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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科舉制度史上，宋朝是一個變化更革非常之大的時期，也是一個趨于完備、成熟的時期。

宋朝科舉是一種選拔官員的制度，也是一種籠絡士人的制度。這一制度包括貢舉、武舉、制舉與詞科、童子舉等；貢舉又分為進士、明經、諸科等科目。其中貢舉中的進士、諸科兩科取士人數最多、持續時間最長，其影響也最大。

宋朝科舉制度的一大特點，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變“恩歸有司”為“恩由主上”，以進一步鞏固和加強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統治。

第一，創立殿試制度，由皇帝親自掌握取士大權。

唐朝貢舉考試分為解試、省試兩級。解試由州縣長官主持，合格者解送至中央參加尚書省吏部(後為禮部)主持的考試，稱為省試。省試合格，即賜及第；不合格者，則黜落之。唐朝省試的取士大權，初由吏部考功司掌管，實際由考功員外郎主管；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以後，改由禮部掌管，實際由禮部侍郎主管。

應舉人稱主考官為“座主”，而自稱為“門生”，互相結為以提攜與感恩為紐帶的密切關系。唐朝還大興“行卷”之風，士人紛紛請托達官貴人延譽，以求及第。

宋初承唐及五代之制，仍分為解試、省試兩級考試。宋太祖開寶六年(973)，創立了殿試制度，使科舉取士變為解試、省試、殿試三級考試。殿試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對省試合格奏名舉人的覆試，又稱禦試、親試、廷試等，是三級考試中最高、最後的一級考試。

第二，廢“過堂”和“謝主司”之禮，改之為“朝謝”。

唐朝進士放榜後，須先到中書省都堂谒見當朝宰相，稱為“過堂”。其日，新及第進士随同知貢舉官至中書省，宰相們站立于都堂門内。堂吏通報：“禮部某姓侍郎，領新及第進士見相公。”狀元乃出列緻詞雲：“今月日，禮部放榜，某等幸黍成名，獲在相公陶鑄之下，不任感懼。”然後，自狀元以下，一一通報姓名。

“過堂”之後，還要向知貢舉官謝恩，稱作“謝主司”。“謝主司”一般在知貢舉官的府第或貢院舉行。第一次謝恩數日之後，還有再次謝恩，稱為“曲謝”，以确立和加深座主與門生的關系。

宋朝為了防止知貢舉官與及第舉人結為朋黨，太祖建隆三年(962)九月一日，即下诏曰：“今後及第舉人不得辄拜知舉官子孫弟侄。如違，禦史台彈奏。……兼不得呼春官為恩門、師門，亦不得自稱門生。”廢“過堂”和“謝主司”之禮，新及第舉人不再向宰相、知貢舉官謝恩，而是詣閣門，向皇帝謝恩，稱作“朝謝”，也稱作“門謝”。

狀元代表新及第進士向皇帝上謝恩表，顯示新及第進士是“天子門生”，以進一步鞏固和加強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統治。

第三，創立“特奏名”制度，“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唐朝開科取士，及第者固然欣喜欲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而落第者則“失意容貌改，畏途性命輕。時聞喪侶猿，一叫千愁并”；甚至铤而走險，如黃巢屢舉進士不第，與王仙芝販賣私鹽，最後起兵造反。

宋朝為了籠絡下第士人，遂在禮部“正奏名”之外創立了“特奏名”制度，即凡解試合格而省試或殿試落第的舉人，積累到一定的舉數和年齡，不經解試、省試，即由禮部特予奏名，直接參加殿試，分别等第，并賜出身或官銜的一種科舉制度。

因為是皇帝特予推恩，故也稱“特科”、“恩科”。據統計，有宋一代，特奏名出身者約有五萬人，占整個科舉及第人數的45%!

其目的就在于使廣大應舉人雖然累舉不第，但仍有積以舉數和年甲而獲得一官半職的可能，不至于完全絕望，铤而走險。

宋朝貢舉制度的第二大特點，是考試方法日益完備、嚴密，盡量實現“公開考試、平等競争、擇優錄用”的原則，以便充分發揮科舉制度選拔官員和籠絡士人的功能。

第一，公開考試：宋朝一般士人與有官人、工商業者有奇才異行者、宗室子弟等均可應舉。

在唐朝，一般士人沒有身份限制，均可以參加貢舉考試。但是，現任官員不得應舉。在宋朝，則打破了唐朝的這項限制。宋朝規定，由恩蔭補官或科舉人仕的現任在職的有官人，也可以再參加貢舉考試。

