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吳元年（1367年）十月，明太祖朱元璋“置禦史台，設左、右禦史大夫，從一品”，同時還明确表明“台察之任尤清要”，顯然對“禦史台”極為重視。但到了明洪武十五年（1380年），明太祖卻重新設立了“都察院”監察體系。那麼問題來了，為何明太祖不整頓禦史台，而是要重新設立都察院呢？究其原因，原來是“禦史台”已經尾大不掉，嚴重威脅到了皇權的穩固，故而明太祖出于平衡官員權力的需要，這才決定廢止“禦史台”，重新建立另外一套監察體系。——《明史·職官二》

明太祖朱元璋示意畫像

明太祖朱元璋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建國之初，當先正綱紀。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緻天下騷亂”。——《明太祖實錄·卷一四》

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是社會底層出身，元末時期社會的黑暗、混亂他是深有體會，所以在他的意識中，元末時期的混亂局面其實是因為統治階層的怠政，治吏不嚴，從而導緻官員階層貪腐之風盛行所緻。

這也就意味着，明太祖在明朝建立之前，其實是沒有推行“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政治體系的想法的，他的想法很簡單，就是為了推翻元朝的統治，隻要百姓都能夠吃飽穿暖，就足以實現他“起義”的目的了。

這也就導緻吳元年（1367年）朱元璋稱王之時，明初的統治體系其實是呈現出一種“中書總政事，都督掌軍旅，禦史掌糾察”的政治格局，“台察之任尤清要”這句話也正是出自于這裡。——《明史·職官二》

中書省、禦史台、大都督府（樞密院）三權分立

換言之，在明朝初期，明朝的政治格局其實是呈現出一種由“禦史台”、“中書省”、以及“大都督府（樞密院）”三權分立的政治格局。而且由于禦史台有監察大權的緣故，甚至“禦史台”的地位還要更高一點。

• 即是由“中書省”負責總理全國政治事務，有參政權，也有決策權。
• 而“大都督府”則是負責總理全國軍事事務，有統兵權，也有調兵權。
• 至于“禦史台”，則是執掌“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大權，乃“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明史·職官二》

相信大家不難看出，在這個時候顯然隻有明朝的“皇權”地位并未得到明顯的加強。雖然有“禦史台”作為皇帝的“風紀耳目之司”，但實則真正能夠影響到“皇權”地位的軍政大權，卻依舊牢牢的把握在“中書省”和“大都督府”的手中。

當然，對此時的明太祖朱元璋而言，他登基時日不久，顯然還并未意識到“皇權”對維護“統治體系”正常運轉的重要性，所以忽視“皇權至上”思想也屬實無可厚非。

胡惟庸示意畫像插圖

而“皇權”勢弱的直接後果，就是導緻統治者“統治地位”的相對降低，那麼對皇權極為依賴的“禦史台”地位自然也就受到了一定的壓制，從而影響到了統治者對官員的“統治力度”，導緻一些“官員”趁機勢大。

就好比明初丞相“胡惟庸”，其在洪武六年（1373年）被朱元璋晉升為“丞相”以後，“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内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辄匿不以聞”，明擺着擅權專制，而明太祖卻顯然是被蒙在鼓裡，根本就不知道胡惟庸擅權專制的事。——《明史·奸臣一》

縱然“禦史中丞劉基亦嘗言其短”，但胡惟庸依舊啥事沒有，無所顧忌，為啥？因為劉基沒法提供出完整的證據，而明太祖受胡惟庸蒙蔽，“以惟庸為才，寵任之”，自然也就不會随便給胡惟庸治罪。——《明史·奸臣一》

這個案例就足以證明明朝“皇權”在明初時期并未得到高度的加強和重視，另外一方面，也足以證明“中書省”的勢大，已經讓“禦史台”逐漸失去了“監察百官”的作用。

明朝官員示意畫像插圖

而胡惟庸勢大，又是總理全國政務的“中書省”實際掌權人，再加上其肆意擅權，導緻官員貪腐風氣盛行，那麼百姓的“民生大事”能得到有效的治理嗎？顯然是得不到的。

從而也就意味着明太祖最初“當先正綱紀”，繼而“造福百姓”的統治訴求并未得到真正的落實。

因此于洪武九年（1376年），明太祖朱元璋一邊下诏“汰平章政事、參知政事”，裁撤掉了“中書省”丞相之下的“高階屬官”，另外一邊又下诏廢止“侍禦史，治書、殿中侍禦史等官”，亦是裁撤掉了“禦史台”禦史中丞之下的“屬官”。——《明太祖實錄·卷一零九》

