說法，這段婚姻是神奇的“天作之合”：仲子生下來的時候，掌紋裡能看出字，說這女子長大以後要成為魯國君主的夫人。禮制再大也大不過天命，宋、魯兩國都積極促成這樁“天注定”的姻緣，于是仲子到了适婚年齡就正式嫁到魯國，成為魯惠公的第二位嫡夫人。

仲子嫁給魯惠公之後，肚子非常争氣，不久就生下了嫡長子公子允，此時庶長子公子息姑已經40多歲了。一方面，公子息姑等了大半輩子也沒有等來被立為太子的那一天；另一方面，還在襁褓中的公子允後來居上，由于他的母親仲子是明媒正娶的嫡夫人，他也就順理成章地按照“子以母貴”的原則被魯惠公立為太子。

前723年，魯惠公去世。當時太子允還是幼兒，無法行使國君職能，于是公子息姑擔任攝政君(也就是魯隐公)，而尊奉太子允為儲君，等待太子允成年後再将政權交還給他。因為魯隐公不是真國君，所以前722年正式即位時沒有舉行即位典禮，魯史《春秋》中也沒有記載。

電視劇《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中曹丕與甄宓結婚行合卺禮的場景。合卺禮源自周代婚禮。

效法周公：魯隐公的事功與品德

據《左傳》記載，魯隐公即位之後，充分展現出一個模範攝政君所應具有的謙退之德。一個重要表現是，魯隐公在喪葬祭祀場合處處表現出對儲君生母仲子的尊重。比如說，仲子去世後，她的牌位該往哪兒擺？按照禮制規定，諸侯國君生時不再娶夫人，所以夫婦去世後，國君牌位旁邊隻能擺一個嫡夫人牌位，而這個位置已經被元配夫人孟子占據了。為了不讓魯惠公牌位“左摟右抱”兩個夫人牌位而被祭祀他的子孫後代嘲笑，也為了讓仲子的兒子儲君允順心，魯隐公不惜打破常規，專門為仲子建立了一座廟，用來供奉仲子的牌位。周禮中并沒有為夫人單獨立廟的制度，然而魯隐公這樣做的動機符合“親親”“尊尊”“和為貴”的周禮大義，所以不應該算作惡意的違禮，而應算作是善意的權變。

魯隐公在執政期間裡一直勤勉謹慎，對内不敢以正牌國君自居，對外奉行穩健的外交政策，與鄰國和解多而征伐少，可以說是為儲君允接位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然而，魯隐公這麼做，到底是為儲君允親政打基礎，還是為了自己篡權當真國君打基礎？權臣公子翚賭了後者，于是他在前712年主動向魯隐公請纓，說自己願意幫魯隐公殺了礙事的儲君允，支持魯隐公成為真的國君，交換條件是為他專門新設立一個叫做“太宰”的高級職位。魯隐公卻回答說：“我之前沒有交權是因為儲君年紀還小。我正準備把國君位子交還給他。你去幫我修建菟裘邑吧，我準備在那裡養老。”

公子翚的陰謀已經完全敗露，他害怕魯隐公會向儲君允告發自己，于是搶在前面跑到儲君允那裡進讒言。他對儲君允說：“我已經為您探聽了攝政君的心意。攝政君說：‘我不打算歸還君位。’”儲君允害怕了，問：“那怎麼辦呢？”公子翚說：“請允許我起事發難，殺掉攝政君。”最終，魯隐公被公子翚指使賊人殺害，儲君允即位，就是魯桓公。魯桓公政權随後“徹查”魯隐公死因，将責任推到魯隐公死前曾經居住過的大夫寪氏，殺了幾個寪氏的人頂包，就這樣把事情遮蓋過去了。

從魯隐公一生作為來看，他應該是一位真有仁德的君子(詳見最後一節分析)，而他的執政目标應該是做一個流芳後世的模範攝政君。魯隐公所仿效的榜樣，最有可能就是西周初年攝政稱王、輔佐儲君誦(即後來的周成王)的周公旦。周公除了是西周開國功臣，也是魯國的始封君，自然也就是曆代魯國君臣最為崇拜的偉人，所以魯隐公以周公為榜樣也是順理成章的。

從常理推想，魯隐公的品德不可能是他當上攝政君以後突然獲得的，而是他還是公子息姑的時候就一直在培養的。進一步想，這樣一位順位繼承權長期排第一、自身又有未來明君氣象的公子一定是得到魯國卿大夫群體擁護的。因此，到魯惠公立公子允為太子前，公子息姑應該已經積累了很高的人望，是衆望所歸的繼任國君。

