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史上，獅城新加坡的誕生可謂一波三折，但是透過波谲雲詭的時空迷霧，我們仍能看到一條東西方文化的融合主線，甚至可以說，正是由于華人與英國人的默契合作，這個馬六角海峽旁的小島才能一躍變成世界交通樞紐之一。

1819年，躊躇滿志的斯坦福·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來到新加坡，他接到的命令是将馬來半島最南端的這個小島建設起來，英國當局之所以選擇38歲的萊佛士來挑大任，是因為他醉心于東方文化，早已在東印度公司的庇護下學習了大量知識，相信他足以應付當地的各種困難，然而，現實情況比英國殖民當局或者萊佛士本人的設想要複雜得多。

由于英國人的到來，許多人聞風而至，新加坡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機遇期，總結一下，新加坡能夠崛起的原因有三個：

斯坦福·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

第一，地理位置優越。新加坡地處馬六角海峽要沖，東西方貿易的船隻普遍在這裡停泊、補給和交易，擁有成為大港口的潛力。

第二，商業氛圍濃厚。新加坡島是沒有腹地的港口，隻能向海洋拓展，在進行海上貿易時具有天生優勢。

第三，人力資源豐富。新加坡土著人很少，有足夠空間容納新的居民，吸引了各地的投機客、冒險家和知識分子。

然而，除了得天獨厚的優勢，新加坡也有自己的隐患，首先，海上航道的要沖，必定伴随着海盜的肆虐。其次，新加坡是個移民社會，來自不同國家、種群和背景的人共居一處，難免會産生各種各樣的問題，交流的隔閡、文化的偏見、财富的多寡，都會成為引發社會内部矛盾的導火索。彼時的新加坡，海盜之類的外患其實并不足為慮，最嚴重的危機出現在内部。

早期新加坡的地圖

經過長時間的思考，萊佛士意識到：想要使新加坡脫離困境，必須建立新的管理規則，并且重塑新的商業秩序。要解決這兩個問題，他一則要借助自己從東印度公司學來的管理經驗，二則要依賴在當地商業勢力最強大的華人。

萊佛士認為，新的管理規則，必須以可視的方式呈現，比如說建築樣式和城市空間的劃分，于是，他将城市規劃作為了首先實施的項目。

1819年英國人抵達之後的十年間，新加坡河兩岸都已被開發，按照萊佛士的規劃，右岸成為政府駐地，興建大量公共建築，左岸則作為功能區，建起商店和倉庫，本地人稱之為“貨棧”（godowns）。

1822年新加坡的城市規劃

19世紀初，現代政治觀念還沒有普及，諸如平等這樣的觀念不會在殖民地出現，所以，萊佛士的管理秩序，實際上是想模仿英屬印度的“金字塔”型政治體系，以英國為管理者，其他群體按照重要程度和作用獲得不同的地位和待遇，比如華人大多經商，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不少華人獲得了英國殖民當局的肯定和青睐，也擁有了不小的話語權。

為了強化統治結構，萊佛士不斷更改城市區域的定位，頻繁為不同群體分配空間，以彰顯管理秩序的權威。另外，萊佛士及其追随者建立了筆直的道路，興建石造建築，試圖模拟英國的城市，讓新加坡人從心理上适應英國的管理規則。

經過長時間的實踐，萊佛士實現了他的目标，新加坡确實産生了“金字塔”式的社會分層。各個群體絕大部分各自生活，彼此相安無事，但也不怎麼交流，簡單說就是各過各的，井水不犯河水。雖然社會風氣有一些冷漠，但不可否認，對新加坡來說，這樣的社會結構各司其職，人盡其用，安全且穩定。

新加坡華人與馬來人

為新加坡殖民地帶來了新的管理規則後，萊佛士開始重塑當地的商業秩序，于是大量華人受到重用，萊佛士知道，新加坡不僅是英國人的成就，也是華人的成就。英國人駕着大船打通海路，提供了新加坡發達的基礎，但讓新加坡繁榮起來的是華人的買辦、商人和掮客，因為他們熟谙亞洲的風土人情，能夠流利地使用英語，可以毫無障礙地與英國人以及其他亞洲人交流。