宋人将這種現任有官人參加的貢舉考試，稱作“鎖廳試”，意思是鎖上其官府的辦公廳而參加科舉考試。如元绛(1008―1083)，在仁宗天聖二年(1024)應進士舉，因殿試用韻有誤，賜同學究出身，後授官為淮陰縣主簿。天聖八年(1030)鎖廳應舉，賜進士及第，升任江甯府觀察推官，後官至參知政事(副宰相)。

唐承隋制，規定：“工商不得入仕。”而宋太宗淳化二年(992)三月十一日，诏曰：“如工商雜類人内有奇才異行、卓然不群者，亦許解送。”此例一開，實際上對工商雜類就沒有限制了。出身工商之家者，更可以參加科舉。如仁宗皇祐元年(1049)連中三元的馮京(1021一1094)，據說就是一個商人之子。

甚至僧人、道士之子也可以參加科舉。如北宋進士楊何，其父曾為道士，其母曾為尼姑。

在唐朝，宗室子弟不得參加科舉。宋神宗熙甯二年(1069)十一月，創立了宗室應舉制度，形成“宗子三科”，即宗室祖免親(五服以内的近親)賜名、授官後，可以像有官人一樣鎖廳應舉；非祖免親(五服以外的遠親)不再賜名、授官，可以像一般士人一樣應舉；祖免親無官者，可以像特奏名一樣取應。此後，每榜都有不少宗室子弟應舉登科。

如據《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是榜宗室登科者為17人；據《寶祐四年登科錄》，是榜宗室登科者則為84人。宋太宗的八世孫趙汝愚(1140―1196)，即于孝宗乾道二年(1166)鎖廳應舉，殿試第一，因系有官人，而降為第二，以榜眼賜進士及第，後官至右丞相。

第二，平等競争：嚴格考場規則，公正、準确評定試卷。

宋朝在考試方法上，采取了一系列防止徇私舞弊的措施，力求“平等競争”。這主要表現在嚴格考場規則、公正準确評定試卷等方面。

為了防止徇私作弊，以便應舉人公平競争，宋朝制定了各種考場管理制度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項。

其一，鎖院以防請托。

唐朝後期，知貢舉官确定之後，一般不直接入住貢院所以請托之風盛行，弊端百出。

《舊唐書》卷一六四《王播傳》雲：“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棄六七。”北宋初年，為了杜絕請托之弊，乃創立了鎖院制度。太宗淳化三年(992)“正月六日，以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958—997)等權知貢舉。易簡等以貢舉重柄，義在無私，受诏之日，五人便赴尚書省鎖宿，更不歸私第，以杜絕請托。物論嘉之”。“後遂為常例”。

宋朝鎖院制度不僅實行于省試，也推廣于解試與殿試。考試官從受命之日起，到放榜之日止，一直鎖宿于試院。這樣，就隔斷了考試官與其他臣僚及應舉人的聯系，使權臣近侍等人的請托難以得逞。正因為如此，鎖院制度也一直為元、明、清所沿用。

其二，别試以避親嫌。

從唐朝中期開始，即創立了對考試官親戚另外選官别試的制度。《新唐書·選舉志》雲：“開元二十四年(736)，禮部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别頭。”即對省試知貢舉官禮部侍郎的親戚故舊另設考場，由考功員外郎進行考試，稱作别頭試。但時行時廢，尚未形成定制。

到宋朝，别頭試則普遍實行于解試、省試，專門派遣考試官，單獨設立專場，另外規定錄取名額，成為一種回避親嫌的考試制度。殿試系由皇帝親自主持，皇帝即是主考官，無須避親，因此無别頭試。

但到甯宗開禧二年(1206)，亦因議者陳請，“诏自今在朝官有親屬赴廷對者，免差考校”。其用意亦在于避親。顯然别頭試對于防止考試官作弊是有一定作用的。這種避親制度也為後代所沿用。

其三，按榜就座，不得移易。

唐朝省試，應舉人分甲引試，坐于尚書都省廊庑之下，不排座次。宋朝省試，則在考試前一天排定座次，張榜公布；引試時，由監門官按姓名引入，依榜就座，不得移易。此制始于太宗雍熙二年(985)的省試。真宗景德二年(1005)，對“按榜就座，不得移易”又做了更加明确的規定。

此後殿試、解試也實行按榜就座制。如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殿試，即于崇政殿廊設幔，列座席，标明應舉人姓名。又揭榜公布所列次序，令應舉人看榜之後，依次就座。引試前排定座次，張貼座位榜，應舉人依榜就座，不得移易，這一制度一方面可以防止應舉人私相傳授作弊，另一方面也便于維持考場秩序。因此，此制也一直為後世所沿用。

