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浙江人社”公号，浙江省人力社保廳新聞發言人今天在介紹這十年浙江如何深入構建完善高質量就業創業體系時，提到了一個數據：目前，在浙省外勞動力2200多萬。

根據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推算, 2021年年末，浙江全省常住人口6540萬人。也就是說，在浙江常住人口中，超過三分之一來自省外。

數字絕不是簡單的數字，而是蘊含着豐富而令人深思的信息。

衆所周知，改革開放後，中國出現了三次“人口遷徙潮”：

第一次在上世紀80年代初，随着農村産業結構調整，鄉鎮企業蓬勃發展，大量農村勞動力向鄉鎮轉移；

第二次在上世紀90年代初，鄉鎮企業效益不如之前，加上城市糧食供應制度取消，農村勞動力開始湧入城市；

第三次在上世紀末，我國沿海地區成為國際制造業轉移的重點承接地，勞動力需求激增，同時也開始了流動農民工數量的持續提高。

對浙江來說，和省外勞動力有關的，重點是第三次。

不管是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還是1987年、1995年全國人口抽樣調查，結果都顯示：當時的浙江是人口淨遷出大省。

這不難理解。當時的浙江人，正處于創業期，有着“四千精神”的說法：曆經千辛萬苦，說盡千言萬語，走遍千山萬水，想盡千方百計。

200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則是情況突變：浙江從原來人口淨遷出省，一躍成為全國第六大淨遷入省。在浙江外來務工人員中第一個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的楊曉霞，她到浙江的時間在1998年，最初在甯波一家家紡公司當縫紉工。

此後浙江省外勞動力的人數，增長勢頭迅猛：2002年相關部門統計：當年在浙省外勞動力近 370 萬人；到2008年，這一數據超過1000萬人，5個浙江人中就有1名省外勞動力。

當時這些人口主要集中在制造業，為浙江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2008年的杭州市政府工作報告中，在“表示衷心的感謝并緻以崇高的敬意”的人員中，特意加上了“外來務工人員”。

之後，這一數據迅速攀升至2000萬人以上，這幾年大緻維持在這個水平。像在2020年4月，浙江省人力社保廳稱，在浙省外勞動力超過2100萬人，就業總規模達到2019年水平。

随着互聯網經濟崛起，省外勞動力所從事的，就不僅是制造業了，如外賣員、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等。2020年時有一個統計數據：浙江省的靈活就業人數大概在1100萬左右，約占總就業人數的28%，就業者以“95後”“00後”為主。

在杭州，曾爆出這樣的新聞：因為屢次在各種大賽中獲獎，來自安徽阜陽的95後快遞小哥李慶恒，被評為“杭州高層次人才”，不僅能在落戶、子女就學、醫療保健、車輛上牌等方面享受便利，購買首套房還可獲得一百萬元補貼。

人口持續“用腳投票”，印證了浙江的吸引力和競争力。

那麼，這些省外勞動力主要來自哪裡？

2000年時，浙江外流入人口來源地排名第一的是江西；2010年，安徽成了“冠軍”，江西掉到了第四，被貴州、河南超過；2020年時，安徽繼續蟬聯“冠軍”，而且流入人口超300萬。

在此過程中，作為省外勞動力的來源地，河南排名不斷上升：2010年排名第五，2020年就以246.59萬的人數，進入前三；貴州人也“偏愛”浙江，它是僅次于安徽的第二大省外流入人口來源地。

流入人口年輕、有活力，但存在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問題。2020年，浙江省外流入人口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人口比重合計為77.50%。這也意味着，在高科技、現代制造業方面，浙江仍有提升空間。

時間不同，流向地也不同。

2000年時，浙江省外來人口的流入地排名前五的城市，依次為：溫州、甯波、杭州、台州、金華，其中流入杭州的人口，隻有溫州的一半；2010年，前五位次略有變化，為溫州、甯波、杭州、金華、台州；2020年，前五的城市變化較大，依次為：杭州、甯波、溫州、金華、嘉興。

2020年外來人口流入的前四名，正好和浙江正在建設的杭州、甯波、溫州、金義等四個都市區相重疊，第五名則是位于上海大都市圈的嘉興。

這絕非巧合。

從省外勞動力與浙江之間的淵源，可以看出浙江經濟社會的發展進程，還能看出浙江城市和産業版圖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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