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納電影節的第二天，上午剛看完阿斯哈·法哈蒂的新片《人盡皆知》，急急忙忙趕往電影宮後方的Soixantième影廳，去膜拜紀錄片導演王兵超過八小時時長的新作《Dead Souls》。剛步上影廳的階梯，就看到一樓的長槍短炮對着旁邊的露台猛拍，好奇哪位明星現身，是女王凱特·布蘭切特還是“暮光女”克裡斯汀·斯圖爾特？順着人潮的目光望過去，原來是戛納電影節的藝術總監蒂耶裡·福茂（Thierry Frémaux），依舊戴着他标志性的黑框眼鏡，系着黑色領結，身着黑色西服。

戛納電影節的藝術總監蒂耶裡·福茂（Thierry Frémaux）。 視覺中國 圖

或許在其他地方，福茂隻是一位衣冠楚楚的紳士，但在戛納，這位掌門人就是不折不扣的明星，媒體對他的追逐不亞于追逐好萊塢巨星。因為關于這個全世界最受矚目的電影節的脈絡隻有他最清楚，許多安排隻有他能道明，許多問題也隻有他有資格作答。

就在兩天前的下午，電影節臨時召開了一次媒體見面會，福茂接受媒體訪問，談到五十年前那屆戛納影展與目前這一屆的曆史呼應。在不少旁觀者看來，雖然時隔半世紀，但這兩屆電影節，都受到了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前者是1968年正在法國各地鬧得轟轟烈烈的五月風暴，後者則是自去年秋季爆發的好萊塢性醜聞與女權運動興起。

但在福茂眼裡，兩者其實還有很大區别。“1968那屆戛納電影節，是那之前将近十年不斷積累之後爆發出來的一個頂點，那是充滿歡樂與創造性的十年。這是它與現在這屆影展最大的不同。當然，看看我們今年的參賽片，也有不少新國家參與了進來（例如卡西尤的《友誼》是肯尼亞第一部入選戛納的作品），也有不少年輕的男導演、女導演的作品，這多少會讓人回想起上世紀六十年代那種遍及全世界各個角落的藝術創造力，當時的戛納影展發掘出不少所謂的‘新浪潮電影’——捷克新浪潮、新好萊塢、瑞士新浪潮、日本新浪潮，還有意大利、加拿大等等。在我看來，當下的世界影壇始終處于一種革命狀态，我們仍可以用1968年流行的一句話來定義，那就是，戛納是見證者。她過去是，現在是，将來也一直都會是。”

“另外，作為一個電影節，首先就要做到與時俱進，學會适應時代的要求。我覺得電影節就要做到兼容并蓄，就要接受新鮮事物，敢于放映觀衆過去從未見過的東西，哪怕是奇奇怪怪的東西。電影節必須敢于嘗試、實驗、質疑，不能怕犯錯誤。”

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自然也不會放棄這個追問争議問題的大好機會，福茂也照例一一作答。首先，19日的閉幕片《殺死堂吉诃德的人》會不會正常放映，是很多人關心的問題。英國導演特裡·吉列姆花了近20年才完成的影片，宣布将在戛納亮相後，曾參與影片制作的一位電影制片人卻在日前提告法院，聲稱自己擁有的該片權益未能獲得保障，要求停止電影放映。福茂表示，最終決定将在周三作出。

而關于哈維·韋恩斯坦，福茂表示，戛納與他過去隻有“工作上的關系”，事先并不知曉那些醜聞。為支持蔓延全球的女權主義運動，戛納今年也推出了抵制性騷擾的熱線電話，還将在本周六安排一場特别的紅毯儀式，屆時會有約100位女性藝術家走上紅毯。福茂還保證說，今年由凱特·布蘭切特領銜評審團絕不會是最後一次。未來會有更多女主席出現在戛納。包括他們的選片工作中，也會邀請更多女性選片人。

Netflix與戛納的沖突也是大家關心的問題，福茂并未徹底對其關上戛納的大門，他表示雙方關系并未弄僵，隻是觀點不同罷了。“這就像是一出連續劇，去年是第一集（指《Okja》等影片在戛納參賽），今年你們看到到了第二集，明年還會有第三集的。”

還有人問到之前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會取消羅曼·波蘭斯基會員資格的敏感問題，福茂謹慎地表示，“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會的人今年也來了戛納，我想我們會談談這個問題的。這确實是一個很特殊的情況，涉及的是如何用今日的視角來看待過去的事情，有些複雜。 ”

相對來說，另一個影壇争議人物——丹麥導演拉斯·馮·特裡爾的問題，在福茂看來要簡單得多。福茂表示他隻是開了一個糟糕的玩笑，拿不能開玩笑的事情開了玩笑，結果自己成了犧牲品。他相信特裡爾絕非反猶的納粹分子。“他已經受到了懲罰，經過戛納主席Pierre Lescure與各位理事商議，認定對他的懲罰已經夠久的了，是時候讓他回來了。至于有些記者說，我們沒讓那部電影參賽，制作展映，是因為擔心他再在記者見面會上大放厥詞（參賽片必須舉辦大型新聞發布會），那根本是無稽之談。這個決定完全是基于作品本身而做出的，等你們看了這部片子後，自然會明白，它有些自成一類，很難跟别的作品擺在一起比較。而且我覺得，對他來說，時隔多年重新回到戛納的大家庭中，這才是最重要的。戛納是全世界所有電影人的家，她屬于每一位電影人。戛納屬于藝術家，戛納保護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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