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感真賦?東漢建安二十二年（217）歲末爆發了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盡管在《後漢書·獻帝紀》中隻是輕描淡寫地提了一句“是歲大疫”，對其所導緻的人員傷亡及社會危害并沒有任何具體描述，可是那些劫後幸存者回想起那段夢魇般的經曆來依然心有餘悸剛剛進号為魏王不久的曹操在疫情過後立即頒布《贍給災民令》，說起“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傷”，為此深表哀痛憂慮，因而大力推行諸多措施，以便及時赈濟疫區災民曹操之子曹植更是特意撰寫了一篇《說疫氣》，雖然現存的僅是收錄在宋人所編《太平禦覽》中的部分片段，但仍從親曆者的獨特視角提供了觸目驚心的觀察和發人深省的思考，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曹植感真賦?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曹植感真賦

東漢建安二十二年（217）歲末爆發了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盡管在《後漢書·獻帝紀》中隻是輕描淡寫地提了一句“是歲大疫”，對其所導緻的人員傷亡及社會危害并沒有任何具體描述，可是那些劫後幸存者回想起那段夢魇般的經曆來依然心有餘悸。剛剛進号為魏王不久的曹操在疫情過後立即頒布《贍給災民令》，說起“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傷”，為此深表哀痛憂慮，因而大力推行諸多措施，以便及時赈濟疫區災民。曹操之子曹植更是特意撰寫了一篇《說疫氣》，雖然現存的僅是收錄在宋人所編《太平禦覽》中的部分片段，但仍從親曆者的獨特視角提供了觸目驚心的觀察和發人深省的思考。

曹植筆下“疠氣流行”時慘絕人寰的景象令人不寒而栗，“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門而殪，或覆族而喪”，無妄之災的忽然降臨，讓所有人都猝不及防，旋即深陷親人染疫離世後的悲恸和無助之中，甚至還出現了滿門阖族無一孑遺的恐怖場景。這并不是聳人聽聞的誣枉誇飾，而是對疫情大肆蔓延的如實記錄。

可資參證的尚有東漢醫學家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序》裡的一段沉痛回憶：“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在短短數年之間，竟然有近一半宗族成員都因感染傷寒而不幸喪生。張仲景提到的傷寒疫情發生在建安紀元的前期，不難推想此時籠罩在新一輪陰影之下的人們，在張皇失措時還要不斷承受由慘痛記憶所帶來的巨大心理壓力。

在瘟疫所到之處，不同階層的遭遇其實多有差異。曹植在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矣。”在死亡線上絕望掙紮的絕大部分都是生活困頓、衣食無着的底層民衆，那些輕裘肥馬、鐘鳴鼎食的權貴豪門則很少會受到疫病侵襲。原因說起來很簡單，在缺乏有效診療手段的情況下，保持人際距離以阻斷病毒傳播渠道，以及增加營養攝入以提高個人免疫能力，無疑是最行之有效的舉措，可對于普通民衆而言這些都是無法企及的奢望。當然在災疫突襲而來時，每個人實際上又是平等的。就在曹氏父子身邊，便有不少人相繼罹難。兩年後，曹植的兄長曹丕在《與吳質書》中依然難以抑制内心的傷痛，悲歎道：“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徐幹、陳琳、應瑒、劉桢這些著名的邺下文士都死于這場瘟疫。曹植和他們有過密切的交遊酬贈，面對昔日友朋在瘟疫中接連逝沒，在黯然神傷之際想必也會陷入無邊的恐懼之中。

恐懼産生的主要根源是對瘟疫的一無所知，由此妄加推斷揣測，産生種種非理性的行為。曹植在文中就提到，“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以至“愚民懸符厭之”。古人習慣将各種災禍疾疫歸咎于鬼神作祟，希冀能夠通過禁咒、符箓等方式驅邪避難。《漢書·藝文志·數術略·雜占》類曾著錄過“《執不祥劾鬼物》八卷”，清人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就指出東漢時麹聖卿、壽光侯、費長房等人都擅長“劾鬼物之術”。東漢時道教方術的流傳盛行，又進一步推波助瀾。《太平經·長存符圖第一百二十八》大力宣揚“守之積久，天醫自下，百病悉除，因得老壽”，對身處絕境的底層民衆無疑極具吸引力。所以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序》裡才會痛斥，一旦災疫來臨，人們往往“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導緻錯失救治的良機。

可惜這種錯謬觀念源遠流長，此後居然還一直延續着。東晉葛洪在《抱樸子·内篇·遐覽》裡提到過《治百病符》十卷、《厭怪符》十卷等，認為借此“可以卻鬼辟邪”。葛洪兼擅醫術，在其《肘後備急方·救卒中惡死方第一》竟還認為瀕臨死境是因為“有鬼神于其間，故亦可以符術而獲濟者”。甚至到了唐代，孫思邈在《千金翼方·禁經》裡仍在說：“是以醫方千卷，未盡其性，故有湯藥焉，有針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導引焉。斯之五法，皆救急之術也。”在敦煌出土的一些唐代卷子中，還能看到不少用于治療疾疫的符箓。

曹植對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卻不以為然，認為懸挂符箓以求厭勝的行為“亦可笑也”，并無任何實際效用。他後來在《辯道論》中對“神仙之書，道家之言”同樣嗤之以鼻，判定“其為虛妄，甚矣哉”，還說“自家王與太子及餘兄弟，鹹以為調笑，不信之矣”，可見曹氏父子在這方面頭腦還是極其清醒的。

曹植最終強調 “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将這次瘟疫爆發的原因歸結為陰陽失調、節序紊亂，這其實和傳統醫學注重燮理陰陽、法天順時的基本理念一脈相承。

四百年後隋代巢元方等編撰《諸病源候論》，首次将疫疠列為專題予以深入研讨，同樣認為這類病症“皆由一歲之内，節氣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風疾雨，霧露不散，則民多疾疫”，“陰陽受病，會同表裡，須明識患源，不得妄攻湯艾”。從現代醫學的角度來看，這些診斷意見顯然多有可商之處，但也情有可原而不必求全責備。更值得重視的是曹植通過自己客觀冷靜的觀察和思考，昭示着人們在災難降臨的那一刻，最應該做的就是：擺脫恐懼，祛除迷信，尊重事實，相信醫學。（楊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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