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邊塞詩人的審美趣味與邊塞風情

摘要：在盛唐詩歌園地中，邊塞詩可謂為一朵奇葩，它以其獨特的短材和風格，在盛唐詩壇

上獨樹一幟，千百年來，人們都不約而同的對之歎為觀止。但縱觀整個詩歌發展史，我們卻

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盛唐詩的其他題材作品都可追根溯源，下尋餘脈，唯獨邊塞詩兀然獨立，雖然此前不乏此類題材作品，此後也有許多拟作，然均非盛唐邊塞詩風貌，甚而至于

一提到“邊塞詩”，人們便自然想到盛唐，似乎其他時代就不存在邊塞詩似的。這一文學現

象的出現，固然與“盛唐氣象”有關，但如果細細研讀具體作品，我們還可以從詩歌本身所

蘊含的審美意蘊，更切近地解釋這一特殊的文學現象。

關鍵詞：盛唐；邊塞詩；審美

一、引言

從美學的角度來看,邊塞詩歌在其創作的動機、創作過程和創作效果上,身體力行地先行了後世所歸納的崇高的精神,從四個層次驗證了崇高的品格規範。即:在人生理想實現中的投筆從戎的慷慨、激越美;在邊塞生活中雪原大漠的奇特、蕭瑟美;在建功事業中的穿越異域的從容、悲壯美;在現實悲怆中思鄉戀土的人性、豪邁美。可以說,邊塞詩歌以其崇高的特質,反映出當時人們普遍的心理特征。民族的自豪感内在地制約着國家的命運,拓土擴疆的國策又暗和民族的開放和擴張的意識,

二、投筆從戎的慷慨

邊塞詩歌是儒家知識分子人生價值實現的完美體現,是儒家“兼濟天下”理想的人格寫照,是理性精神與自我意識的酣暢揮灑,故其充滿人生價值的理性光環。在人格精神上“如登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的慷慨與激越有别于山水田園詩人内心自省、“獨善其身”的憂郁、淡泊的内斂,而處處折射“治國,平天下”理想的外斂意識。他們或大處以國家、社稷為重,開疆拓土,戍邊禦辱;或小處以人生、仕途為念,建功立業,激揚人生。“這條道路首先似乎是邊塞軍功。‘甯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從高門到寒士,從上層到市井,在初唐東征西讨、大破突厥、戰敗吐蕃、招安回纥的‘天可汗’(太宗)時代裡,一種為國立功的榮譽感和英雄主義彌漫在社會氛圍中。”邊塞詩的盛行,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礎和文化背景。中國的文人,大都關乎天下,關乎國家的命運,關乎民族的前途,關乎民生的疾苦。儒家“兼濟天下”、“濟蒼生”、“安社稷”、“安黎元”的思想願望和拯物濟世的政治理想,造就了唐代詩人獨特的人格傾向。以天下為己任,是共同的潮流和趨向。兼之政治開明,科舉取士,廢除九品中正,以明經、進士等常科及其他的制科考試來選取官吏,為中下層文人提供了較為寬廣的前途,激發了他們對功名的種種幻想,也使當時的文人極具進取的胸懷。文化上儒釋道三教鼎立,百家争鳴,各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不斷交流,又使人文精神更具深厚的内涵。

“遍觀百家”、“好語王霸大略”、“喜縱橫任俠”成為文人追求的風尚。因此儒家入世情懷,奠定了文人忠心報國精神的基本走向。而不甘儒生寂寞,不甘窮經皓首的理想,又使縱橫家的風範盛行一時。遊俠“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的人生态度,成為當時文人至真的追求,建功立業似乎是實現自我價值的必由之路。于是,國力強盛的時代,便出現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種激越昂揚、達觀進取的時代精神,這種精神培育了文人慷慨的熱情和理想,而從軍戍邊便為于科舉之外的另一種實現自身抱負、理想和價值的時尚和選擇。更為重要的是,邊塞詩人大都蔑視科舉的碌碌庸俗,共同選取邊塞建功這一悲壯的宏圖偉業。他們歌頌唐王朝的非凡武略,充滿了英雄主義和獻身精神的慷慨與激越,表現出“莊嚴偉大的思想”,以奮發激昂的崇高美,顯示人生的偉岸和悲壯。