看似把“中書省”和“禦史台”都進行了一定的裁撤，但實則卻并非如此。因為“平章政事”、以及“參知政事”的出現，都是為“中書省”之下的“行中書省”所設，而所謂的“行中書省”，也可以說是“中書省”在“地方”的分支機構，其職權“大略與中書省同”。——《明史·職官四》

顧名思義，就是有“實權”的，雖隸屬于“中書省”，但實則相對獨立，同樣有着一定的參政議政權，以及相應的“決策權”。

曾任“禦史中丞”的明朝名臣劉基示意雕塑

而“侍禦史及治書、殿中侍禦史”就不一樣了，其本身就真真切切的是“禦史大夫”及“禦史中丞”的“屬官”，如若要彈劾官員，特别是一些地位較高的高級官員，首先就必須将情況悉數彙報給“禦史中丞”，然後由“禦史大夫”和“禦史中丞”去彈劾。——《明史·職官二》

這也就意味着對于“中書省”的裁撤，确實是真的裁撤，但是對于“禦史台”的裁撤，卻實則無關痛癢，反而相當于變相的加強了“禦史台”的地位。使之與“中書省”再度達到了一個“權力上的平衡”。

畢竟在“侍禦史”等官之下，還有着“察院監察禦史，正七品；經曆，從五品；都事，正七品；照磨、管勾。正八品”等諸多屬官都能夠代替“侍禦史”等官所需要承擔的“彙報”職責。——《明史·職官二》

胡惟庸案示意漫畫插圖

但是随着時間的變遷，固然明太祖通過一定的手段讓“禦史台”與“中書省”的權力保持了一定的平衡，但所得到的“回報”顯然沒有明太祖所想的那般理想。

而這一切，還是和“胡惟庸”有關，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下發了這樣一道诏書，“朕自臨禦以來，......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禦史台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二十九》

這道诏書頒布于“胡惟庸謀反案”爆發以後，而揭露胡惟庸意圖謀反的人，正是“禦史台”禦史中丞“塗節”，隻不過遺憾的是，并非是因為“塗節”秉公執法，這才選擇告發“胡惟庸”，而是因為“塗節”眼看胡惟庸謀反成功的可能性不高，這才“見事不成，始上變告”。——《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二十九》

顧名思義，“塗節”其實是屬于“反水”的性質，雖然舉報胡惟庸謀反有功，但這改不了他同樣意圖謀反的事實，兩者屬實無法相提并論。

明太祖中央集權示意漫畫

而且，據史書記載，“左丞相胡惟庸謀反，及其黨禦史大夫陳甯、中丞塗節等伏誅”，這也就足以表明與“胡惟庸”勾結的“禦史台”官員絕非“塗節”一個。——《明史·太祖二》

更是足以證明“禦史台”雖然加強了，但卻是與“中書省”同流合污，不辨是非，黑白不分，完全就脫離了明太祖設立之時“糾劾百司，辯明冤枉”的初衷，那明太祖設立這“禦史台”又還有什麼意義呢？——《明史·職官二》

所以也就有了明太祖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下诏“罷中書省，廢丞相等官，更定六部官秩，改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以及“罷禦史台”的舉措。——《明史·太祖二》

毫無疑問，明太祖截至此時，已經是對“禦史台”以及“中書省”、“大都督府”大失所望，決定推行“中央集權”，由自己來親自整綱肅紀，整頓明朝吏治。明朝的“高度集權君主專制”體系，也正是從這個時候宣告正式開始。

禦史台官員示意畫像插圖

但問題是“集權”固然能解決一定的“官員舞弊”問題，卻同樣無法根治，亦是需要大量官員來協同皇帝處理政治事務。而有官員辦事，那麼官員勢必就會有機會去趁機謀取私利，所以這“監察大權”屬實是廢不得的。

可是若要“恢複”禦史台，勢必就需要再次恢複“中書省”來進行相應的“權力平衡”，那明太祖廢止“中書省”的舉措也就失去了意義，甚至極有可能再次面臨“禦史台”與“中書省”同流合污的局面。

