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裡秦川塵土飛揚,三千萬老陝怒吼秦腔,晊一碗面喜氣洋洋,沒有辣子嘟嘟囔囔。”每回我把這幾句哇哇一唱,就是想着要吃碗擀面。等把面擀了,吃了,喝碗面湯,心裡那點兒自滿還得“哇哇”幾句秦腔才順暢:“吃好了,喝脹了,就跟皇上他大一樣了。

離開老家好多年了,自個兒擀面卻是最近幾年的事情。有一年,我在老家削了根擀面杖帶回來。擀面杖自然是硬木頭的好。定要等木頭幹透再削,不然會彎、會裂。擀面杖哪怕彎一點點都不好使,擀出來的面條會薄厚不均;倘是裂了,也擀不好面。前兩年有位博士寫了篇論文,說擀面是一場非線性力學行為,擀面杖不合格,這個力學行為就不成立。

這根擀面杖帶過來幾年,一次也沒用過——沒有面闆。可帶過來了就像給自己留了一個伏筆,等着能有一場啟發。有一次，一個朋友在微信朋友圈發了幾張圖:一個面團,一簇面條,一碗酸漿水。這像是一個甩出千裡的魚鈎,也不知怎的就鈎着我了,我大口大口地呼氣,老魚吹浪似的,心想非得幹點兒什麼。于是,飛快上網去淘,下單買了面闆又買了面盆、面碗、面粉。

事情就這樣成了,一碗擀面吃得我百感交集,喜氣洋洋。小學生寫作文的結尾喜歡寫“春天真好呀”“同桌真好呀”“老師真好呀”,換我來寫:“面闆真好呀”！老家人做面講究“三光”。盆光,面光,手光。其實,這不是說擀面,是說和面—水多了,無論如何也光不了,面粘手;水太少,面不成團,自然也光不了。說起來簡單,真要“三光”,得有個熟悉的過程。

好在,我從小看祖母擀面。但祖母絕大多數時候擀的不是白面。我們那兒都是山地,小麥長得不好,平時白面省着吃,逢年過節才能擀。祖母有雙巧手,平時吃的玉米面黏性差,可祖母能用它擀出長面,她用一種我們叫“陽桃”的植物的根磨成的粉來和面。“陽桃”的學名叫黃蜀葵,人們每年都種,紙廠收去做“紙藥”,黏性好。祖母有了這個,有如神助,擀成的面條斷不會癱軟,并且很有嚼勁。我偶爾吃上那麼一碗,是要跟陳老師說一聲的:“我也吃面啦!”陳老師剛從師專畢業分到我們這兒時,穿個喇叭褲,白色的的确良褂子,洋氣得讓我們擡不起頭。可她總是站在講台上,我們

不能不多看她兩眼。另外,她從我們身邊經過,身上有股像剛磨出來的面粉味道的香味,好聞。陳老師吃食堂,師傅總要問她今天吃啥。她有時說“酸菜面”,有時說“油潑面”,有時說“面皮兒。吃商品糧嘛,我們眼羨啊

不久,陳老師和吹笛子的王老師戀愛了,他們緩緩走在鄉間的小路上,像神仙。過了一段時間,這二位不吃食堂了,自個兒做飯。不知誰給他們編了個順口溜:啪啪啪,搗大蒜,你燒火,我擀面。”我們都學會了,集體喊叫,陳老師聽到就臉紅。當時隻是覺得好玩,長大之後才覺得這幾句話裡的煙火氣竟是那麼迷人。就如同收麥子也有煙火氣,那麼多鋒芒,來不及避開,我們會毫不猶豫地摟進懷裡,從古至今,都這麼摟過來的。豐收總是令人開懷。

北魏農書《齊民要術》裡說面條叫“水引餅”:“授如箸大一尺一斷,盤中盛水浸,宜以手臨铛上,授令薄如韭葉,逐沸煮。”這是在扯面條。到了唐宋人們又管面條叫“湯餅”。

唐代時,家中添新丁要吃面條。劉禹錫有詩:“舉箸食湯餅,祝辭添麒麟。”宋代蘇東坡也有兩句:“甚欲去為湯餅客,唯愁錯寫弄獐書。”他開玩笑說,添新丁了,想去你家吃面,可是我把“弄璋”寫成“弄獐”了。這原是唐相李林甫的段子。

後來,人們過生日要吃一碗長壽面,好像也順理成章了。

擀面杖不知是什麼時候出現的,這根木棍與面團那叫一個相得益彰,自此便相依為命了。

好多小說喜歡描寫女人擀面,男人覺着好看,于是兩情相悅,吃嘛嘛香。其實,最好看的是年輕婦人擀面,小孩兒嗷嗷待哺,婦人實在騰不出手來,直到小孩兒哭起來,這才蹲下來,幫着擦眼淚,結果面粉留在孩兒臉上,粉撲撲的,可愛極了。

張愛玲在杭州“樓外樓”吃了一碗螃蟹面,“吃掉澆頭,把湯滗幹了就放下筷子,自己也覺得有點造孽”。她沒吃面條。她這個做派和袁枚很像。袁枚說面要湯多,碗裡看不見面才好,湯是用鳗魚熬的。李漁不這樣想,他在《閑情偶記》裡說:“調和諸物盡歸于面,面具五味,而湯獨清。如此方是食面,非飲湯也。”這般,他家做“八珍面”待客,“五香面”自用。隻是那麼多食材放在面粉裡來和,好不好擀呢?

“清水下雜面,你吃我看見。”雖說這句是尤三姐笑罵賈琏的——别以為你幹的醜事我不曉得,可用在吃面這事上,卻也很恰當:面是面,湯是湯,不雜七雜八,清清楚楚的,才算得上一碗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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