周公輔成王（東漢武氏祠畫像石拓片）

《史記》異說：哪有天注定，就是老淫賊

魯惠公再娶夫人的事，《史記•魯周公世家》也有記載，但卻與《左傳》大不相同：

“當初，魯惠公的嫡夫人沒有生下兒子，賤妾聲子生下了庶長子公子息(即《左傳》公子息姑)。公子息長大之後，魯惠公派人到宋國為公子息娶妻。宋女到達魯國後，是個美女，惠公把她奪過來做了自己的妻子，生下公子允。接下來，惠公将宋女升為夫人，立允為太子。等到惠公去世，由于太子允年少，魯人共同要求公子息攝政，不稱即位。”

按照《史記》的說法，魯惠公再娶夫人根本就不是因為什麼“天作之合”。魯惠公就是一個見色忘義的老淫賊，本來是為兒子娶妻，見人家姑娘年輕漂亮，就直接搶過來歸了自己。成為魯惠公寵妾的仲子肚子很争氣，不久就讓将近六十的魯惠公抱上了大胖小子。老來得子本來就是大喜事，何況生孩子的還是自己特别喜愛的女人，于是魯惠公決定，仲子直接升為嫡夫人，公子允直接立為太子。惠公去世後，太子允年少，而且魯人大多同情和擁護公子息姑，于是共同推舉息姑擔任攝政君。

有意思的是，這個野史味濃重的《史記》版本雖然不出意料地被不少當代戲說曆史的文章直接視為真相，卻并沒有得到《左傳》嚴肅研究者的重視。比如說，唐代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和今人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的注解都沒有認真探讨過《左傳》和《史記》版本孰是孰非的問題。筆者猜測，這很可能跟《左傳》研究者中一種較為普遍的“潛意識”有關，那就是：《史記》比《左傳》晚出，而且司馬遷所存異說往往情節誇張曲折，有比較濃重的野史味，所以《史記》異說往往不被《左傳》研究者所重視。筆者同樣是受到這種觀點影響的《左傳》研究者之一，然而，這一回情況似乎确實不大一樣。

《左傳》蹊跷之一：春秋時期的奪妻風氣

如果單看《左傳》的“魯惠公再娶夫人”故事本身，因為有“天作之合”這個最大的道理壓着，所以魯惠公晚年再娶嫡夫人的行為也算說得過去，公子允得封太子也就順理成章。可是如果我們仔細閱讀和琢磨《左傳》，就會發現如下兩個蹊跷之處：

首先，《史記》版本中最讓人覺得不可信的情節就是魯惠公為兒子息姑娶妻卻最終歸了自己，這種将不缺妻妾的高級貴族描述成見色忘義的淫賊的橋段，乍一看的确非常像民間野史的風格。然而，《左傳》裡還真就記載了三次性質完全相同的事件：

第一次，是父親搶兒媳。衛宣公為太子急到齊國娶妻，因為新兒媳婦宣姜長得漂亮就直接搶過來歸了自己。這宣姜也是狠角色，她為了讓自己和衛宣公生的兒子當上太子，反過來害死了本來要成為自己丈夫的太子急。

第二次，是堂兄搶弟媳。魯卿孟穆伯為了堂兄弟東門襄仲到莒國娶妻，因為新嫂子己氏長得漂亮就直接搶過來歸了自己。東門襄仲咽不下這口氣，要跟孟穆伯刀兵相見，後來魯文公出面調解，讓己氏回了莒國，堂兄弟二人言歸于好。沒想到，第二年孟穆伯出使周王室時，半道帶着給周王的财禮逃到了莒國，和己氏過恩愛日子去了。最終孟穆伯客死在齊國。

第三次，還是父親搶兒媳。楚平王為太子建到秦國娶妻，聽信了奸臣費無極的教唆，因為新兒媳嬴氏長得漂亮就搶過來歸了自己。費無極後來又接連設計挑撥楚平王和太子建之間的關系，最終導緻太子建出奔，客死他鄉。

總而言之，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為親人娶妻卻因為貪圖女子美色而最終歸了自己”是在高級貴族圈子裡時不時就會出的爛事；也就是說，《史記》版本的核心情節雖然讀起來野史味很濃，但卻完全有可能發生。

《左傳》蹊跷之二：魯宋關系的跌宕起伏

按照《左傳》版本的叙述，魯、宋長期通婚，先後有孟子、仲子兩位宋國君主的女兒嫁給魯惠公做嫡夫人，而且第二位夫人還是雙方甯可違背禮制也要促成的“天作之合”。在這樣親上加親的聯姻關系下，兩國在魯惠公執政晚期的關系應該是非常融洽的。

