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家興盛的曆史?隋文帝楊堅的《開皇律》為12篇，隋炀帝楊廣的《大業律》為18篇，均為500條，史稱“刑網簡要，疏而不失”那麼，如何看待楊氏父子二人律典的篇目差别呢？，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楊家興盛的曆史?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楊家興盛的曆史

隋文帝楊堅的《開皇律》為12篇，隋炀帝楊廣的《大業律》為18篇，均為500條，史稱“刑網簡要，疏而不失”。那麼，如何看待楊氏父子二人律典的篇目差别呢？

楊堅的關中本位

雖然距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已有多時，但到了北齊和北周，上層貴族仍然熱衷于鮮卑化與西胡化。楊堅的先輩楊元壽曾因輔助鮮卑有功而被賜胡姓普六茹（編者注：普六茹為胡人的姓，是中國的複姓之一）。但楊堅即位後，立志“易周氏官儀，依漢魏之舊。”“周氏官儀”是西魏創始人宇文泰利用關中士族的地方保守性，假借關中本為西周舊土，拟周官之古制，模仿周官六軍之制，其本質是為了恢複鮮卑部落舊制。宇文泰割據關隴，以物資論，其人力、财富遠不及高歡所轄之境域。就文化而論，繼承漢魏傳統的東魏，亦荒殘僻陋的關隴所不可比拟。至于江左，則自晉室南遷以後，本為神州文化正統之所在，更何況正值梁武帝統禦時期，有“江左五十年無事”之說。所以，宇文泰要想抗衡高齊與蕭梁，除了推行整頓軍務、發展農業的物質政策外，還須别有一個精神上自成系統的文化政策來維系關隴轄境内的胡漢諸族之人心，使其可融合為一牢固的團體，即所謂“關隴文化本位政策”。該政策的核心則是“陽傳周禮經典制度之文，陰适關隴胡漢現狀之實”。 這一本位主義成為西魏、北周、隋、唐四代政權的要旨。

楊堅定“開皇”為年号，也正意味着“重新開創（漢族）皇權”，撥亂反正。“依漢魏之舊”，即回到北魏孝文帝的漢化道路上來，他不僅帶頭恢複漢姓，還停止了自公元500年以來曆時80年的軍界鮮卑化和公元535年以來曆時46年的政界鮮卑化。當然，由于隋朝皇室均出自西魏宇文泰創建的關隴軍事貴族集團，楊堅也不可能徹底擺脫關隴貴族的掣肘。楊堅的“開皇之治”正是由西魏（北周）以來的關隴貴族集團所主導，北齊貴族并未發揮任何作用。但确因《北周律》過于複古，加之其“大略滋章，條流苛密，比于齊法，繁而不要”， 因此，隋雖承周立國，但卻以《北齊律》為藍本。同時，北齊高氏延續的是魏孝文以來之洛陽及洛陽的繼承者邺都之典章制度，十分符合楊堅“依漢魏之舊”的初衷。

楊廣的江南重心

隋炀帝楊廣與南朝始終保持着非同一般的關系，對南朝禮樂制度和經濟狀況熟稔于心。他13歲被封為晉王，坐鎮西晉以來的江南之地。20歲時任統帥南征陳朝，為大隋統一大業立下汗馬功勞。22歲時就任揚州總管，鎮守江南穩定局勢。當時揚州是“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與成都并駕齊驅，有“揚一益二”之美名。在揚州總管的任上經營了10年之後，楊廣取代楊勇成為太子。公元605年，楊廣繼承帝位，年号“大業”，遷都洛陽，并置江都郡，以提高江都地位。這足以表明楊廣已經将重心轉向江南，東都和江都遂成為楊廣執政的兩大政治經濟中心。

與其父兄楊堅和楊勇的關中本位政策路線完全相反，楊廣是要脫離關中，在包括江南在内的更廣闊的領土上重構權力。年号為“大業”也預示着楊廣欲在更寬廣的政治環境中開創帝業。改善交通，加強往來成為楊廣的第一大業。于是大運河的主幹工程開始相繼在大業年間推進。分别于公元605年、公元608年開鑿的通濟渠和永濟渠連通關隴和山東華北諸地，打通了東西魏之間的人口貿易流通。公元610年繼開江南運河，繼續聯通物産和賦稅重地，于是東達洛陽，南抵餘杭，北達涿郡，全長2500公裡的運河完工。并且，楊廣在運河修通的公元605年和公元610年分别兩次巡遊江南，還在公元616年三下江南，足見其對江南的看重。

