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卷《相約星期二》（[美]米奇·阿爾博姆著）一書，已是沉沉子夜。蒙眬間醒來時，清晨的光束伴着春的氣息正在窗外躍動。我知道，此刻在這盎然而神秘的大自然中，如同一切物種一樣，有人接踵誕生，亦有人相繼死亡。這本是生命代謝的尋常過程，我的耳畔卻出現了一個不尋常的畫外音——死是“一堂人生課”，是啊，我們不是常說“生死以外一切苦厄隻是擦傷嗎？”

主講者是主人公莫裡·施瓦茨教授。一位已靜靜地安睡在另一個世界的老人。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将屬于這樣一個時态。但莫裡先生的活法卻令人唏噓不已。

死亡的話題曾被中國文化視為最大的忌諱，談論它便意味着不吉利，也就盡量加以回避。但生死現象畢竟是人生最根本、最重大的事情，無所不曉、無所不談的孔夫子當然不能視而不見，他也就虛晃一槍：“未知生，焉知死？”連活着的問題還沒弄明白，怎麼會清楚死是怎麼回事？于是在中國就形成了一個怪誕的悖論：人們最回避的是死亡問題，最在乎的也是死亡問題。

記得年少的一天，當我意識到人終将一死，并永恒地寂滅于這個活生生的世界之後，那種飄忽的恐懼感便成了我内心深處揮之不去的一道陰影。隻是那個問題實在虛幻和深奧，遠不是我的思維和閱曆所能夠想通的。人不是神，對死亡的恐懼屬于人的一種本能，但人又不願意隻停留在本能的層面。于是，曆史上幾乎所有的大哲學家，都試圖對死亡做出形而上的思考和解釋，以理性的智慧超越本能的恐懼。諸多宗教則用不同的說法，以來世、輪回的歸宿來抵禦和轉移人們對死亡的恐懼。

既沒靠哲學闡釋，又不具宗教信仰，又該如何面對死亡的來臨？“死是很自然的。我們之所以對死亡大驚小怪，是因為我們沒有把自己視作自然的一部分。……我們覺得既然是人就得高于自然。”于是莫裡很清醒地意識到，“我們并不高于自然，有生就有死”, “死亡跟生命一樣自然，它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莫裡教授赢了，他的武器便是愛。他甚至要運用生命熄滅的現身說法，保持一種在死亡面前的尊嚴和從容。他知道生命個體面對疾病和死亡，别人很難幫助，更無法替代，隻有自己孤軍奮戰。而成功的标志并不在于其生命形态是否仍然存在，隻要人生的價值仍充盈在這一段有限的時間，便是赢家。如此，哲學的形而上和凡俗的形而下盡在其中。

許多深刻的人生哲理，并不誕生于曆史讀本、哲學教程、宗教灌輸，而是誕生于正視生命、觸摸死亡的最後過程。因而，談論人生問題，不一定隻有教授、學者和牧師才有資格。我是把莫裡先生當作一個被剝奪了健康的普通老人，一個被宣判了死刑的病危老人來看待的。但顯然，莫裡先生又不是一個普通的病危老人。

書中有多處令我震顫的地方，不隻是莫裡先生面對疾病、衰老和死亡的步步逼近所表現出的那份達觀精神，還有他在失去了最隐私的權利時仍要活得從容的那種健康心态。電視節目主持人特德·科佩爾初次采訪莫裡教授時，一起談到了莫裡現在吃、坐、移動都需要有人幫助，而且這種對别人的依賴性日甚一日。科佩爾問莫裡，面對這種不知不覺在加劇的衰亡，你最怕的是什麼。莫裡遲疑了片刻，問能不能在電視上談論這件事。科佩爾說沒關系。莫裡直視着這位美國最著名的采訪記者的眼睛：“那好吧。特德，用不了多久，有人就得替我擦屁股。”

這算不算沒有尊嚴地活着？女作家黃宗英恐怕會這樣認為。她認為，當一個人注定已經無法挽救，行将就木，而仍被人用各種醫療措施使其生命勉強延續的時候，既是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極大浪費，從根本上講也絕不是真正的人道精神，許多人風光一生、英雄一世，卻在生命的垂死階段尊嚴喪盡，醜相畢現，未免過于殘忍，為此她呼籲法律應當賦予垂危病人選擇體面死亡的尊嚴和權利。

我理解黃宗英。但我覺得莫裡教授的選擇更需要勇氣。人在一些特殊時候，死去比活着确實要容易，因為死去可以撒手閉眼，一了百了，不需要再承受一切重壓和責任，而活着則要面對活下去的一切困難。僅僅向死亡挑戰，在窮途末路的時候，在為正義奮不顧身的時候，在萬念俱灰的時候，都不是非常困難的事。隻有當身體千瘡百孔每況愈下，一切去路都通向了死亡的時候，勇敢地微笑着活下去才顯示出了超凡的意義。

人生的最大困惑就是面對死亡。死亡是天地間最大最深的一門人生學問，之所以難以入其深奧，不在于看破紅塵，這是一般潔身之士都可以達到的，不在于及時行樂，這是一般世俗之類都可以想到的，而是能夠以絕不消極地以平常心面對死亡的必然降臨，既入乎其内又超然物外，實在是對我們凡人的一個極大考驗。

莫裡教授自問：我就這樣枯竭下去直到消亡？還是不虛度剩下的時光？他的選擇是，這最後的時光裡他希望自己成為一本“人”的教科書。“走過那座連接生與死的橋梁，并诠釋出這段橋梁”。他認為“愛是唯一的理性行為”。這種大悲憫的美麗之愛，當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男歡女愛。愛是一門人類必修的、貫串生命始終的課程。

意氣風發的帥哥靓妹總要變成老态龍鐘的垂暮之人，它具有大自然的合理性。“當我是個孩子時，我樂于做個孩子；當我應該是個聰明的老頭時，我也樂于做個聰明的老頭。我屬于任何一個年齡，包括現在的我。”如是，莫裡教授關于“學會了死，就學會了活”的不經意說法，才會這般振聾發聩，發人深思。

主持人科佩爾在莫裡教授臨終前的最後一次采訪中問他，對死神的臨近是不是感到更害怕了。莫裡說沒有。事實上，他反而不怎麼怕了。他說他正在遠離外面的世界，不再像以前那麼多地聽人讀報，也不太關心來往的信件，更多的時候是聽聽音樂，看窗外的樹葉漸漸地變換顔色。而且，“臨死前先原諒自己，再原諒别人”。

如何能夠有意義、有價值地迎接生命的熄滅？我甚至想，如果臨終關懷與新生兒護理受到同等待遇，使之真正形成具體運作的機制，人一生的過程就要完美多了。遺憾的是，我們用于産科醫院裡新生兒的精力，要遠遠大于那些需要臨終關懷的病人和老人。這便是《相約星期二》給予我們的另一種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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