“常懷感激心,願效縱橫谟”(高适《塞上》),“離魂莫惆怅,看取寶刀雄”(高适《送李侍禦赴安西》),“願為腰下劍,直為斬樓蘭”、“橫行負勇氣,一戰靜妖氛”(李白《塞下曲》),“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宴”(李白《永王東巡歌》),“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杜甫《後出塞》)等,反映出當時文人對邊塞的積極向往和建功立業的不悔選擇。

“萬裡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高适《塞下曲》)

“聖主賞勳業,邊城最輝光”(岑參《東歸留題太常徐卿草堂》)

從兩個最富盛名的邊塞詩人的抱負中,我們不難看到文人慷慨激越的理想。以萬裡不惜死的代價,去博取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的成功。而在盛唐這個傲視群雄的時代,最能體現蓬勃精神實質的就是“聖主賞勳業,邊城最輝光”這條邊陲建功、開疆禦土的道路,其中之達觀、進取是漢民族自信意識和強大國力升華的集中體現。在他們的心中,縱橫沙場才是人生最富人格精神和理想的舞台,投筆從戎才是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不二抉擇。于是,窮經據典、科舉文士便成為他們大笑和嘲諷的對象。他們不屑于儒生平凡的人生,嗤鼻于書齋的庸碌考據,将自己人生的理想投射到更為宏偉的事業中,“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的軍旅生活,才是他們報效國家,激越人生的寫照。故其慷慨與悲壯可略見一斑。

三、雪原大漠的奇特

邊塞的奇異風光,雪原、大漠的自然景象,以不同中原山水田園的清新而顯示奇特的嚴酷。詩人在幽僻、荒涼的境界中極寫邊塞意象,以奇特、蕭瑟寓意景色的悲涼壯觀與邊塞的艱苦卓絕。因而,邊塞風物就如同康德所說“形式無邊,且變化多端,不但我們的理解力把握不了,而且我們的想象力也把握不了,我們隻有憑借超感官的理性,在心靈的想象中來把握。”詩人的心靈為它所震懾、所占有,進而轉化為一種敬佩和驚歎的情感。于是,詩人注目于邊塞壯麗遼闊的奇異景物,抒發他們馳騁疆場、殺敵禦辱的豪邁情懷。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說:“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岑參的詩歌,浩瀚的荒漠,卷石的狂風,火山的烈焰,熱海的蒸騰,以及異域的長雲、霜雪,氣勢恢弘,格調深遠,精神豁達。從數學的崇高和力學的崇高的兩方面,以新奇的、不同于中原的風物而作為詩歌的描寫對象,其真正的意義在于描寫邊塞景物的浩瀚無垠,新穎獨特和充滿野性,給詩人和讀者造成恐怖和可怕的同時,也引起人們的崇高和敬佩的感覺,從審美的層次達到博大、雄偉的氣勢及強烈的情感震撼,趨向于崇高的把握。從而給人回腸蕩氣的審美感受。“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雲厚。火雲滿山凝未開,飛鳥千裡不敢來。”(《火山雲歌送别》)就是這飛鳥絕迹的殘酷環境,征夫卻要千裡跋涉。“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海上衆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卻肥。”(《熱海行送崔侍禦還京》)則以西域流傳的神話故事,經過自己的加工,刻意渲染了一個浪漫奇異的境界:飛鳥不敢在海上翺翔,魚兒在沸騰的海水中遊弋,中有鯉魚長卻肥以豐富的想象勾畫異域的風光。此外,諸如“雪海邊,平沙茫茫黃入天。輪台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鬥,随風滿地石亂走。”、“異域陰山外,孤城雪海邊。秋來唯有雁,夏盡不聞蟬。”(《首秋輪台》)、“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馬去疾如鳥。都護行營太白西,角聲一動胡天曉。”(《武威送劉判官赴碛西行軍》)、“今夜未知何處宿,平沙茫茫絕人煙”(《碛中作》)等,似乎都在以蒼涼的筆調描寫邊塞的荒涼、嚴寒和寂寞,但處處都飄溢着新奇和豁達,充滿着浪漫主義的樂觀情趣。王維也有許多邊塞風物的描繪,“十裡一走馬,萬裡一揚鞭。都護軍書至,匈奴圍酒泉。關山正飛雪,烽火斷無煙。”(《隴西行》)專注于關山飛雪、烽火無煙。“萬裡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祖詠《望薊門》)、“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王昌齡《從軍行》其五)、“校尉羽書飛翰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高适《燕歌行》)、“血淨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高适《塞上聽吹笛》)等,以“積雪”、“曙色”、“大漠”、“翰海”、“狼山”、“黃昏”、“明月”、“羌笛”、“戍樓”、“狂風”等意象構築了邊塞獨有的自然景物和氣象,在描摹邊塞的艱苦和殘酷的同時,以時代的責任抒發着達觀、自信和悲壯的感懷。借助熱情的想象和高度的誇張,表現一種雄奇、粗犷與渾厚的境界。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晉衾薄;将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着。翰海闌幹百丈冰,愁雲慘淡萬裡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台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詩歌寫塞外八月飛雪的奇景,塞外的寒冷,北風的蕭瑟,漫天的飛雪,以“春風”使千樹萬樹的梨花盛開為喻,把異域的風物賦予濃濃的春意和蓬勃的氣息。胡天飛雪的變幻,增添了詩人的驚喜與好奇。而“千樹萬樹梨花開”則透露着邊塞風物的新奇和壯美,極具浪漫的氣息。之後,描寫八月軍營的寒冷,極盡冰天雪地之能事。接着,抒寫送别宴會的情景及天山壯别的宏厚詩意。全詩“充滿奇情妙思。作者用敏銳的觀察力和感受力捕捉邊塞奇觀,筆力矯健,有大筆揮灑(如‘翰海’二句),有細節勾勒(如‘風掣紅旗凍不翻’),有真實生動的摹寫,也有浪漫奇妙的想象(如‘忽如’二句),再現了邊地瑰麗的自然風光,充滿濃郁的邊地生活氣息。全詩融合着強烈的主觀感受,在歌詠自然風光的同時還表現了雪中送人的真摯情誼。詩情内涵豐富,意境鮮明獨特,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對于崇高的理解,并不隻是新穎奇特,而是以更多的驚歎或崇敬來描摹邊塞的雪原和大漠,來渲染深含其中的奇特、蕭瑟之美。

