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是近年來英美左翼運動的關鍵詞，不管是“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還是“Metoo”運動，關注女性、“有色人種”等權益成為了英美左翼運動的主流，并形成了一套“政治正确”的輿論氛圍。但是，就如許多左翼人士看到的那樣，原先擁護英美左翼的貧困社區，卻成為了這輪右翼民粹主義崛起的基本盤。為何英美的貧困社區會由左轉右？“身份政治”是否讓英美的左翼運動中産階級化？

戴倫·麥加維成長于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南部的貧困社區，他身兼作家、藝人、專欄作者多重角色。戴倫曾在英國廣播公司（BBC）蘇格蘭頻道的八個節目中登場，以成長于貧困社區的經驗，探讨反社會行為和貧困問題的根本成因。他的首部著作《英國下層階級的憤怒》獲得了2018年的“奧威爾獎”。在這本書裡，他以随筆閑談的方式，從自身的視角出發，帶領讀者一同走入英國下層階級民衆的生活，直擊他們的困境與心聲。他指出，“身份政治”的中産階級化，是貧困社區脫離左翼運動的成因。以下經出版社授權，摘選自《英國下層階級的憤怒》一書。

原作者 | [英]戴倫·麥加維

摘編 | 徐悅東

《英國下層階級的憤怒》，[英]戴倫·麥加維，曹聿非譯，新星出版社，2019年9月。

“身份政治”讓英美左翼中産階級化？

傳統的左翼自視為貧困社區最合适的代表，但随着政治光譜的進一步分裂，以及新的政治聯盟的形成，左翼正在被大批貧困社區所抛棄。張揚的右翼人物講着已被抛棄的階級鬥争話語，殘酷無情地利用着這個機會。

“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曾經是左翼的一大優勢領域。

這類思想運用了一些自美國引進的标簽，“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便是其中之一，它描述了基于性别、種族和性取向之上的歧視，以及宗教、殘疾等因素是如何對個人和群體産生影響的，屬于“社會公正”體系的諸多理論之一。社會公正應當是階級政治進化和多元化的體現，它的範疇應當超越社會階級，将種族、性别等方方面面都涵蓋在内。但是，随着交叉性理論地位的提升，人們抛棄了階級分析那一套。相較于另一種覆蓋更廣大人群的階級政治，身份政治之類的社會公正理論實則是對傳統階級分析的“中産階級化”。

在2016年12月的《美麗喀裡多尼亞》（Bella Caledonia）雜志上，活動家亨利·貝爾（Henry Bell）撰文對交叉性理論表示了支持。在簡短的論辯文章《為身份政治辯護》（In Defence of Identity Politics）中，貝爾指出，賦予“階級鬥争”高于其他理論的特殊地位，會掩蓋破壞了社會平等的“壓迫亞文化”，并使其得以長久存在；身份政治并不完美，但它卻能為廣泛對話的形成創造出最有利的機遇。貝爾寫道：

一個多世紀以來，左翼堅持認為，和其他任何形式的壓迫相比，階級鬥争都更為重要，而且，階級鬥争的終結也将導緻其他管控體制的終結。左翼的這種觀點疏離了大多數人。它也是一個謊言，在我們的運動中維系着種族主義和父權制度。如果我們不能承認這種特權地位和我們采取的壓迫行為，我們就無法将其推翻。

問題在于，貝爾擺在交叉性理論的批評者面前的，是一種虛假的選擇：要麼接受，要麼回歸20世紀階級政治的男權制度流毒。是的，那些壓迫确實存在，和西方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樣，階級政治在傳統上也是由白人男性主宰的。但是，身份政治已經成為某種行動主義的同義詞，政治光譜上的各個派别當中，都有許多人認為，這種行動主義狹隘苛刻，而且隻會适得其反。我就是這些人當中的一員。

我們先來看看身份政治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批評文化”（Call-Out Culture）。這裡的“批評”，指的是對某些人的公開譴責，而且通常在網絡上進行。有時候，伴随着這種批評一同實施的還有“平台封殺”（No-Platforming），也就是向某個組織和機構施壓，要求它們不得為特定的個人提供公開發言的機會。這些做法引發了不少争議，而且很可能會與它們原本追求的事業背道而馳。居住在多倫多的作家阿薩姆·艾哈邁德（Asam Ahmed）在《淺論“批評文化”》（A Note on Call-out Culture）一文中強調了這些問題，該文發表于2015年3月的《荊棘地》（Briarpatch）雜志。艾哈邁德寫道：

在批評文化中，在進步社群對邊界的守衛和界定方式中，一種溫和的極權主義暗流正在湧動，這樣說并不誇張。它們的邊界标準多半是通過對恰當的語言和術語的運用而構建起來的——這些語言和術語永遠都在變動，讓人幾乎無所适從。在這樣的環境中，沒有誰能保證永不犯錯。如果有人精通那些語言，熟知那些解釋之道，學會了運用那種語言來證明自己永遠正确，又會怎麼樣呢？面對用反對壓迫的語言為壓迫行為辯解的專家，我們怎麼才能讓他們為壓迫行為負責呢？在進步圈子裡，這種事幾乎每天都會發生，但我們卻找不到合适的詞語來描述這種任性弄權的行為。

