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仰視美國?來源：環球時報 美國财政部日前簽發一項針對伊朗的通用許可證，其主要内容是縮減對伊朗實施軟件/通信服務類别的制裁範圍，允許社交媒體平台、協作平台、視頻會議軟件及支持此類服務的相關業務公司等對伊朗的個人和公司提供服務同時鼓勵繞開伊朗政府向伊朗人民出口可以用來與政府網絡管控策略進行對抗的軟件與工具，特别是允許伊朗開發人員創建本土的反監視和反審查應用程序，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沈逸仰視美國?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沈逸仰視美國

來源：環球時報

美國财政部日前簽發一項針對伊朗的通用許可證，其主要内容是縮減對伊朗實施軟件/通信服務類别的制裁範圍，允許社交媒體平台、協作平台、視頻會議軟件及支持此類服務的相關業務公司等對伊朗的個人和公司提供服務。同時鼓勵繞開伊朗政府向伊朗人民出口可以用來與政府網絡管控策略進行對抗的軟件與工具，特别是允許伊朗開發人員創建本土的反監視和反審查應用程序。

這個通用許可證簽發的背景，是當前伊朗國内出現了動蕩局勢。在此過程中，伊朗政府對互聯網進行了管控，美國政府則采取了包括簽發針對伊朗通用許可證等在内的方式進行對沖。從伊朗國内的事态發展和美國以及西方國家的一般反應來看，就是2010年底到2011年初發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阿拉伯之春”的翻版。華盛頓的反應，則基本上延續了由希拉裡倡導的互聯網自由戰略，這次美财政部對出台新通用許可證的新聞解釋，與2010年1月7日希拉裡國務院晚餐會研讨成果保持了驚人的一緻。那次晚餐會的參與者之一後來發布實名文章，點出了研讨的核心成果：臉書、推特等平台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雖然那場研讨會已經過去12年，但希拉裡式的互聯網自由依然主導着民主黨決策核心的認識與看法。

就這份許可證及其背後的決策理念和思路而言，有三個顯著特點：

第一， 本屆美國政府堅持嘗試将互聯網及其相關應用變成美西方國家壟斷的專屬外交工具，以謀求獲得對單方面颠覆他國政權的非對稱優勢。希拉裡倡導的互聯網自由，就是美國及其盟友有運用互聯網社交媒體平台幹涉他國内政、颠覆他國政權的非對稱自由，而且美西方企業必須服從和服務于這一自由。所謂的“非對稱”，可以看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希拉裡意外輸給特朗普之後，美國内掀起了一股追殺臉書和推特兩家企業的政治風潮，理由是這兩家企業居然沒能有效阻斷希拉裡認定的俄羅斯的滲透及利用，居然讓莫斯科在美國複刻了“互聯網自由戰略”，左右了總統選舉結果；2020年總統選舉之後，特朗普被永久封禁社交媒體賬号，以消除其通過社交媒體的動員能力。因此，讓美國政府獲得相對其他國家的特定非對稱優勢，讓本國國内某些政治派系獲得對其他政治派系和人物的非對稱優勢，本屆美國政府的互聯網自由戰略已經得到比較清晰的暴露。

第二， 以美國企業無條件服從美國政府政治指令為核心特征的政商關系，是此類政策持續出台的制度基礎。私有化的自由市場經濟，是美國互聯網企業在全球持續打造的核心品牌，但無論是2010年希拉裡的互聯網自由戰略，2016年選舉後的政治圍剿，2020年選舉後的社交媒體平台獵巫式清算，又或者是現在伊朗陷入動蕩時的通用許可，都顯示出美式政商關系作為這類管控政策的制度基礎。美國公司被綁上了美國外交的“戰車”，毫不掩飾地成了外交戰略工具。華盛頓在使用本國企業貫徹落實美對外戰略時，最優先考慮的場景就是挑戰和颠覆他國政權，鼓勵和放大他國國内的政治與社會動蕩，尋求将美國企業生産的軟件産品，提供的軟件服務，聚焦于對他國的認知塑造與操控之上。

第三， 缺乏連貫與一緻的決策風格，基于多部門競争性官僚模式的政策制定，持續強化了美國相關決策的混沌特征。冷戰結束後，伴随時間的流逝，美國給世人的一個普遍感知是戰略決策和政策制定能力的持續下降。雖然美國的政策制定一直具有多部門競争性官僚模式的顯著特點，但政策混亂缺乏連貫性或者政策與要達到的目的相悖，給人以一種強烈的混沌感。以美國政府對伊政策實踐來看，伊朗國内無事且網絡運行正常時，華盛頓對伊朗實施嚴格的出口管制，不要說雲計算服務，就連《魔獸世界》這樣的遊戲都處于禁運範圍之内；等伊朗出了事、對網絡進行管控之後，華盛頓卻開始鼓勵各種産品和服務對伊朗的出口，甚至公開将出口的目标設定為“推動伊朗内部的政治動蕩”，乃至“颠覆伊朗政權”。美式霸權那種不可名狀的扭曲撲面而來。

不論是對于互聯網還是全球網絡空間來說，美國政府如此堅定地将互聯網企業和社交媒體平台當作推動“顔色革命”的工具，用這種毫不掩飾的方式，來推行像通用許可證這種象征性遠高于實用性的政策，都不是什麼好消息。對被牽涉其中的美國企業而言更是某種“死亡之吻”：其他主權國家今後完全可要求這些公司在進入其市場開展業務前，先“自證清白，不是美國政府的颠覆工具”。對美國政府來說，要其他國家認可和接受美國及其核心盟友擁有非對稱的颠覆其他國家政權的特殊權利，更是癡人說夢。對關心互聯網或者全球網絡空間前途及命運的行為體來說，如何構建有效的機制，排除美國帶來的這種不良影響，并尋求一種能夠有效超越且促進互聯網和全球網絡空間良性發展的實踐模式，将因此更具必要性和緊迫性。（作者是複旦大學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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