四、穿越異域的從容

邊塞詩人大多都有入邊、戍邊、使邊的經曆,在邊塞的境界中感慨國家的命運,報國的熱情,殺敵禦辱的決心,并以此作為“神聖的事業”。周谷城在《中國通史》中将唐帝國的強盛概括為“文化的優越、産業的優越及軍事的優越”,軍事上對東部及東北部諸族如高麗、奚、契丹,西部及西南部諸族如吐谷渾、吐蕃,北部及西北部諸族如突厥、回纥等進行征服和鎮壓,并使之臣服,其地域也逐漸納入了唐朝的版圖,故疆域遼闊。唐“嘗于緣邊要地,設置都護府,以控制新得之地,并鎮壓邊地居民。”由于不斷地拓邊、屯邊、戍邊,盛唐詩人大多都有入邊、遊邊和使邊的經曆。當時“文人也出入邊塞,習武知兵。初、盛唐的著名詩人們很少沒有親曆過大漠苦寒、兵刀弓馬的生涯。”入邊即是入幕,胡震亨在《唐音癸簽》中論述:“唐詞人自禁林外,節鎮幕府為盛。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參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嚴武,比比皆是。蓋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緣幕府,蹑級進身。”就辟外幕和因緣幕府是兩種文人入邊的不同概括,前者以國事為重,後者以仕進為圖;遊邊“同唐代士人的漫遊之風有關,但遊邊也并非都同于具有旅遊性質的一般漫遊。由于入邊幕是盛唐文人仕進的一條途徑,所以有些文人遊邊也兼帶着尋找入幕機會的目的。”[7]如同李白一遊巴蜀。二遊走遍大半個中國,希望“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因而“仗劍去國,辭親遠遊”。這是漫遊并求仕的時期。三遊于洛陽遇杜甫,于汴州逢高适,然後三人同遊梁園、濟南,分手後,李白又南遊江浙,北涉燕趙,往來齊魯間。唐代文人漫遊之風可略見一斑。于是,盛唐詩人便有高适北上薊門,漫遊燕趙,岑參北遊河朔,王昌齡遊曆河隴,無不以報國求仕為目的。而燕趙、薊門、河朔、河隴等地是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生存空間的分水嶺,是中原農耕文化與西部、北部遊牧文化的結合部,就是當時的邊塞;使邊也是盛唐詩人出入邊塞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肩負着特殊的軍事、政治、外交的責任,他們或赴邊宣旨,或交割任離,或解運糧兵,或巡視邊陲,或交流異族,或溝通西域,使命不一。高适任封丘尉時,曾送兵到邊塞而著有《送兵到薊北》、《使青夷軍入居庸三首》等詩篇。王維也以監察禦史之職出使河西、榆林、新秦郡等地,寫有《使至塞上》、《出塞作》、《榆林郡歌》、《新秦郡松樹歌》等。最著名的使邊詩歌莫過于他的送别詩《送元二使安西》,“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以“三疊”之曲寄予使邊安西的元二。