行動主義社群，尤其是那些在大學校園中發展的群體，經常把對身份政治的批評與對壓迫和不平等的否認混為一談。身份政治對社會不平等問題的應對之道的核心特征是，它主要依靠受害者和少數群體的叙事作為文化上的動力，作為推進政治議程的特洛伊木馬。這種運動自稱代表了少數群體和受害者的立場，對這種形式的行動主義的任何質疑都可能被扭曲成對這兩個群體的攻讦。讨論的中斷并非偶然，而是有意為之的結果。

戴倫·麥加維。

在《為什麼這個激進左翼分子對左翼文化大失所望》（Why This Radical Leftist is Disillusioned by Leftist Culture）一文中，貝利·萊蒙（Bailey Lemon）從女性左翼分子的角度讨論了這個問題。萊蒙寫道：

我受夠了派系集團、等級制度和他人的監督，也受夠了自稱朋友或同志的那些人之間的權力失衡。在行動分子的圈子裡，任何形式的分歧或異見都會引發紛争，有時候還會導緻某些人被組織放棄，組織認為他們“不安全”，要對他們進行公開的羞辱和诽謗，這樣的事實讓我感到疲憊和悲傷。讓人反感的是，我們聲稱要建設新世界、新社會，要以更好的辦法來解決社會問題——但如果有人犯了錯誤，說了錯話，做了錯事，他們根本不會得到辯解的機會，因為沖突的解決流程是由意識形态驅動的，其中缺少了解事實的意願。事實上，在如今的行動分子圈子裡，如果有人真的見到了什麼既定流程，那他實在是相當幸運。每個人都處在社交壓力之下，不論他們在特定形勢下遭遇了什麼，都必須去相信别人告訴他們的一切。這不是自由。這不是社會公正。這毫無“進步”和“激進”可言。

有些人相信，身份政治是實現廣泛讨論的唯一方式，他們幾乎從不提及身份政治較為負面的影響。相反，身份政治的支持者們往往會把批評指向那些心懷不滿、情緒激動、厭惡女性的白人男性，說他們無法接受自己的特權受到限制。這種做法忽視了交叉性理論号稱要賦權的無數女性、有色族裔、酷兒、男同性戀和跨性别者。那些人在展開任何一種分析的時候，都以特權審查開始，異見者的觀點在發表之前就被标作無效。在這個領域中，毫無根據的過度簡化不但受到鼓勵，而且成為一種強制性的做法。他們絲毫不考慮階級劃分的問題，把社會問題統一歸咎于“白人異性戀男士”，将他們看作權力和特權的化身。

如果交叉性理論得到了廣泛應用，那麼我們就能更全面地了解多元文化社會中的互動機制——包括少數群體之間歧視、偏見和辱罵的“交叉”。LGBT社群内的種族主義、非裔美國人的恐同情緒、女性主義社群中關于跨性别者的争議、穆斯林社群對女性的壓制、女同性戀之間的家暴和對兒童的忽視與虐待，這些問題都是不能承認的忌諱。除了白人男性的特權地位之外，交叉性應當還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西方精英大學中的那些富裕學生，他們試圖掌控我們其他人思考和讨論自身經曆的方式，他們一面把我們排除于對話之外，一面聲稱是在為我們發聲。相反，如果有人指出其中的矛盾和反常，活動家們就會為了打消批評、回避讨論，擺出一堆或是輕描淡寫，或是诋毀中傷的術語。

“交叉性”，隻不過是看待世界的窗口之一

活動家們會說，言語本身就是一種暴力，但與此同時，他們卻将特權賦予自身，而且，不管是什麼活動，隻要他們覺得有利于實現自己的目标，他們就都會去參加。恐吓、騷擾和肉體暴力被看作英勇的“發力”。每一種互動都要透過交叉性的眼鏡來觀察，因此，每一種互動都會被當成權力機制的體現。這些活動家處于社交媒體風暴所帶來的高度緊張的情緒狀态之中，往往毫不理會他們的行為對他人的影響。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利用二手信息和社交媒體上的流言去破壞他人的名譽，讓他人丢掉工作。說到底，在要求其他所有人負責的同時，這種文化本身卻不對任何人負責。

