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徐語楊 攝影報道

羅偉章的作品涉及多種題材，但他寫得最得心應手的，還是與他生命出發的地方——川東北鄉村相關。那片土地的堅忍、靜美，那裡的孤獨、隔膜，一直是他寫作立足所在的肥沃土壤。在書寫其質樸美好的同時，也不避諱它的野蠻與勢利。對家鄉眷戀但不一味頌揚，有隐憂但也不粗暴批評。他至今已發表出版10部長篇小說以及數十篇中短篇小說，在文學意義上構成了一道逶迤的大巴山風景。像《饑餓百年》《誰在敲門》和“三史”（《聲音史》《寂靜史》《隐秘史》），在文學圈口碑很高，廣有聲譽。

羅偉章（攝影：徐語楊）

擁有自己寫作的特定地理和命定方向

米蘭·昆德拉說過，一個作家，有童年就夠了。有這種看法的作家不在少數。這個說法盡管指意豐富，但其中必然包括成長環境的意思在裡面。

羅偉章在寫作實踐中也體會到，一個作家最好有一個自己的“特定地理”，“這個特定地理，最好與寫作者的生命有着深度聯系，是成長期的聯系——你在成長的同時，把你生存的環境也融進了血肉，就成為了你自己的一部分。寫作的時候，将小說地理設定在那個環境裡，你便胸有成竹，人物自在活動，人物會碰見什麼，會被什麼東西絆一下，會聞到什麼氣味……都是自然而然的，閉着眼睛，就無比清晰。生活的質感因此撲面而來。”

讀羅偉章的小說，不難發現，他的“特定地理”就是在其作品中多處出現的那個有着3層院落的大巴山餘脈的村莊，像福克納筆下那枚“郵票”大小的地方，寫不盡，是因為不斷有新的想法、新的人物進去。“那裡就像個舞台，上演着不同的戲。”

但“特定地理”不是目的地。小說的故事發生地隻是一面鏡子，确切的說法是一隻天眼，通過這隻眼睛，他要偵察的是時代變遷，是發掘和呈現不曾被人們好好意識到的心靈幽暗之地，表現當代人的自我與他者，表現人心與環境和時代的關系。

羅偉章深信：“不管多麼堅硬的現實，一旦寫到位，就會成為象征，成為寓言。現實主義作品隻有寫到這個份上，才配稱為現實主義，否則就是對現實主義的矮化甚至否定。作家需從現實中看到更深邃、更遼遠的東西，看到來路和去向，才能真正把握現實。今天，外部世界激烈動蕩，不确定性變得前所未有，人的内心也會更加難以捉摸，困惑、焦慮、欣然與期待，交融互生。這些東西往往不顯形于外，作家須潛入人物内在星空，才能打通暗渠，呈現交融的景觀。”

這是羅偉章給自己的文學使命，也是他給自己定下的前進方向。一個作家最主要的精力用在什麼地方，寫了什麼，是跟其出生環境、成長時代、人生經曆等等密切相連的。尤其對于那些能寫到一定高度和深度的作家，更是如此。羅偉章将之稱為“命定的寫作方向”，“如果一個寫作者終其一生都意識不到自己命定的寫作方向，隻是東一錘子西一榔頭，看到什麼就寫什麼，聽到什麼就寫什麼，是很難寫出好作品的。”

作家作為社會的一員，在現實生活中能做的可能非常有限，但是有了責任感和使命感，生命就有了光。這是羅偉章在托爾斯泰的小說裡看到的，也是在現實生活中見過的。“使命感不是個大詞，不管從事什麼職業，盡心幹好自己的事，也就是在完成自己的使命。我是寫小說的，把小說寫好是我的職責，沒寫好，就是失職。阿倫特大概說過這樣的話，讓我印象深刻，她說人有兩種：一種人消耗身份，利用這個身份去攫取名利；另一種人塑造身份，為擁有的身份注入光芒。後一種人是社會的脊梁。”

