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金陵十三钗》知道了嚴歌苓,在中國,旅美作家嚴歌苓的作品是被改編成影視劇搬上銀幕最多的,從1995年《少女小漁》被改編成同名電影開始,先後有《天浴》、《小姨多鶴》、《金陵十三钗》等被改編成影視劇。
2012年10月,《第九個寡婦》又被搬上銀幕。
嚴歌苓、莫言、畢淑敏等人都是知名的作家,他們與郭敬明等文壇新秀之間有着明顯不同的文風,嚴歌苓作為海外華人代表女作家之一,話說回來嚴歌苓寫的翻拍基本上能火一把。
她的很多文學作品中體現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國形象。一系列描寫記憶中故土女性的作品有:《第九個寡婦》、《一個女人的史詩》、《小姨多鶴》等。特别是在這三部作品中,她塑造了三個身份不同,性格鮮明的女性形象即王葡萄、田蘇菲、朱小環,也是從大時代背景下描寫小人物的生存軌迹。
在三十年的小說生涯裡,因其特殊的成長背景和生存經曆,嚴歌苓始終孜孜以求于女性主義的現代話語表達,并在西方思想背景的啟蒙下,構建了一個又一個獨具魅力、影響深遠的女性形象。特别是在創作《第九個寡婦》的時候,她去到中國當時的河南農村進行素材的提取,力求最接近真實的中國,最真實的女性。
嚴歌苓:她被愛,那是因為她,值得
以嚴歌苓筆下多個女性形象為例,無論是《少女小漁》中小漁的純潔,《扶桑》中扶桑的無欲無求,《小姨多鶴》中多鶴的堅韌,《灰舞鞋》中穗子的天真,還是《一個女人的史詩》中田蘇菲的執着。這些都是她們性格中透露出的一種發自社會底層女性本真的和諧之美。
這種和諧體現在她們對待自然、自身、他人、社會等關系時多持有的态度,也與她們内心深處的中國古老和諧文化因子相關,中國女性看似活得懵懂、卑微,甚至是恥辱,但事實上她們也是真正懂得生活,擁有生命本真意義的群體。
《第九個寡婦》中的王葡萄,就完整地展現了一種來自中國民間大地的民族内在生命力量和藝術美的标準,作品背景在河南,取材也是發生在河南的真實事件,續寫童養媳王葡萄在土改時期被錯劃為惡霸地主的公公從死刑場上救回,藏匿于紅薯窖長達幾十年的故事。
從解放前寫到20世紀80年代,時間跨度四十年。
在故事中,孫懷青為了給自己的傻兒子娶媳婦,去黃河邊用兩袋面粉換來了王葡萄。
他一直把王葡萄當做童養媳來看待,但後來相處的日子越來越多王葡萄和他的關系更像是父女,用他自己的話講:“葡萄是半個閨女,半個媳婦。”,這也是為什麼王葡萄出嫁那天風光無限,用的都是城裡最新的形式,說明這個公公真的在把她當閨女看待。
小說改編電視劇總會有一些改變和删減,但它們所表達的意思都是相同的,那就是王葡萄的一生。
在故事中,王葡萄一生都處在社會最底層,她所生活的那段日子,是人民貧困、國家動蕩的時期,即便是面對如此困境,她依然樂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們常常把大地比作母親。
因為大地和母親一樣養育了我們,所以在《第九個寡婦》中,王葡萄身上的特質以慈悲、堅韌、寬厚和善良形成了“民間地母”的草根形象,她像大地一樣包容所有苦難,在中華民族這片土地上,不知道有多少女性如王葡萄一般活着。
“個體人格是存在與個别的不可重複的形式中的共相,是個别——獨特與共相——無限的結合。”,也就是說,王葡萄的個體人格不是憑空産生的,而是與置身的民間大地的内在精神息息相關。
她代表着民間精神力量。
其實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女性文學發展,就以三個層面來描述女性:
嚴歌苓描寫的王葡萄就很好的貫穿了這三個思想層面和生命階段。
第一層女兒:王葡萄雖然沒有姣好的女性姿容,但作者給了她少女時期的“口舌伶俐”,七歲就刷鍋、八歲搓花紡線、十三歲就能獨自外出,這些與樣貌不沾邊,也告訴我們王葡萄的性格和品性端正,唯一描寫她樣貌的是對她眼睛的描述:十二歲她看人時那雙“直戳戳的眼睛”和五十來歲時依然有一雙“直愣愣的眼睛”。
幾十年裡眼神不變,說明了眼睛背後是一顆不變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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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女人:成年之後,王葡萄開始體會到生活的酸甜苦辣,還有愛情帶給她的各種滋味,在成為女人之後,王葡萄也沒有終日寡言少語,而是有着專屬于自己的快樂,無論是在怎樣的環境下,她都是自主的、投入的、享受的,所以你可以看出她作為女性的恣意妄為,就算是與許多男子有過糾葛,她也依然保持自己的想法和對生活的自主駕馭。
第三層母親:到了這一點,就是一個女人的變化,王葡萄對孩子的關愛是一種天然自在的母性情懷,除此之外,王葡萄歲孫少勇的靈魂救贖還有對孫二大幾十年的冒死窩藏,是在現實意義上的神聖母性呈現,也就是“地母”形象。
對于她本人來說,她要在作為女性的獨有生命體驗裡綻放自己的生活之花,演繹自己的精彩人生,這就是對生命最好的诠釋。
嚴歌苓曾經說過,王葡萄是她的理想
王葡萄同嚴歌苓其他衆多女性形象一樣,逃不開政治、愛情、人性,但她與其他女性不一樣,王葡萄比扶桑命運更加坎坷、比柯丹更自由超脫、比小漁更加純樸善良、比田蘇菲愛得更猛烈、比馮婉瑜更愛勞動……
另外,寡婦的身份也賦予了王葡萄的不同。
“她們都是在1944年夏天那個夜晚開始守寡的。”《第九個寡婦》開篇如此突兀,卻直接與題目相呼應并引起了人們的期待視野,提高了作品藝術魅力,同時也交代了王葡萄的寡婦身份。
人性本無分善與惡,但修其善則為善,修其惡則為惡。
在文學作品中,寡婦形象本沒有一個是惡的,但因為社會環境的影響和個人意識左右,寡婦也有“黑寡婦”的分支,比如張愛玲筆下的曹七巧。但是王葡萄卻是被稱為“最快樂的寡婦”。但這個快樂并不像林語堂所認為的快樂源泉來自西方文化的寡婦,她是來自民間的,是一種民間的快樂。
王葡萄雖然是故事中的第九個寡婦,卻是當代文壇上第一個快樂寡婦。
嚴歌苓說“不要把自己作為是第二性,女人是無限體,隻要不被打碎打爛她一直可以接受。”
所以嚴歌苓所有的作品都在傳達這樣的信息,塑造的角色雖然都是中國傳統女性,但她卻颠覆了中國傳統的男女關系,再往深處挖掘就是體現了男女平等的觀點,這不僅是現實社會中對追求的,也很好的反映了中國婦女形象的無限可能,把女人的地位提到了與男人平等的位置上。
我們寫的也是同一種現實,我們每個人揭示着同一個現實的某個部分。
這句話可以在嚴歌苓的書寫中得到印證,她通過《第九個寡婦》等作品,揭示着中國曆史現實的某一部分,潛在地表明她對女性生存狀态的關注與反思。
現如今你們對這部劇還有印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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