這些活動家間接利用了受害者的痛苦經曆，把它用作政治上的大棒，敲打自己的對手。與此同時，在他們口中，一切質疑都是讓受害者遭受二次傷害的潛在危險。交叉性的力量正由此而來，但是，被這種話語所疏遠，被它壓制和剝奪了權力的人，和被它所激勵的人同樣多。在理解不同個體和群體不同經曆的複雜性上，交叉性無疑相當成功。但在開放的讨論中，作為融合了各種各樣的聲音的實用工具，它卻毫無成效。交叉性旨在為諸多被邊緣化的弱勢社群賦權，但那些社群也許并不理解這個術語，不敢大聲發言和提問，而且擔心因為說錯話而遭到譴責和排斥。假如他們真的大聲發出了批評，活動家們就會将他們的觀點棄之不顧，認為那些想法隻不過是由壓迫者不斷延續，又被他們内化于心的文化謊言。

活動家們聲稱，對少數群體的壓迫和邊緣化之所以長期存在，是因為特權群體并不了解，他們的話語和行為對社會排斥起到了怎樣的強化作用。同樣是這些活動家們，似乎又并不了解他們在文化上的封閉話語是怎樣與底層階級“交叉”的。在很多人看來，“工人階級”已經成了“白人男性”的同義詞，因此，他們可以更加輕松地甩開“階級”這個話題——在近期極右勢力興起的背景下尤其如此。來自底層階級的白人男性大多是社會排斥和欺侮行為的受害者，結果卻成了有特權的學生的替罪羊。

更不幸的是，活動家們還占據着道德高地，因為他們自稱，人民的生活經曆是他們一切行動的出發點。但這僅限于他們所認可的小圈子内部，如果你處在他們的圈子之外，觀點和他們相異，你的感受就會變得無關緊要，你會變成嘲諷的對象，隻有在事後，他們才會想起，你是欺侮、精神創傷和壓迫的受害者。身份政治以這種惡意、武器化和排斥交流的形式表現出來，選擇性地強調對自身有利的叙事，與此同時又在貶損——或妖魔化——不能發揮這種作用的經曆。

從交叉性理論的擁護者口中，我們聽到了“資本主義帶來了壓迫和特權”這樣的話，聽到了他們說，身份政治是最有效、最徹底的反抗機制。但相反，在這種對社會公正的大力呼籲背後，是美國企業界的全力支持。假如身份政治被精英階層視為對自身利益的威脅，它就不會如此順利地滲透到我們文化的每一個角落。事實上，美國喜劇中心頻道的《每日秀》（The Daily Show）節目等國際品牌，還有我們自己的BBC，如今經常講着有關交叉性的“大學校園式”話語，幫助身份政治在文化上占據先機的，恰恰是它聲稱要挑戰的那些群體。

《每日秀》（The Daily Show）節目劇照。

百事、通用電氣、輝瑞、微軟、蘋果之類的跨國公司正在運用它們的影響力推動社會公正的形成，這當然不是壞事。但我們卻要問一問：它們這樣做的目的何在？當前這種形态的交叉性沒有去挑戰特權，而是造成了社會的“原子化”，讓社會分裂成互相競争的政治派系，破壞了真正讓有權有勢的人懼怕的東西——組織有序、受過良好教育、團結一緻的工人階級。

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樣，身份政治選擇了那些社會流動性最強的人，那些最有能力、參與意願最高的人。由于女性和少數群體的角色越發凸顯，公共生活和公共話語變得更具包容性、更加多元，但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地位得到提升的人群，仍然以中産階級女性、LGBT社群中的中産階級成員和中産階級有色人種為主。各個政黨往往會通過展示少數族裔成員的職位來标榜自身的進步，但它們卻不太願意承認，其中哪些人是私立學校校友。随着身份政治成為社會流動性更強的人全方位主宰公共生活的又一工具，階級問題被掩蓋在進步的表象之下。

雖然問題突出，但交叉性從未遠去，而且發揮着很大作用，對那些因為面臨重重障礙而難于參與政治的人而言尤其如此。交叉性所推崇的理念和理論——特權、安全空間、觸發警告、煤氣燈操縱——盡管有些誇張，但往往有助于幫助遭受欺侮和壓迫的人們建立自己的話語和提升自信，從而準确地描述他們的個人經曆。交叉性可以幫助人們在政治方面邁出十分重要的第一步，但卻不該被當作所有問題的答案。和階級一樣，交叉性隻不過是看待世界的窗口之一。它無法解釋所有事物，我們也應該防止年輕的活動家們形成這樣的想法。

左翼領袖們應當更加勤勉地工作，不光要拓寬我們的讨論，接受觀點的多樣性，而且要讓交叉性與階級政治和諧共存，發揮協同作用。它們必須得到同樣的重視，否則就會彼此排斥。

作為為人民賦權的最新工具，“交叉性”無疑是善意的，但卻有可能變成另一種由特權群體主導的對話，言稱包容，實際上卻十分排外，傷害了他們聲稱所要代表的那些人。如果貧困社區居民的思想、話語和行動被某種形式的政治當成一種弊病，很難想象他們會對這種政治感到興奮。

本文内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英國下層階級的憤怒》。

原作者 | [英]戴倫·麥加維

摘編 | 徐悅東

編輯 | 羅東

導語部分校對 | 李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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