可是，按照《左傳》後續的多處記載，在魯惠公晚年，魯、宋關系不是和睦融洽，而是完全破裂，兩國一直處于戰争狀态。魯惠公還在世時，魯人曾在黃地打敗過宋國軍隊，而魯惠公去世時，宋國不顧“不伐有喪之國”的禮制規定，繼續出兵攻打魯國。魯國當時疲于應付戰事，所以魯惠公葬禮辦得很潦草。

更蹊跷的是，前722年魯隐公一上台，先前壞到極點的魯宋關系立刻回暖，同年9月就在宿國結盟和好。這說明，魯宋之間并不存在不可調和的利益沖突，而很可能是跟魯惠公直接相關的恩怨。在與宋國恢複友好關系之後，10月，魯隐公按照正禮重新安葬了魯惠公。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魯惠公中晚年對應的宋君先後為宋宣公（前747年-前729年在位）和宋穆公（前728年-前720年在位）。據《左傳》的記載，這兩位宋君可不是蠻橫暴虐的昏君，而都是德行高潔之人：宋宣公臨終前舍棄自己的兒子與夷而立了賢明的弟弟宋穆公，而宋穆公在臨終前又舍棄自己的兒子馮而立了侄子與夷，将國家交回給哥哥宋宣公的子嗣。也就是說，宋、魯兵戎相見，大概率不是因為宋國不講理，想要侵略魯國、攫取利益，而是雙方在某一原則問題上撕破了臉。

魯國、宋國（《春秋左傳精讀》，2014年）

重構“魯惠公再娶夫人”事件的真相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筆者綜合《左傳》《史記》的記載，并根據合理想象補足空白，重構“魯惠公再娶嫡夫人”事件及其前因後果的可能真相如下：

魯惠公元配夫人、宋國君主之女孟子沒有生下嫡子就死了。孟子的陪嫁賤妾聲子得到魯惠公臨幸，肚子争氣生下了庶長子息姑。聲子可能頗有賢德才幹，又“母以子貴”，因此得以住進孟子宮室，成為地位高于諸妾、低于嫡夫人的“繼室”，像嫡夫人一樣服侍魯惠公、管理後宮。

聲子雖是繼室卻并不受寵，而她所生的公子息姑長大後，品行仁愛端正，不像他的父親，這樣一個不肖之子(“肖”是“像”的意思)自然也得不到魯惠公的喜愛，所以直到四十多歲還沒有被立為太子。不過，魯國卿大夫群體從禮制常規推測，魯惠公不可能再有兒子能超越公子息姑，而息姑本人又有賢德，所以息姑長期以來就是魯國高層默認的太子和未來國君唯一人選，在魯國已經有了很深厚的人望基礎。

魯孝公雖然并不喜歡公子息姑，但也知道自己已是暮年，息姑早晚要被立為太子，于是向友邦宋國提出請求，準備為息姑娶嫡妻，使得魯宋兩國的長期聯姻關系在自己去世後能夠延續下去。宋人在宗室女子中物色人選時，發現宋武公二女兒仲子年紀合适，據說生下來時掌紋又形似當時“魯夫人”三字，于是決定把這個得到天命眷顧的女子嫁給息姑，指望着她成為未來魯國君主的嫡夫人。

仲子在迎親的魯國卿大夫護送下到達魯國後，還沒成為息姑的妻子，卻先深深打動了未來的公公魯惠公。對仲子一見鐘情的魯惠公恐怕是吃準了自己的道德模範兒子不會因此犯上作亂，于是顧不得自己五十多歲的年紀，也顧不得掌握實情的卿大夫們對自己的嫌惡，一意孤行把仲子奪過來做了自己的妻子。

就魯惠公而言，他得到仲子之後，由于是真心喜愛，自然百般寵愛、頻繁臨幸，而受寵的仲子肚子也争氣，不久就給魯惠公生下了公子允。魯惠公寵愛仲子，又喜歡公子允，于是也顧不得什麼“諸侯不再娶夫人”的禮制，将仲子升為夫人，将公子允立為太子。魯惠公為自己的決定申辯的一條重要理由可能就是仲子手掌上的“魯夫人”掌紋，當然，魯惠公是将“魯夫人”解讀為“現任魯國君主的嫡夫人”。

