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電影《殺人回憶》的故事原型——華城連環殺人案“真兇出現”一事已經默默過了一周,盡管調查被重啟,但從韓國媒體的報道、民衆的反應來看,依然夾雜着多多少少的悲情。
當年的辦案警察回憶起當年還是很悲傷,他寫給犯罪者的信被媒體公布後引發了網友們新一輪的唏噓。而對于韓國普通民衆而言,這件事不由得讓人想起那段軍政的時光。整件事彌漫着的悲情氣氛,成了解開韓國電影風格的一把鑰匙。
《悲歌一曲》海報。
如果要用一部韓國影片的名字來概括韓國電影的整體文化特色、情感基調,恐怕林權澤的《悲歌一曲》最為合适。韓國電影評論家李孝仁曾經寫過一本《追尋快樂——戰後韓國電影與社會文化》,指出韓國電影是如何通過“尋歡作樂”的娛樂模式,讓觀衆在黑暗中排遣心中的郁悶,默默熬過那段“充滿肮髒和痛苦的、被人強制的漫漫近代歲月”。這點也恰恰說明了韓國在十九世紀末以來的颠沛流離、曆史血淚,特别是在二戰結束後,朝鮮半島分裂,其中的韓國進入了軍事政權時代,直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才踏入文人治國時期。
林權澤的《悲歌一曲》便出現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影片的時代背景是二戰前後,講述了“潘索裡”演唱藝人俞本帶着養女松華當流浪歌手時,遇到了一位寡婦及她的兒子東戶,俞本和寡婦相愛。在村裡人的流言蜚語下,他們遠走他鄉。
養父(左)帶着養女和養子在路上,全片為數不多的其樂融融的畫面。
潘索裡本身是朝鮮半島傳統的叙事性說唱藝術,根據其發祥地而分為了東西便制,東便制節奏快而有力、聲音雄厚高亢,而西便制則以緩慢的唱法抒發悲憫的情緒為主,經典之作《沈清傳》《春香傳》都充滿着悲情。《悲歌一曲》又名《西便制》,影片中俞本為了教養女松華唱出最經典的《獄中歌》(來自沈清的故事),不惜以藥物弄瞎養女的雙眼,使得她可以将内心的悲痛化為歌曲的力量。
後來寡婦死于難産,松華掌握了“潘索裡”的演唱技巧,東戶則成了鼓手,但他也因為受不了養父俞本而離家出走……影片《悲歌一曲》雖然沒有直接講述東戶離家後的生活,但通過他的幾次電話傳遞出來的信息,暗示着他也過得不太如意,這點也讓他的鼓聲與姐姐松華的歌聲融為一體,充滿悲情。
曆史過往是帶着傷痛的時光,小人物的命運都和大時代的現實緊緊相連。而當下,韓國電影裡也是充滿着階級分化、中産焦慮等現實問題後的痛楚、悲情。今年斬獲戛納電影節金棕榈獎的《寄生蟲》,也是一部現實主義的悲歌。
《寄生蟲》劇照,生活在半地下室的一家人的短暫的歡樂時光。
影片開場不久就已經渲染出兩個階層明顯不同的生存狀态。一家四口生活在半地下室的宋康昊一家,一心努力想要借助社長一家往上爬。當一家人終于如願以償地以各種身份進入社長的豪宅後,一連串的意外也讓這個“寄生”計劃變成了泡影,甚至女兒也死于非命……無論對于宋康昊一家還是社長一家來說,最終都成了一場意外的悲劇。盡管影片裡是事發偶然,但其所折射出的階級對立等問題,卻是現實生活中實實在在的存在,隻是被奉俊昊導演藝術化地濃縮在了影片之中。
朱真淑等在《韓國電影:曆史、反抗與民主的想象》中就曾經提到,韓國電影不能脫離文化和曆史而獨立存在,它僅僅是文化和曆史發展總體趨勢的一個表征。何況,奉俊昊大學時念的也正是社會學專業,他的作品,無論是《殺人回憶》《漢江怪物》還是這部《寄生蟲》,都對大衆記憶始終保持着濃厚的興趣及尊重,并将其融入到影片的叙事之中。
現實主義題材的劇情片如此悲情,而即使是很多國家/地區都以浪漫為基調的愛情片,到了韓國導演的鏡頭底下,也往往洋溢着悲情的調子:《八月照相館》《向左愛·向右愛》《我腦海中的橡皮擦》……韓劇三寶——車禍、絕症、治不好,在韓國愛情片裡也是屢見不鮮。
悲情主義,成了打開韓國電影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鑰匙。
□阿木(影評人)
新京報編輯 吳龍珍 校對 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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