此外,邊塞的情況要及時奏知朝廷,便有頻繁來往于京城與邊塞之間的使者,岑參《逢入京使》中的“入京使”即如是。無論是由京使邊,還是由邊入京,都以特殊的使命接觸了邊塞。在唐朝蓬勃的帝國時代,肩負着國家和民族的重任,以守土禦邊、建功立業為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邊塞詩人,無不以邊塞作為刻畫自身仕途和前途的中心,熱情的理想守望着蒼涼的疆域,奮發的使命寄托于浩瀚的大漠。遠赴邊陲的從容,透露着整個時代的剛強與悲壯。崇高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于“慷慨激昂的感情”,這種感情源于唐王朝國力強盛,富有開放和擴張的時代氛圍,漢民族的優越自豪感、愛國主義和擴張主義結合于一身,在邊戰頻繁的邊塞,人們投身于儒家的功名理想,歌頌戰争所帶來的激動和悲傷。在嚴肅、莊重的的熱情中領略邊塞所有能給人奮進的感懷。岑參的詩歌大量地描寫了經曆邊塞的生活,展現出慷慨激昂的熱情,以忠君報國和建功立業的的激情,笑對荒涼的大漠。其《奉陪封大夫九日登高》、《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獻封大夫破播仙凱歌》等都以贊歎友人的輝煌戰績為主,兼之描寫軍營艱苦的生活,表達自己勤勞王事的決心和激情,字裡行間絕無絲毫的的哀怨,透露的是入邊的慷慨和激昂。“男兒感忠義,萬裡忘越鄉”的态度,使崇高成為人們當時的共同的心理走向,而在這個蓬勃的時代中應運所産生的是崇高的審美情緒。

殷璠《河嶽英靈集》中說:“颢年少為詩,名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說盡戎旅。”崔颢詩歌“忽變常體”是他在開元後期北上入河東軍幕時創作的邊塞詩。其邊塞生活,使前期詩歌的狂放和輕薄變為邊塞的風骨凜然,如《贈王威古》、《古遊俠呈軍中諸将》等,在詩中極顯豪俠氣概,“仗劍出門去,孤城逢合圍。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歸。”

高山代郡東接燕,雁門胡人家近邊。解放胡鷹逐塞鳥,能将代馬獵秋田。山頭野火寒多燒,雨裡孤峰濕作煙。聞道遼西無鬥戰,時時醉向酒家眠。(《雁門胡人歌》)

其詩氣格雄健,描摹邊境如在眼前。戎旅生涯則更具陽剛之氣。可見,盛唐詩人的入邊、遊邊和使邊,使出塞成為一種時尚和風氣。他們共同經曆邊塞生活,體驗不同于中原的異域風光,以自己直接的經驗或間接的感受描繪長河的落日與大漠的孤煙,并由此感悟人生的壯闊。“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儒生品格,拯物濟世的政治理想,縱橫禦辱的時代責任,下“憂黎元”的人格風範。使他們成為一個時代的象征和标志,成為“盛唐氣象”和精神的完美體現。

