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改編自仇鹿鳴《隐沒與改篡——〈舊唐書〉唐開國紀事表微》，（該文原載《唐研究》第25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

衆所周知，唐太宗李世民經玄武門之變、殺兄逼父方登上帝位。因此，他生前便非常關注國史中對其事功形象的記述，曾以“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為由向史臣索閱實錄。在太宗的促迫下，貞觀十七年（643）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

唐太宗立像軸，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盡管太宗表面上強調實錄不妨秉筆直書，毋需曲筆隐諱，毫無疑問，貞觀十七年所上高祖、太宗實錄已是史官自我審查後的産物，因此，太宗披覽之後，對實錄的叙事大緻滿意。

盡管《太宗實錄》最終完成于永徽元年（650）閏五月，太尉長孫無忌修《貞觀實錄》畢，但這二十卷實錄，起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僅是貞觀十七年進呈本的續編。可以相信關涉唐開國史的紀事，在太宗生前便已定型。至顯慶元年（656）七月，太尉長孫無忌等修國史成，起義甯，盡于貞觀末，凡八十一卷，藏其書于内府，将編年體實錄改撰為紀傳體國史，之後雖有删削訂補，大體仍沿襲舊文。這構成了後世認知唐開國史的基本史料。

《舊唐書》點校本

客觀而言，太宗确實是這場“曆史叙事”争奪的勝利者，相當成功地将其父李淵塑造成一個性格懦弱、胸無大志的人物，而将自己描繪為太原起兵的主謀。

唯一溢出這一史料系統的是溫大雅所撰《大唐創業起居注》。該書成書在武德中，較為公允地記載了高祖及隐太子建成在唐開國中的作用，早為學者注意，司馬光《資治通鑒》多有引用，後世學者亦據此為高祖辯誣。

《大唐創業起居注箋證（附壺關錄）》（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唐]溫大雅、韓昱 撰 仇鹿鳴 箋證

關于李唐開國的紀事，我們可以比對出三個不同層次的文獻，即出于溫大雅之手的《大唐創業起居注》（以下簡稱《創業注》）、《冊府元龜》中節錄的唐實錄、因襲國史舊文而成的《舊唐書》。

《宋本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比較這三個文本，我們大體上可以判定《舊唐書》本紀基本據實錄删略而成，而《創業注》雖屬另一史料系統，但實錄、舊紀叙事的順序、重點以及文字都與之大同小異，可以推斷貞觀中纂修《高祖實錄》時，曾将《創業注》作為重要的取材對象。

實錄與舊紀對《創業注》紀事的删減，大約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創業注》中連篇累牍的诏命、勸進文字節略減省，其次則對李淵起兵時與突厥聯絡的細節頗有諱飾，如隐去了緻書稱“啟”、改旗幟以示突厥等事。

由于《創業注》對李淵從太原起兵至入關受禅這三百五十七天的經曆已有詳細記載，較之于删減，實錄與舊紀增益改寫的部分更值得注意，或較為直接地反映了太宗所欲塑造的形象。增潤部分的首要目的無疑是凸顯太宗本人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

太原起兵之後，唐軍一度困于賈胡堡，因霖雨積旬，饋運不給，旬月不得進，軍中遂有回師太原之議，《創業注》中對此有詳細記載，實錄與《高祖紀》不但将《創業注》中建成與世民共同谏争高祖一事歸功于太宗個人，《冊府》卷一九節引《太宗實錄》還為他增加了一段“哭戲”：

高祖不納，促令發引。帝遽将複谏，會暝，高祖已寝，帝不得入。夜漸久，遂于外号泣，聲聞于内。有命引入，問其故，對曰：“今者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兵散于前，敵乘其後，死亡須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曰：“兵馬已去，如何？”帝曰：“初遣兵之使，世民并執于堡外矣。所領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猶應不遠，今請自追之。”高祖笑曰：“吾成敗在汝，知複何言。任汝也。”

唐高祖立像軸，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這一出深夜追軍，以及後文“馳入深谷，遂失道，下馬步上，久而得路”的戲劇性橋段，并不見于《創業注》，乃是纂修實錄時添補的，可靠性令人生疑。

除了擡高太宗地位外，實錄增補事迹亦處處貶低太子建成的能力與事功，除了如上文引及“所領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猶應不遠”這類隐晦的比較外，《冊府》卷七霍邑之戰中亦增加了一段突兀的描寫，“老生之軍背城而陣，高祖以中軍與建成合陣于城東，太宗及柴紹陣于城南。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中軍與左軍卻”，仰賴“太宗自南原遙見塵起，知義師退，率二百騎馳下峻坂，殺一賊，遂橫斷其軍，出陣後，表裡齊噪，響若摧山”，方得反敗為勝。