雖然此後曆代均重視運河之修建，然隋代所完成的工作量，實際相當于其他王朝的數倍。唐人皮日休在《汴河懷古二首·其一》對隋炀帝極盡贊歎：“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裡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運河的修建使貿易成本極大降低。據估算，當時車載一千斤貨物，行一百裡，運費為九百文。若是用驢馬馱的方式行一百裡，運費為一百文。但若行水路，費用驟降：順水不超過6文，逆水不超過16文。于是，自唐代高宗後，每年通過運河運至關中的糧食增至約12萬噸，最高達25萬噸。北宋初年運量更是可高達50萬噸。中唐以後，東南地區已成為王朝的财賦中心。“當今賦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北宋仁宗時更是“朝廷用度，如軍食、币帛、茶、鹽、泉貨、金銅鉛銀，以至羽毛、膠漆，盡出此九道（淮南、江南東西、荊湖南北、兩浙、福建、廣南東西）。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匮者，得此九道供億使之然爾。” 君王隻需坐鎮關中，便可統禦天下。楊廣的運河讓帝國的軍事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真正聯結成了一個堅固的整體。

何謂漢魏之舊：律的6篇與9篇體制

中古時代的中國經曆了700多年的民族重整過程，原隻有“漢人”的中國人口，在接納無數南北方的外族成分後，逐漸形成了一個龐大而多元的群體。随着物資的流動，人口也在運河上下穩定增長。在運河修通之前的大業二年，全國人口為900萬戶，共4600萬人。百年之後的唐天寶元年，達到960餘萬，實際人口可達到8000萬人。在運河開建之後制定的《大業律》特将戶婚篇分為戶、婚二篇，将二者并重，新增了戶口管理和婚配秩序的規定，否則沒有必要将二者單獨成篇。

基于運河修建而帶來的經貿增長和人口增殖的現實，之前的篇目在《大業律》中一分為二的還有：廄庫篇分為倉庫、廄牧二篇；盜賊篇分為盜、賊二篇。倉庫代表的是江南農耕文明，而廄牧代表的是關隴遊牧文明。将倉庫置于廄牧之前越發彰顯楊廣的江南本位。而盜賊分置，表明随着經濟流通，貿易往來的加速，殺人越貨的事件也随之增多，需要分立篇章。

此外，還增加關市、請求、告劾三篇。關市出現在西晉《泰始律》，主要是為防範邊境貿易中違禁品交易而設。《北周律》有市廛和關津篇，也是基于國内市場或邊境貿易管制而言。增加以上三篇，一是順應“漢魏之舊”的基本國策，遂以漢律的典範之作《泰始律》為參照增加關市；二是因為區域貿易增加，經濟規模增大需要重新重視關市的規範所緻；三是因貿易發展而帶來的貪腐現象更值得重視，請求（赇）和告劾也有單獨成篇的必要。将衛禁、職制、鬥訟篇改名為衛宮、違制、鬥，也是為了與《北魏律》相同，貫徹執行了“漢魏之舊”。

雖然《大業律》的直接模闆是《北魏律》，相比于其父以《北齊律》為直接模闆走得更遠，但律的“漢魏之舊”的源頭要追溯到蕭何的《九章律》，其奠定的9篇體制成為中國傳統法典的模闆。就此看來，《大業律》的18篇并沒有完全照搬《泰始律》《北魏律》的20篇，而是9的倍數，實質是9篇體制。考慮到楊廣頗重江南的政策，重視《泰始律》的價值并直接追溯到《九章律》的傳統，18篇就并非是巧合了。

古代律典除了有9篇體制之外，還有魏國李悝《法經》所開創的6篇體制。《開皇律》和此後的唐律都是以12篇著稱于世，是為6的倍數，因襲的是6篇體制。6篇體制出于魏國，魏是周王的諸侯國，領地包括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陝西、河北的部分地區，也是多民族聚集區，頗有關隴遺風。以《法經》為參照，制定12篇《開皇律》，與楊堅的關中本位政策是相符的。《法經》乃漢律藍本，也符合“漢魏之舊”的要求。《開皇律》雖然參照《北齊律》修訂，但将《北齊律》中的“捕斷律”分“捕亡”和“斷獄”二篇，作為程序法置于律尾，直接源自于《法經》。雖然《大業律》18篇也可以被認為是6篇體制的倍數，但如果從楊氏父子二人不同的執政方略上來考慮的話，就不會如此認為了。

總之，楊氏父子基于不同的國家戰略，對“漢魏之舊”的理解和貫徹完全不同。重視江南地位的楊廣以漢室9篇體例為基準删改《大業律》，重視關中本位的楊堅則以法經6篇體例制定《開皇律》。楊堅的重北和楊廣的重南，分别代表了隋唐制度北朝主流論和南朝化的兩種趨勢， 共同孕育了中華民族多元化的制度成就。（作者：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廣東地方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員 沈玮玮）

來源：人民法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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