五、思鄉戀土的豪邁

邊塞詩人以國事為重,以建功為懷,處處透射着理性的責任與夢想。在抒發慷慨激越的立業的強烈意識之外,又不乏纏綿的兒女情長,這就是邊塞詩歌中所表現的大量思鄉戀土情結。表面上看,邊塞詩人所追尋的是儒家的“治國,平天下”層面的人生境界,以“兼濟天下”為至真至美的理想,因而,對國家的忠誠和責任使他們不能過多顧及家庭。“修身,齊家”作為一種基礎,支撐着他們人生和前途的信念,對親人的思念,絕非世俗的朝思暮想,而是“忙裡偷閑”的深情關注。邊塞詩人和山水田園詩人的最大區别就在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着重點不同。盡管山水田園詩人也經曆了“修身,齊家”層面的準備和積累,也以“治國,平天下”為自己的終極目标,但由于仕途的坎坷和艱難,他們大部分都以絕望的心境放棄儒家最高的人生追求。于是,道家的無為和佛教的參禅便成為他們思辯的中心,在人生的軌迹上又回歸“修身,齊家”層面的人生反思和回味。注重人生錘煉的個體内斂意識是山水田園詩人的标志,和邊塞詩人注重群體外斂意識有着明顯的區别。所以,邊塞詩人在詩歌中極盡“治國,平天下”的情懷,揮灑豪邁的理想。但同時又以平常的人性表達思鄉戀土的人之常情。重要的一點在于,邊塞詩人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是遠赴邊陲的衛國将士,是铮铮鐵骨的血性男兒,他們“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的人生态度,使對家鄉和親人的眷戀絕無“楊柳依依”和“春日凝妝”的脈脈含情,更多的是“鐵馬秋風”和“關山月笛”的一往情深。

“西向輪台萬裡餘,也知鄉信日應疏。隴山鹦鹉能言語,為報家人數寄書。”(岑參《赴北庭度隴思家》)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鐘淚不幹。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岑參《逢入京使》)

“以行雲流水之筆,寫纏綿悱恻之情,而出語淡然,又不流于哀怨,故千古傳誦。”

“聞說輪台路,年年見雪飛。春風曾不到,漢使亦應稀。白草通疏勒,青山過武威。勤王敢道遠,私向夢中歸。”(岑參《發臨洮将赴北庭留别》)

詩歌極盡嚴寒之能事,描寫傳聞中的輪台路,是春風也到達不了的、年年大雪紛飛的地方。故而,将士盼望的是從故鄉遠來的“漢使”,足見他們思鄉的深切。但國事為重,勤王道遠,盡管離鄉日久,面對白草、青山,經過疏勒、武威,他們還是将親人的重逢寄予甜蜜的夢中。

王昌齡的《從軍行》,以樂府古題抒寫戰士愛國立功和思念家鄉的心情。其中有的詩歌面對長期戍邊的将士,直接描寫他們的“邊愁”,既以理性闡釋建功立業的行為,也以感性認同他們無盡的鄉思。

“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裡愁。”

“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離别情。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

兩首詩歌都寫聽曲而引起的愁思,以景物為中介,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前詩由高樓黃昏的海風,烘托出樂曲引發的萬裡相思的情感;後詩借長城月夜的蒼涼景色來襯托樂曲的離别之情。這些詩歌雖以“邊愁”入詩,但思鄉的情感盡脫尋常溫柔的兒女之情和纏綿的悱恻傷懷,顯示出意境的雄渾開闊,故而情調激越悲亢。

六、結語

應該說明，盛唐邊塞詩的内在蘊含相當豐富，它不僅在内容上豐富多彩，在藝術上也創造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美學境界，各種詩體竟相生輝，值得我們去認真品味。

參考文獻

[1]蕭滌非,等.唐詩鑒賞辭典[Z].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3.

[2]周谷城.中國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3]陳鐵民.關于文人出塞與盛唐邊塞詩的繁榮[J].文學遺産, 2008, (3).

[4]呂慧鵑,等.中國曆代著名文學家評傳:第二卷[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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