而據《創業注》記載，此役高祖“仍命小縮，僞若避之”，命部隊佯退，誘使宋老生遠離城下布陣，然後“命大郎、二郎依前部分馳而向門”，斷其歸路，最終斬殺宋老生，攻取霍邑。《創業注》對戰事經過的描寫與實錄有異，也沒有“建成墜馬”的橋段。

并不是說“建成墜馬”的情節就一定是虛構的，《通鑒》卷一八四《考異》比較《創業注》與《高祖實錄》兩書圍攻河東的記載，指出溫大雅所述有虛美成分，曆史記載的關鍵有時并不在于“事實”之有無，而在于如何來裁剪與表述已存在的“事實”，《創業注》中“仍命小縮，僞若避之”與實錄“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中軍與左軍卻”記叙的或是同一件事，也有可能是同一件事件的不同側面，但通過對細節的檢選與呈現，表達的意義與效果迥然不同。

《資治通鑒》（全二十冊），[宋]司馬光 編著

在高祖、太宗實錄中刻意增潤種種稱揚太宗、貶低建成等人的細節，構建了一種固定的故事格套，直到現在，依然或隐或現地影響着我們對唐建國史的認知。

《大唐創業起居注》、實錄、本紀同為編年體的史料，比較三種文本的增删及叙事的“變形”，區别史料的不同層次，并不難分辨出哪些記載稍近于曆史事實，哪些則是太宗朝纂修實錄時的添油加醋。

活

動

預 告

9月6日晚7點，整理者仇鹿鳴教授将在線舉辦專題講座暨《大唐創業起居注箋證（附壺關錄）》新書首發簽售，以《大唐創業起居注箋證》為例，舉例說明不同史料對于史事考訂與古籍“深度整理”的價值。

親曆者記錄的大唐王朝開國曆史，

仇鹿鳴教授精心箋證。

《大唐創業起居注箋證（附壺關錄）》（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唐]溫大雅 [唐]韓昱 撰 仇鹿鳴 箋證

繁體豎排

32開 平裝

978-7-101-15841-0

36.00元

内容簡介

本唐溫大雅撰《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起居注，記載了李淵隋大業十三年（617）五月從太原起兵到義甯二年（618）正式受禅建唐三百五十七日的曆史經過。溫大雅曾任李淵大将軍府記室參軍，多預機密，其所撰《大唐創業起居注》不但詳細記錄了李淵起兵經過，還包含了起兵、稱帝時的祥瑞符谶、與李密、突厥的交涉，以及禅讓前後的表章诏書等，是目前關于李唐建國最重要的第一手史料。

《壺關錄》，唐韓昱撰，是記載李密事迹的雜史，保存了李密、祖君彥、徐鴻客等人的事迹，以及以李密名義發布的檄州郡文、與唐高祖往來書信等文字多篇，内容與《大唐創業起居注》多可相互發明。

複旦大學曆史系仇鹿鳴教授整理《大唐創業起居注》，以《秘冊彙函》本為底本，通校《學津讨原》本、善耕顧氏文房抄本、黃丕烈校本、吳翌鳳抄本、《藕香零拾》本，參校《通鑒考異》引《創業注》，并參考《隋書》、《舊唐書》、《冊府元龜》等史籍，箋證中注釋人物、地理、史事。點校《壺關錄》以張宗祥校刻涵芬樓《說郛》一百卷本為底本，校以國圖藏明弘治十三年抄本《說郛》，并利用多種文獻作他校和輯佚。

作者簡介

溫大雅（約572年—629年），字彥弘，并州祁縣（今山西祁縣）人，北齊時任任文林館學士，入隋為泗州司馬，大業末謝病離任返歸原籍。隋末任李淵留守府記室參軍，典掌機要，唐朝建立後任黃門侍郎，後至官禮部尚書、封黎國公。

仇鹿鳴，1981年生于上海，2008年獲得複旦大學曆史學博士學位，現為複旦大學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石刻文獻，著有《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參與點校本二十四史新舊《五代史》、《舊唐書》修訂項目。

内頁欣賞

【預售】大唐創業起居注箋證 （附壺關錄）--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箋證者仇鹿鳴老師簽名 钤印）

（統籌：一北；編輯：思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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