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這樣子記載："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于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

文中描繪了這樣子一個驚心動魄的場面：魏晉一代名流，嵇康，坦然赴死，毫無懼色，操琴長歎，人，與琴，俱絕。三千人上書，隻換來史冊上的一紙歎息。讓人讀之不由地扼腕歎息。那麼，《廣陵散》究竟是什麼曠世名曲，成為嵇康對于一個濁世最後的眷戀？《廣陵散》真絕矣？

《廣陵散》，我國十大古琴名曲之一，最早是流傳在廣陵地區的曲子，一般認為嵇康臨刑前索琴彈奏的曲子，是在此基礎上改編而成。在我國民族音樂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全曲共四十五段，結構十分龐大，曲調變化多端，情緒慷慨激昂。而現在的《廣陵散》的琴譜最早出現在明代《神奇秘譜》中，後來由現代琴家管平湖打譜，重現于世。廣陵未絕，隻不過，現在的《廣陵散》，不再是嵇康彈奏的那個版本了。

而琴，作為中國最古老、最具生命力的樂器，一直為中國文人雅士所推崇，所謂"八音之首"、統大雅之尊"。到了魏晉時期，愛琴解音，風氣之盛，六朝不衰。《世說新語》便有"子敬子敬，人琴俱亡"的記載，琴，可見被視作和人的生命一樣，無可替代的地位。而嵇康，作為當時的鼓琴聖手，彈琴詠詩，慰己寂寥，更是不可缺少的。如在《詠懷八十二首》中"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

追溯源流，我們不難發現，先秦至兩漢時期，古琴，是儒家樂教中的一項重要的内容，典籍著作多強調古琴修生養性、教化人心的文化功能。最著名的便是《論語》中"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遊于藝。"藝，六藝，禮、樂、射、禦、書、數，其中的樂，就是指古琴，是君子之琴。嵇康操琴，也是直接承繼自儒家思想，作為自己人格的外現。此外，"達則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是儒家思想中主張君子有濟物思想，但是總會應為有各種現實的原因，志向得不到舒展，即使隐避于世，也要"無悶"，保持豁達開朗。那麼，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徹夜難寐，起坐鼓琴，當真是放任自己與山水之間了嗎？顯然不是，儒家的君子人格讓他苦悶：面對現實的黑暗和對于出世的寄願。

但是，魏晉時期以儒家思想為内核的"名教"，肆意殘骸，社會黑暗，"竹林七賢"是對儒家思想在表面上極力排斥的（雖然他們自身還有儒家君子人格），這個時候，道家思想和玄學便作為了思想的外延，對于内心世界展開了探索，所謂"無愧于心"，便是他安身立命的依據之一。自然，道家"無為"的思想也就自然而然被他接受了，"超世獨步"是他的理想人格主要内容之一，追求體味自然的和諧，最終人道和諧，把自然的和諧和美聯系起來，那麼，音樂，則是這種帶有自然美的行動表現之一，也就是琴。

這種以儒為根基，以道為建築的新的思想，體現在《廣陵散》裡，則更為激烈：《廣陵散》原來是描繪了戰國時期聶政在向着秦王複仇過程中沉思、沖冠、發怒、氣沖、悲志、憤恨的心理活動變化的過程。其本身就具有對于勞動任命反抗暴政的歌頌。那麼，嵇康富于了他另一種内涵：揭露了魏晉時期中國社會階級矛盾，同戰國時期一樣，四分無裂，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熱之中。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嵇康死前奏廣陵散了。

從周制禮樂起，孔子的儒家思想一直在中國音樂界起着主導作用，但是到了魏晉時期，嵇康的《聲無哀樂論》作為他的音樂美學思想，對儒家思想産生了動搖。何為"聲無哀樂論"？我們先從儒家思想"治世之音以安樂，亡國之音哀以思"說起，在儒家的思想看來，音樂，服從于政治，能夠看出一個王朝的盛衰，所謂"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孔子對于禮崩樂壞的政治的控訴。那麼在嵇康看來，"然聲音和比，感人最深者也"，人們欣賞音樂後，産生哀樂情緒的表現，其音樂的本質是和諧的，隻不過觸及了聽衆内心蓄積的情感，内心憂傷着則泣淚，内心歡快者則手舞足蹈之。我們在這裡不談兩者對于音樂本質的見解的正确與否。隻将兩者思想下人的地位變化做一個對照，我們發現——

儒家思想中，人的情感，受制于道德控制，人的情感不能決定音樂的表達，而是由于社會的秩序所決定的，而在"聲無哀樂"之說裡，情緒的哀樂，是由于人心中自己的情感所決定的，而音樂本身是和諧的。可見，從魏晉的琴論裡可以看出，人們對于情感的認識逐漸由群體向着個體的轉移，那麼，回觀《廣陵散》，其中所包含的對于社會的控訴之情，也是人性之光在閃爍。

嵇康的《廣陵散》，見證了一代風流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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