其四，繼燭之禁。

所謂“繼燭”，是指貢舉考試時，舉人白天答卷未完，夜晚點燃蠟燭，繼續考試答卷。唐朝省試，卯時(晨五至七時)開考，酉時(晚五至七時)結束。如果答卷未完，一般可以給蠟燭二至三條，挑燈夜試，燭盡交卷。五代後唐明宗長興二年(931)，曾改令晝試，但旋即複舊。後周太祖廣順年間(951―953)，複用晝試，但未嚴格執行。

宋承周制，貢舉考試不許繼燭，但北宋初年仍未嚴格執行。真宗景德二年(1005)重申：“除書案外，不将茶廚、蠟燭等人，如酉後未就者，駁放之。”

此後不但實行于省試，而且普遍實行于解試和殿試。一般卯時(晨五至七時)入試，酉時(晚五至七時)納卷而出。南宋時，殿試偶爾也有出于特恩例外賜燭者，然而唱名時須降甲、降等。禁止繼燭，盡用晝試，這樣，在光天化日之下，應舉人作弊就比較困難了。

其五，挾書、傳義、代筆之禁。

挾書之禁始于唐朝，但并未成為定制。五代後唐時雖曾将禁止挾書載入貢舉條制，但也未認真實行。北宋時期始嚴挾書之禁，成為一種制度。如專門設監門、巡鋪等官吏，進行搜索、巡查；一旦查獲，即嚴加處罰。挾書之禁不僅實行于省試，而且普遍實行于解試、殿試。如史籍記載南宋殿試挾書之禁雲：“其士人隻許帶文房及卷子，餘皆不許挾帶文集。士人入東華門，各行搜檢身内有無繡體私文，方行放人。”

傳義指遙口相傳或傳遞文字。傳義之禁始見于宋初。太祖乾德二年(964)即規定：“如有遙口相授傳與人者，即時遣出，不在試限。”神宗元豐元年(1078)，又重新删定了“進士傳義之法”。元、明、清亦有傳義之禁。

科場規則中還有一項重要規定，即禁止代筆。代筆之禁始見于五代後周世宗顯德二年(955)，宋朝多次重申。同挾書、傳義一樣，代筆之禁也普遍施行于解、省、殿試。雖然有此嚴禁，但代筆之事時有發生。

為此，宋朝又采取了許多措施。一是許人告發，告獲者給以獎賞。如孝宗乾道元年(1165)曾規定：“如士人告獲，與免一次文解；諸色人賞錢三百千。”二是對比字畫。讓應舉人親自書寫卷首家狀，解、省試合格之後，對照家狀與試卷的筆迹，以防假冒。三是行覆試之法。如理宗寶祐年間，“鄉貢、監補、省試皆有覆試”。

總之，以上各項考場管理制度，都是為了保證科舉考試能夠平等競争和有條不紊地順利進行。

在貢舉考試方法上，試卷評定是十分重要的一環。宋朝為了擇優錄用及示人至公，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評定試卷制度更加趨于嚴密，趨于合理。

其一，禁“公薦”，罷“公卷”，“一切以程文為去留”。

在唐朝，“每歲知舉官将赴貢院，台閣近臣得保薦抱文藝者，号曰‘公薦'，然去取不能無所私”。因而唐人王冷然說：

“今之得舉者，不以親，則以勢；不以賄，則以交；未必能鳴鼓四科，而裹糧三道。其不得舉者，無媒無黨，有行有才，處卑位之間，仄陋之下，吞聲飲氣，何足算哉!”

可見，所謂“公薦”，雖然也有某些真才實學之士通過舉薦而科舉及第，但更為士家子弟壟斷科舉大開方便之門。大多數一般士人無由交結權貴，無人推薦，則隻能望榜興歎!這顯然是察舉制度的殘餘，其弊不言自明。

北宋建立不久，就多次下诏禁止“公薦”。如太祖乾德元年(963)九月，“诏禮部貢舉人，自今朝臣不得更發公薦，違者重置其罪”。開寶六年(973)四月，太祖又頒布了詳細的處罰條例：“今後凡中外文武官僚薦囑舉人，便即主司密具聞奏。

其被薦舉人勒還本貫重役，永不得人舉場；其發薦之人，必行勘斷。犯者許逐處官吏及諸色人陳告，如得實，應幕職及令錄當與升朝官，判司簿尉即與本處令錄；其諸色人賞絹五百匹，以犯事人家财充，不足，以系省絹添支。”