畢竟不管怎麼說，封建統治者雖然能借助“皇權”實現對“官員”的統治，但是“人心”，卻顯然不在皇權的統治範圍，否則“陽奉陰違”這個詞又是哪來的？

明朝中央集權框架示意畫像插圖

其次，如果隻恢複“禦史台”而不恢複“中書省”，那麼勢必就會讓“禦史台”呈現出“一家獨大”的局面，而且其還具有“監察大權”，若是禦史台官員徇私舞弊怎麼辦？

對已經權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以及“中、左、右、前、後”五軍的文武百官來說，這無疑會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顯然也是不利于明太祖的統治，會對“皇權專制”體系的建立構成嚴重威脅。

故而，在權衡利弊之下，明太祖最終還是決定重啟“監察機構”行使“監察大權”，借以達到整肅吏治的效果，但卻不是複置已然尾大不掉的“禦史台”，而是重新建立了另外一套“監察體系”，即“都察院”。

明朝監察都禦史示意畫像插圖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設監察都禦史八人，秩正七品。分監察禦史為浙江、河南、山東、北平、山西、陝西、湖廣、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四川十二道，各道置禦史或五人或三、四人，秩正九品。”——《明史·職官二》

也就是說，“都察院”監察體系是重新建立了，但是監察大權卻并非“禦史台”那樣将“彈劾糾察權”悉數集中于“禦史大夫”、“禦史中丞”之手。而是轉變成了一種由“監察都禦史”、“監察禦史”分權監察的政治格局。

據史書記載，監察禦史“雖與都禦史相涉，而非其屬官，直名某道，不系之都察院，事得專達，都禦史不得預知”。——《西園聞見錄·卷九十三》

顧名思義，“監察禦史”雖是隸屬于“都察院”，但卻可以不受“監察都禦史”的管轄，完全就是兩個各自獨立，且能夠相互監督彈劾的監察機構。

明朝官員示意畫像插圖

而且結合其“監察都禦史八人”，以及“十三道監察禦史一百十人”的記載來看，顯然也是如同“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以及“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一樣，都進行了相應的權力劃分，各自之間其實也都能夠産生一定的制約和牽制作用。——《明史·職官二》

繼而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太祖又對“都察院”監察體系進行了一定的調整，“升都禦史正二品，副都禦史正三品，佥都禦史正四品，十二道監察禦史正七品。”——《明史·職官二》

明顯是把“監察都禦史”以及“監察禦史”的官秩進行了相應的提升，而且直接就把“監察都禦史”的官秩提升到了六部“尚書”一級的“正二品”官階。

也就是說，截至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太祖其實是繼明初“中書總政事，都督掌軍旅，禦史掌糾察”三權分立體系之後，又一次建立了一套隸屬于“中央集權”體系之下，且相對平衡的“三權分立”體系。

明朝政權示意漫畫插圖

簡而言之，明太祖的執政理念，其實一直都擺脫不了“平衡”二字，或者說“禦史台”之所以會被廢止，一方面是因為“中書省”被廢止後，禦史台若是單獨存在的話，勢必就會徹底爆發其“尾大不掉”的弊端，另外一方面則是因為其已經滿足不了明太祖“平衡官員權力”的統治需求。

故而，如果洪武九年（1376年）明太祖變相加強“禦史台”職權以後，禦史台能夠恪守本心、履行其彈劾職權的話，那麼可能中書省就不會被廢止，那麼這份“平衡”的政治格局也就會一直都存在。

由此我們也就可以暫時得出一個結論，“禦史台”的廢止，其實與明太祖的“中央集權”并無實質性的瓜葛，頂多隻能算得上是促進明太祖推行中央集權的“推手”。

畢竟不管怎麼說，明太祖的最終目的，終究還是為了“整肅綱紀”、繼而“造福百姓”不是嗎。

但是由于“禦史台”未能領會明太祖的苦心，反而與“中書省”同流合污，導緻明太祖對明初的“三大府”統治體系大為失望，開始正式推行“中央集權君主專制”體系，企圖由自己來親自為百姓謀福利。

從而也就導緻“禦史台”固然有其存在的必要，可是卻不再适合明太祖“中央集權”之下的“統治體系”。自然也就失去了“整頓”的必要。

因此，明太祖隻能是想辦法設立另外一套全新的“監察體系”，即“都察院”，借以滿足統治需求，繼續履行整綱肅紀的“監察大權”

所以從客觀意義上來講，明太祖廢止“禦史台”的舉措，其實對明太祖整綱肅紀，整頓官員風氣；促進明朝監察體系的正式建立和完善等諸多方面而言，屬實在一定程度上都具備着相當積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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