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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大田工作待遇怎麼樣

今日是周一。回到辦公桌前的你，是不是心不甘情不願地開始新一周的工作？

心不甘情不願，可能是因為這份工作無法提供足夠的意義感。在精密運轉的當代社會，身處系統的困局，無意義的工作遠比我們想象中更多。有人早就注意到了日常工作的無意義性，并開始了系統研究。

2013年，占領華爾街運動發起人、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發表了《談談“狗屁工作”現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A Work Rant”）的戲谑短文，他在文中提出一系列尖銳問題：誰在創造這些毫無意義的工作？它是如何降低效率，阻礙個人價值的實現，加劇不公平的？這篇文章在幾周内收獲了超過百萬次的閱讀點擊，并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而後續出版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A Theory）一書持續受到熱議，“狗屁工作”理論也常被用來解釋日常工作中的無意義現象。

将近十年過去了，大衛·格雷伯的發問仍然困擾着很多上班族。最近，《狗屁工作》的中文譯本《毫無意義的工作》出版，下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清華大學社會學副教授嚴飛為《毫無意義的工作》所寫的推薦序，原文标題為“打開摩天輪的座艙”。

《毫無意義的工作》，作者：[美] 大衛·格雷伯 著，譯者：呂宇珺，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7月。

打開摩天輪的座艙

這兩年，當大家談論到工作時，就會忍不住提起一個關鍵詞——“卷”。和年輕的朋友聊天時發現，他們會把自己戲稱為一顆“卷心菜”，盡管不願參與無意義的内部競争，但是因為害怕一旦停下，便會面臨随時被淘汰的命運，又不得不深陷其中。為什麼在人工智能越發普及的今天，我們卻好像越來越忙碌了，工作時間也越來越長？每天投身于工作，真的為我們個人和社會創造出巨大的價值了嗎？

面對這些疑問，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在本書中犀利地指出，很多人的“整個職業生涯都耗費在那些他們其實知道并不需要的事情上。不管是道德上還是心靈上，這種狀況給人造成的傷害都是深重的”，甚至可以稱為“我們集體靈魂上的一道傷疤”。

格雷伯在研究中發現，那些毫無意義甚至有害的工作占據了所有工作的一半以上，成為一種“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而且這樣的工作正在不斷膨脹中。所謂“狗屁工作”，根據格雷伯的定義，指的是一份毫無意義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領薪水的職業，其無意義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從事這份職業的人都無法為其找出合适的存在理由。雖然要從事這份工作有一個條件，即從事者不得不假裝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在知道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的同時，等級制度的工作環境更是日益讓人難以忍受，上班族日常生活中的諸多苦難都直接來源于此。

本文作者嚴飛，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研究興趣集中在曆史社會學、政治社會學，著有《穿透：像社會學家一樣思考》《學問的冒險》等著作。

格雷伯在書裡援引了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亞勞改營流放期間提出的一種理論：世界上最殘酷的折磨便是強迫人無休止地做一件明顯毫無意義的工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發現，盡管被押送到西伯利亞的犯人所做的工作和農民相比并不顯得那麼辛苦， 但這些犯人卻是真正意義上的“苦工”，因為“農民勞作的時候，起碼有一部分是為了他們自己，但是在勞改營，苦工之所以‘苦’，是因為勞作者從這份勞作中什麼也得不到”。

早在100多年前，在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處的時代，人們對于财富的追求到了近乎瘋狂的地步。在這樣的社會成功學标準之下，工廠生産變得更加有計劃性，工人在工作中不斷地督促自己：隻有整日整夜地勞動，才能獲取更多的财富。他們日複一日地在流水線上工作，已經不再是完整的人，而是異化成為機器的一部分；他們的一舉一動不再由自己掌握，而是被機器掌握。同時，組織運作的制度性框架也在悄悄發生變化，人們的行為準則不再依賴傳統社會中個人的魅力或者長老的權威，而是通過一整套系統化、組織化、層級化的科層制進行運作。

這種高度分工、高度理性的組織架構無疑是與高速發展的社會經濟相适應的。在科層制下，人們的職責就是處理好自己應有的分工，在科層制的每一層做着“流水線”的工作，在高度理性的組織中處理沒完沒了的文件，從而導緻整個組織體系俨然成為一部龐大的機器。這部機器冷血無情，壓抑着每個人的情感。這樣的制度讓初次踏入的人們時刻體驗到一種被抛入湍流的迷茫和緊迫之感，讓人難免呼吸急促—那種赢得一切的熱情和失去一切的恐懼，把人推着不斷往上爬，盡管資源有限、競争殘酷，但沒有人願意落下，人人都像打了興奮劑一般，試圖攫取更多的金錢。

《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A Theory》）英文版書封。

而到20世紀，伴随着科技的不斷進步，人們盼望着能從高度異化和理性化的工作中得到解放。然而，事實上呢？格雷伯在這本書中指出，20世紀後，工作又轉變為自律和自我犧牲的一種形式，無論處于什麼階層，都會陷入永不停歇的工作境地中：