就宋穆公而言，魯惠公強奪兒媳的消息必然讓他非常震驚。無論是從政治層面，還是從道德層面，宋穆公都不能忍受魯惠公把親上加親、天命撒花的美好姻緣“掉包”弄成了一出父親出于淫欲而搶兒子新娘的鬧劇，于是宋穆公以此為由出兵讨伐魯國，要求魯惠公想辦法改正錯誤、消除惡劣影響。魯惠公這邊則認為，我寵愛你宋國嫁過來的仲子，你宋國憑什麼讨伐我？魯宋雙方各執一詞，從此兩國一直處于交戰狀态。讓事情更不可收拾的是，在黃地戰役中，魯人還打敗了宋國軍隊，這就讓自認為得理的宋穆公更加憤怒，以至于魯惠公去世後的殡葬期間，宋國仍然不停止軍事行動，導緻魯惠公的葬禮沒能正常舉行，靈柩潦草下葬。

就魯國卿大夫群體而言，當魯惠公強奪兒媳事件發生後，他們圈子裡的主流輿論應該是：第一，反對魯惠公這種違背人倫大義、造成嚴重政治後果的荒誕行為；第二，同情和愛戴被魯惠公穢行傷害的公子息姑。魯惠公去世後，魯國卿大夫群體在“改正先君錯誤”和“廢棄先君遺命”之間選擇了一個折中方案，就是既不廢了太子允、直接擁立公子息姑做真國君，也不立太子允為真國君、而讓公子息姑輔政，而是以魯國始封君周公當年擔任攝政王、奉太子誦為儲君的先例作為依據，擁護公子息姑擔任攝政君、奉太子允為儲君。公子息姑也積極調整心态，下決心要向他一直仰慕的周公那樣，做一個模範的攝政君。前722年魯隐公即位之後，馬上向宋穆公主動請求改善關系，而宋穆公與魯隐公本來就沒有仇怨，可能還非常同情他，所以兩國在同年晚些時候就迅速和好結盟。

随着儲君允逐漸長大懂事，特别是在得知了“攝政君 儲君”怪異安排後的曲折内情之後，他對于魯隐公的态度很可能就已經變為明裡恭順、暗裡猜忌。從儲君允的角度看，魯隐公執政期間的種種“高風亮節”行為更像是為他将來上位當真國君積累人望和政績，因為說到底，這君位本來就該屬于魯隐公，而自己不過是魯惠公晚年荒誕行為産生出來的孽種。

魯隐公十一年時，儲君允已經到了可以親政的年齡，而魯隐公也到了卿大夫可以告老退休的年齡。到這時，不光是儲君允對于魯隐公的猜忌到了極點，想要作亂上位的權臣公子翚也開始琢磨魯隐公的真實意圖。公子翚一開始慫恿魯隐公同意殺儲君允是找錯了人，因為他運氣不好遇上了個真心想要學周公的仁德君子。不過他後來跑到儲君允那裡進讒言倒是找對了人：儲君允一方面認為公子翚的告密證實了自己長久以來的猜忌，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公子翚應該不敢編造這種罪及滅族的謠言，于是他相信了公子翚，縱容公子翚先殺了魯隐公，并嫁禍給無辜的寪氏。

簡評魯隐公：觀過，斯知仁矣

孔子說：“觀察一個人有什麼樣的過失，才能真正知道他有沒有仁德。”(觀過，斯知仁矣)。《禮記•表記》中記載了孔子的詳細解釋：“表面上仁愛的人有三種，他們都能與真的仁人成就同樣的功業，但内心真實想法卻不一樣。和真的仁人成就了同樣的功業，這人内心是不是真有仁德是不清楚的；和真的仁人遭遇了同樣的過失，這人倒可以确認是真有仁德。真的仁人為了心安而行仁愛之事，智者為了利益而行仁愛之事，畏罪者為了不受罰而勉強行仁愛之事。”

縱觀古今曆史，真仁人最容易犯的過失，就是被奸詐無恥之人算計坑害，從而導緻利益受損、事業失敗甚至死于非命，所以會有“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的詩句，會有“好人常命短，禍害活千年”的俗語。而之所以會這樣，說到底是因為此人在智慧、勇氣等方面有所欠缺，不足以支撐他踐行仁德的高遠志向。

魯隐公這一生的過失，就是真仁人的典型過失。他先是被父親搶了新娘，然後被同父異母弟弟搶了正牌君位，自己調整好心态想要做個模範攝政君，卻在馬上就要還政之時被奸臣謀害丢了性命，蓋棺定論的谥号也就是一個不香不臭的“隐”。魯隐公具有不比周公遜色的仁德，卻沒有周公面對儲君猜疑、兄弟反目、東土叛亂等複雜情況時所表現出來的大智大勇，最終死于非命、功業不昭，真是可悲可歎！不知七百年後的那位同樣尊崇周公、同樣是道德楷模、而且熟讀《左傳》的王莽，在研讀《左傳》開篇的魯隐公事迹時，心中是否曾湧起一種惺惺相惜的情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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