另外，在唐及五代，應舉人除向達官貴人投獻詩賦論等作品，即“行卷”以求公薦之外，還要向省試知貢舉官投納“省卷”，亦稱“公卷”，以供觀其素業。唐朝後期，知貢舉官甚至主要根據“公薦”、“公卷”決定棄取高下，而舉人的程文即試卷所起的作用反而甚小。

宋初，踵唐及五代之制，解試、省試猶用“公卷”。蘇頌(10201101)雲：“公卷一副，古律詩、賦、文、論共五卷。”用“公卷”，往往弊端叢生。如進士所納“公卷”，多假借他人文字，或用舊卷裝飾重行書寫，或被傭人易換文本，緻到省試時無憑考校。

于是，真宗景德二年(1005)十二月五日，禮部貢院上言：“請自今并令親自投納，仍于試卷上親書家狀。如将來程試與*公卷’全異，及所試文字與家狀書體不同，并駁放之。或多假借他人文字，辨認彰露，即依例扶出，永不得赴舉。

其知舉官亦望先一月差入貢院，考校*公卷’，分為等第，如事業殊異者，至日更精加試驗。所冀抱藝者不失搜羅，躁進者難施僞濫。”诏從其請，遂成為定制。

上述關于“公卷”的新制雖較前頗有改進，但仍難防假借他人文字之弊；而且成千上萬人齊赴解、省試，按“公卷”一副共五卷計算，省試則有三、四萬卷之多即使知舉官提前一個月差人貢院，又如何能詳考等第?“公卷”既無憑考校，又無暇考校，行之何用?除了為勢家子弟大開方便之門以外，隻能是一種累贅。于是，慶曆元年(1041)八月十一日，權知開封府賈昌朝(998一1065)上言：“故事，舉人秋賦納*公卷’。今既糊名、譽錄，則公卷但錄題目，以防重複，不複觀其素業，請罷去。”诏“從之”，自是不再納“公卷”。

慶曆元年之後，既禁“公薦”，又罷“公卷”，因而程文遂成為評定藝業、決定去取得唯一根據，即陸遊(1125―1210)所說的“一切以程文為去留”。這樣以一紙試卷定命運，難免有相當大的偶然性。但它避免了實行“公薦”、“公卷”所必然帶來的弊病，對于公開考試、平等競争、擇優錄用是有一定積極作用的。因而，也就成為元、明、清各代的不易之制。

其二，創立封彌、譽錄制度。

封彌，又作彌封，亦稱糊名，是将試卷上的應舉人姓名、年甲、三代、鄉貫等密封或去掉，代之以字号，以防考試官在評定試卷時徇私作弊的一種制度。糊名之制最早實行于唐朝選人的铨試和制舉考試，但隻是在武則天及唐玄宗時一度施行。五代後周廣順初年，亦曾在貢舉中實行糊名考校，但旋即廢罷。到了北宋，封彌才成為貢舉考試中的一項重要制度。

宋朝的封彌考校，始于太宗淳化三年(992)的殿試。此後不久，又推廣到省試和解試，并對封彌考校作了具體規定。如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新定《親試進士條制》雲：“舉人納試卷，内臣收之，先付編排官去其卷首鄉貫狀，以字号第之”，待考定等第後，“始取鄉貫狀字号合之，乃第其姓名、差次并試卷以聞，遂臨軒唱第”。

但是，封彌之後，尚未能完全杜絕試卷考校中的作弊。因為，考試官還可以通過辨認筆迹得知試卷出自何人之手。為了堵塞這一漏洞，于是又創立了譽錄制度。據現有史料，殿試譽錄始見于真宗景德二年(1005)，此後，也很快推行于省試及解試。

其三，分等考第，多級評定。

唐朝評定試卷主要取決于主考官一人，或者再加上其所延聘的“通榜”。宋朝則一般為三級評定。如省試則“士人卷子先經點檢官(點檢試卷官)批定分數，然後參詳官審訂其當否，而上之知舉(知貢舉、同知貢舉)，從而決其去取高下”。

所考等第雖不甚詳，但點檢試卷官、參詳官、知貢舉三級評定制度是很清楚的。殿試則實行初考、覆考、詳定三級評定制度。試卷封彌、謄錄之後，先送初考官評定等第；然後将初考官所定等第封彌之，再送覆考官重定等第；最後送詳定官，或從初考，或從覆考，如初、覆考皆未當，則具上奏别立等第。這樣，便于使試卷的評定更加公正、準确。其目的在于“參用衆見，以求實才”，并防止閱卷官作弊。