一個好的文學寫作者都是高度敏感的。這種敏感不是指性格的脆弱傾向，而是一種細膩的感知力。在羅偉章那裡，主要體現在他對文學氣息的捕捉：一個聲音，一個畫面，都可以成為觸發他創作一部作品的契機。

有一次回達州老家，羅偉章注意到有一個人，一直在村莊各處轉來轉去，什麼也不幹。這種奇怪的狀态，觸動了他，借助藝術想象和虛構，羅偉章寫出了《聲音史》。這部作品，被批評家雷達認為是“鄉村心靈史的絕妙隐喻”。但羅偉章不認為是“鄉村心靈史”，而是“自然心靈史”。

《隐秘史》的寫作緣起也是因為回老家。他聽說老家山洞裡發現了一具來曆不明的屍骨。“來曆不明”幾個字刺痛了羅偉章。這幾個字表述了一個事實，卻是冰冷的事實。“這時候，文學就該出場了，”羅偉章說，“文學的獨特價值，就是賦予生命以溫度。所以我決定讓他活過來，讓他開口說話，說出他的歌哭悲歡，并讓讀者從他的悲歡裡照見自己。”

他是在寫現實中的人，但又不僅僅如此，“如果一個作品越寫越像自己或身邊的某個人，這個作品就敗壞了，越寫越不像，作品就成了——是因為溢出去了，更大了，也更真實了。虛構是為了走向更深的真實。”

當然，也不是隻有回老家才能摸到素材。對于羅偉章而言，素材遍地是，隻是你得有發現生活裂縫的能力。“生活的裂縫隐藏在生活的常态裡，一句口頭禅，一個習慣動作，背後都是人生。人生沒有小的，人生都很大，這當中考驗的，是作家能否寫出那種大。”

羅偉章（攝影：農京早）

正中靶心捕捉事物和情緒的文字準确

文者，紋也。對文學質地要求很高的小說，畢竟不是故事會，語言的光彩非常重要。不少人都會有這樣的閱讀經驗：有的長篇小說雖然很有名，但死活就是讀不下去。很大原因在于，這個小說的語言氣味，令人生畏，或者說有點隔。羅偉章的小說是好讀的。

在《誰在敲門》中，寫“大姐”去“父親”靈前哭，哭之前，“就在這短暫的間隙裡，大姐靜了下來。是那種被浸潤的靜。大姐的整個身體，都彌漫着青色的光。那是悲傷的顔色。從裡到外的悲傷，讓她這般靜如深谷。即使是喧鬧的悲傷，也是一種靜。何況悲傷是不喧鬧的。所有悲傷的聲音，都是安靜的聲音。”

熟悉羅偉章的人不難發現，日常生活中的語言跟他小說的語言是一緻的。這種語言不是凹造型的華麗辭藻型，而是通達和幽默凝練出來的準确與生動。對這種描述，羅偉章很認同，“尤其是準确，正中靶心的準确，捕捉事物和情緒的準确，非常難。但值得為之努力。”

衆多批評家都談到過羅偉章的小說語言。《中國新聞周刊》文化部主編楊時旸在評價他的最新長篇《隐秘史》時說：“語言很妙，寫沉重卻有透明質感。”有出版人看了《誰在敲門》後，對羅偉章說：“你的語言不是寫出來的，是自己長出來的。”

羅偉章分析說：“語言在情感和思想之後，情感有了，思想有了，語言自然就有了。語言能力是審美能力的綜合。但專門的語言訓練是必不可少的，托爾斯泰到80歲還在像小學生一樣練習造句。”

常常見到有人會說，寫作者總是孤獨的。羅偉章的體會是，當然，會孤獨，但孤獨也分方向，有的孤獨是消耗型而不是生長型，它讓人與世界割裂并且喪失信任，這裡的“世界”，也包括自己在内。

他曾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說：“我多次發現，當我深陷孤獨時，根本就寫不出一個字。隻有與外部世界達成和解，有了内在的循環和交流，思路和文字才有水汁。和解完全是心理上的，哪怕身處荒野，百裡無人煙，也可以感覺到彼此的親近。寫作真像是一場孵化，需要溫度，且要适度，溫度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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