萊佛士重塑新加坡商業秩序的主力是華人，這不是主觀性的選擇，而是充分考慮了新加坡的經濟現實。

19世紀20年代，不少英國人懷着好奇心前往新加坡，他們發現自己仿佛進入了一個平行時空，在這個港口島國，各種文化背景的人相安無事地共處，并且心照不宣地以快節奏方式生活，即使與歐洲相比，這裡的繁榮程度也毫不遜色。

早期新加坡華人

港口裡停泊着當地的馬來船、華人的戎克帆船、歐洲人的高桅帆船，東西方的貨物在這裡交換貿易，互通有無。政府官員、駐軍和商業領袖毫無疑問是英國人，但是在華人、帕西人（Parsee，祆教徒）、孟加拉人、馬來人、爪哇人構成的新加坡社會中，華人的能量無疑最大。

首先，華人在新加坡經濟生活中無處不在。

19世紀的旅行家伊莎貝拉‧伯德小姐（Miss Isabella Bird）曾表示：歐洲人占絕大多數的地區“沉悶和了無生機”，與繁華的華人世界形成鮮明對比。她所指的華人世界，其實就是指新加坡，這裡的華人勤勞、自律，善于抓住商機，比如華人商店營業時間很長，其他人都打烊了，他們的商店晚上照常營業。

新加坡華人工匠

另外，華人經商并不“挑三揀四”，既能夠撐起大型商行，也能夠經營小店，他們賣水果、蔬菜、快餐，或者當街擺攤替客人剃頭，另有一些人充當木匠、鐵匠等手藝人，可以說，華人商人充斥了新加坡社會的各個角落。當然，最讓萊佛士不得不倚重的華人群體是買辦。

其次，能量巨大的買辦。

新加坡早期的華人買辦，并非當代中國語境中沒有道德操守的無良商人，而是處在英國殖民當局與新加坡人之間充當交流中樞的傳話人。對英國人來說，華人買辦以獨到的方式成為東方的模範生意人，他通常非常可靠，性情溫和，随時都精打細算，而且年複一年愈來愈富裕，成為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任何經濟決策的實施，都不得不考慮華人買辦的建議。

最後，華人經營銀行業務。

銀行是經濟活動的基礎。在當時的新加坡，英國商人（大部分是蘇格蘭人）開設了稱為代理行（agency houses）的公司，用來處理貿易事宜，後來以此為基礎，英商及外國銀行開始在新加坡建立分行，這些老牌銀行業務隻針對歐洲人，為倫敦、新加坡和歐洲市場提供服務。但他們忽視了大量的本地人的需要，于是本地華人也開設銀行，華人與顧客的關系很緊密，沒有偏見和歧視，因此快速建立了本地化的金融業。華人銀行與英國銀行各司其職，前者擔任本地生産者和顧客們之間的媒介，而後者則提供和倫敦及世界市場連結的機會。

東印度公司

綜上所述，華人由于分布在新加坡經濟的各個領域，所以萊佛士不斷拔擢華人擔任買辦和文書員，甚至有些人成為了治安官和法官。萊佛士借着華人的勢力，将部分決策權交給華人，順利地實現了商業秩序的重建。來來去去的英國商人和官員，與華人買辦合作，奠定新加坡商業文化的基礎。

獅城新加坡的誕生，可以說是在英國人萊佛士的設計下，由華人群體一磚一瓦搭建起來的，華人與英國人默契合作，使得英、華混居的新加坡這個小小彈丸之地，和全球串聯了起來。

華人主導商業，英國人主宰政治，兩者互補而不競争。商業上的成功，使得雙方持續獲利，達到了雙赢，二者都對現狀感到滿意。

新加坡的萊佛士雕像

以曆史的宏觀視角看，新加坡可以說十分幸運，在亞洲布局最早的葡萄牙人和荷蘭人沒有成為這個小島的殖民宗主，而這兩個海上帝國，最終都黯然失敗，反倒是“趕了晚集”的英國人攫取了新加坡的控制權，實事求是地說，英國人在殖民曆史上的角色并不光彩，對于他們的批評遠多于贊美，但至少在新加坡，他們将一個海島建設成了國際港口。

當然，英國人的成就離不開華人的配合，英國人的治理經驗加上華人聰慧勤勞的特質，聯手把新加坡變成了一個充滿商業熱情的模闆城市。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新加坡的誕生，是華人和英國人合作的結果，堪稱東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典型案例。

參考文獻：

《新加坡史》康斯坦絲·藤布爾

《馬來西亞史》安達娅

《最新世界殖民史》大鹽龜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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