唐朝解試考試成績合格，即由州府長官舉送至禮部參加省試。關于解試合格名額即解額，初無定數，開元二十五年(737)敕：“應諸州貢人，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此數。”如德宗貞元九年(793)，泉州得解舉人即有八人。“玄宗時，士子殷盛，每歲進士到省者常不減千餘人。”明經往往多于進士之數。

宋初解額亦無定數，如太宗時每舉大約為一萬餘人，如淳化三年(992)正月丙辰朔，“諸道貢舉人萬七千三百，皆集阙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五月二十四日，“因有司之上言，限歲貢之常數”，遂下诏曰：“其令禮部于五年最多數中，特解及五分”。

具體數字史載未詳，據推算，約六、七千人。治平三年(1066)改三歲一開科場之後，每舉解額也約為六、七千餘人。南宋解試大約也在七千人左右。

省試合格人數，唐初亦無定額，中期之後雖有定額，但卻常有變化。如德宗貞元十八年(802)五月敕：“明經、進士，自今以後，每年考試所拔人，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如無其人，不必要補此數。”

文宗大和九年(835)中書門下又奏請：“準大和四年格，[進士]及第不得過二十五人，今請加至四十人。

明經準大和八年正月敕，及第不得過一百一十人，今請再減下十人。”開成三年(838)之後，進士“改每年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宋初，省試合格奏名人數亦無常額，大約為參加省試舉人的十分之一左右。

至仁宗天聖五年(1027)，始诏“進士奏名勿過五百人，諸科勿過千人”。皇祐五年(1053)，又诏“進士限四百人，諸科毋得過其數”。治平三年(1066)改為三歲一開貢舉，則規定：“禮部奏名進士以三百人為額；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

至北宋滅亡，七十多年間，迄未改變。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宋室剛剛再建，道路梗阻，無法赴行在所省試，遂暫于諸路類省試，其省額改為凡正解、免解舉人類省試終場者，以十四人取一名，餘分不及十四人亦取一名。孝宗隆興元年(1163)，由于免解人多，改以十七人取一名，自後遂為定制。

至于殿試，北宋前期，殿試試卷評定在第一至四等者為合格，第五等及“不考”、“纰缪”者則黜落。哲宗元祐三年(1088)知貢舉蘇轼上疏言：“祖宗舊制，過省舉人，一經殿試，黜落不少。”如太宗端拱二年(989)，禮部奏名合格進士陳堯叟(961一1017)以下368人，殿試僅取陳堯叟以下186人，被黜落者竟占參加殿試人數的49%!

自仁宗嘉祐二年(1057)起，殿試非“雜犯”不複黜落。神宗元豐年間，“雜犯亦或取錄，遂使過省舉人便同及第，縱使纰缪，亦玷科舉”。哲宗元祐八年(1093)三月，則明确下诏曰：“其雜犯舉人未得黜落，别作一項聞奏。”

此後殿試“雜犯”者，或特恩與同學究出身，或與下州文學。殿試的作用，主根據殿試的成績重新排列及第的甲次。

唐朝進士及第分甲乙兩等，但大多為乙科；諸科分甲乙丙丁四等。宋朝進士則分為五甲。北宋前期，一般是第一、二、三甲賜進士及第賜進士出身，第五甲賜同進士出身。也有分為四等或六等者。北宋後期至一般是第一、二甲賜進士及第，第三、四甲賜進士出身，第五甲賜同進士出科始分為三等，後分為五等，自九經以下，分别易及第、本科出身、同出身時，進士殿試第一人稱狀元，或稱榜首、狀頭，第二人稱榜眼，年最少者光至南宋中期，開始專稱第一名為狀元，第二名為榜眼，第三名為探花。

總之，上述種種考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公開考試、平等競争、擇優錄用”的原則，對于選拔官員及籠絡士人都是具有重要作用的。當然，這些方法并不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至公無私”，其防弊措施雖多，但也防不勝防。

另外，在政治清明時期，這些考試制度尚可得到比較認真地執行；在政治昏暗之時，則會名存實亡，如同虛設，如南宋權相秦桧(1090-1155)擅權之時就是這樣。其子秦熺、孫秦埙，先後被知貢舉奏為殿試第一人，因有官，按慣例才改為第二、第三人及第。

秦桧肆意破壞科舉考試制度，使之成為其擅政專權、為其子孫竊取巍科、拉攏私黨充塞仕途的工具。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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