我們現在很少再聽到講述富人階層悠閑生活的故事了（并非現在沒有生活悠閑的富人了，而是大家不再贊美閑散了而已）。而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窮困潦倒的人們可是很喜歡觀看描繪上流社會的電影的。影片中，花花公子坐擁百萬财富，浪漫不羁，胡作非為。這樣的故事曾備受歡迎。現在，人們更喜歡聽工作狂首席執行官的故事。大家樂此不疲地談論着首席執行官超人般不怎麼睡覺的變态工作安排。在英國，報紙和雜志甚至會刊登王室成員極為緊湊的日程。通過這些報道我們知道，王室成員每周花在準備和出席各種儀式典禮上的時間是如此之多，以至他們幾乎沒有一丁點兒私人時光能留給自己。

經濟學家凱恩斯早在19世紀30年代就曾預言，到20世紀末， 高水準的機器自動化大生産可以取代大部分毫無價值的工作，人們一周隻需要工作15個小時，從而擁有更多的自由時間去尋找人生的樂趣、追逐生活的夢想。然而，現實發展與凱恩斯的預言大相徑庭，自動化生産并沒有帶來預想中的輕松和優越，反而逐漸蔓延開形成一種擔心工作被機器取代的恐懼心态。在這種心理下，人們的自我評價也在慢慢地發生變化，以我們不曾想象的軌迹運行着，看似在一條平穩的軌道之上，卻充滿着平衡工作與生活這組矛盾關系的颠簸。

格雷伯指出，人們并不會将個人的職業視作後人對自己的主要評價來源。當我們離開這個世界後，在墓地前是找不到刻着“蒸汽管裝修工”“辦事員”“護林員”這樣的墓碑的；相反，墓碑上刻下的，是人們生前曾共度時光的伴侶和後代的姓名，而這些都是我們在世間曾經存在過的證明，是我們曾經付出和收獲的愛的見證，是與生命本身息息相關的一種情感傳遞。但是在世俗生活中，人們相遇時并不會問對方關于愛和承諾的問題，而是問：“你是做什麼工作的？”

從20世紀70年代起，随着勞動進一步去技能化，工人越來越像機器，勞動失去了某種創造的神聖性。由此，人們逐漸不再以所從事的工作、職業來标識身份（例如教師、工人、公務員），而更多地希望以所消費的對象來表達自己，并希望将自己歸屬到某個亞文化部落：“你的身份可以是科幻迷，可以是愛狗人士，可以是彩蛋射擊迷，可以是瘾君子，可以是芝加哥公牛隊球迷，還可以是曼聯球迷……但你絕不會用碼頭工人來定義自己，也不會用巨災風險分析師來審視自己的存在。”

在格雷伯看來，這恰恰可以稱為“現代工作的悖論”：一方面，當被問及生活的意義這個問題時，人們常常會回答，是工作賦予了他們生活的終極意義，大部分人的尊嚴感和自我價值感都與工作謀生息息相關，一旦失業，就會給他們的心理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另一方面，很多人憎恨自己的工作，他們認為自己每天所忙碌的事情，不僅沒有創造相應的社會價值，而且折磨着心靈，無法敞開心扉談論真實的感受從而陷入絕望。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大部分人更希望通過工作以外的東西來定義自己。

我們每個人都像是坐在摩天輪的座艙裡，始終勻速地運轉着，乘着一股慣性完成每天的規定動作，白日裡循規蹈矩，夜晚的燈火通明讓我們無法入眠。一旦摩天輪按下開始鍵，我們似乎就難以獲得停下腳步的機會，加班，熬夜，日複一日，疲勞甚至倦怠成為生活的常态。城市摩天輪象征着社會的齒輪不停地轉動，一旦停下，人們就擔心會被抛下，甯可蜷縮在一個個封閉的小小座艙裡。

高聳入雲的摩天輪，就這樣沒有根基地懸浮着。我們把在裡面的生活看成理所當然，我們執着于這樣的模式，以為艱難的事情才是有價值的，多吃些苦才是合理的，“996”工作制是每一個“打工人”的宿命。就好像本文開頭裡年輕朋友告訴我的那樣，如果一定要卷，也想努力做一顆向上爬的“卷心菜”，而不是走下坡路的“卷心菜”。在得到了理想的工作和薪資福利，完成了每月KPI（關鍵績效指标）考核目标之後，今天的年輕一代依然充滿惶恐和迷茫，擔心現在行業裡學到的、能複用的場景非常有限：“我會做數據透視表，會寫日報、周報，但如果有一天我被裁員了，被迫離開互聯網大廠以後，我還能做什麼？”如同螺絲釘一般的存在，如果有一天換了台機器，是否就擰不上了呢？

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自己終日忙碌的工作并沒有意義，而作為個體，我們的時間是有意義的，我們是需要尊重、欣賞，需要被滋養的。在摩天輪的座艙裡，有一小部分人是醒着的，他們開始反思自己在系統裡的困境，甚至大膽地重新審視自我，思考什麼是值得的，什麼是不做也是可以的，開始嘗試從這樣一種生活中掙脫出來。希望我們能夠成為那些打開座艙窗戶向外呼喊，帶着大家一起唱歌的人。

作者/嚴飛

編輯/李永博 青青子

導語校對/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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