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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5年，我在某社區報紙混飯吃，頗不得志。領導說要做中老年退休生活的選題，“公園”成了我們最好的切入點。當時我媽混迹于老年手風琴公園歌者社團，經她手頭層層介紹人的推薦，最後我們找到了老廖，按照介紹人的說法，“這老頭子最能說，要描述幸福生活，他在行。”

與老廖接頭的具體年日我記不清了，隻曉得那年的春天下了好多雨，那是一個漫長雨期剛過的第一天，五月還未到，陰了大半個月的公園在爛漫的陽光裡起死回生。

老廖他們在靠近公園後門的湖邊長堤柳亭裡唱戲，後來經指點，我才知道唱的是四郎探母裡的《盜令》。老廖譏糟（普通話裡聒噪的意思）得很，把手裡的紙卷成長筒，指着敲大鑼的秃頂爺叔頻頻喊停：“阿瘌痢（爺叔昵稱），你這個西皮怎麼老是快一點點啦！”說了三四次之後，老廖顯然累了，或許是他想着還有采訪，匆匆喊了停，一夥阿姨爺叔紛紛散去。

老廖轉身走到我面前，我這才瞧清楚了他——長臉長鼻子略顯英氣，薄嘴唇倒是對得起他能說會道的名聲，戴“溥儀”式樣的老花鏡，竟然還是童花頭。

脖子以上的老廖傳統得過分，脖子之下就另當别論了——夢特嬌藍T恤,略微窄腿的咖啡色卡其褲，一雙走起路來爽脆作響的黑皮鞋：“走，阿拉吃咖啡去！”——這是他的口頭禅。

第一次采訪約在上島咖啡館，大體都是老廖在說，他顯然知道我要什麼，從和諧社會談到老年公寓，他說就算兒子求着他回去住萬科的房子他也不要，他愛老年公寓的一切，那裡的領導如沐春風，設施像迪拜，活動亂花迷眼，朋友仗義舒心……可對我來說，這一段大氣磅礴的抒情很讓人挫敗，這多少讓他自己顯得很無趣。

那天唯一的亮點是，他喝完第二杯摩卡的時候，點燃打火機，在他那件T恤衫的紅色葵花logo前晃個不停，以此來證明自己穿的是正宗夢特嬌：“喏，你看，大卡（假貨）的都會被燒焦的，看到伐，一點不黑的！”面對這種遊戲，我快瘋了。說實話，對于這個采訪，我什麼也寫不出，但我必須跟這個家夥保持更多聯系，以完成這個本質上就很戆（傻）的報道。

直到我發現一個秘密，對這一切才有所改觀。

2

老廖愛老年公寓，不是因為他愛如沐春風的領導，實在是他愛老年公寓的老太太。

打入老年耄耋京劇社（老廖所在京劇團隊的名字）後，我掌握了關于這個老頭的一切資料：首先，他很“騷”，這幾乎是衆所周知的了，他在老年公寓時常招惹老太太，深更半夜與别人聊想當年，聊着聊着就在别人床上睡着了。為此，很多老太太的子女都跑過來揚言請他“吃生活”（上海方言欠打的意思）。

老廖愛“美麗老太太”可真不是蓋的，他的寶貝除了那件藍色夢特嬌T恤以外，還有一隻咖啡色拷殼箱，裡面就放三樣東西——一管笛子、一疊譜子和最起碼100張照片。這些照片幾乎全是各色愛唱戲的老太太的上妝照——從滿臉褶子的“羅敷女”到口紅上到慘烈的“金玉奴”，在老廖的相片裡，她們以“60 ”的高齡，個個笑得春情蕩漾。

老廖愛跟我形容：“這個老奶奶呦，伊最大的特色是身段軟，軟得要死，摟着那腰，就跟摟着一朵雲一樣，小阿弟，雲總見過吧？跟伊搭檔，最适意了。”我推推眼鏡，表示自己見過雲，然後他那詭谲的眼神就在黑框眼鏡後面撲閃一下，有一種撥雲見日的明朗，好像我終于明白了他的念想。

一回生，二回熟，在“瞻仰”了老廖的拷殼箱密照之後，我算是走進了他的内心，他也不再跟我搗漿糊，古往今來認認真真地聊了個遍。

這老頭算是上海的舊時惡少：他爸爸唱戲，耳濡目染，老廖小時候也愛唱，京昆皆通。他脾氣頑劣，雖長在紅旗下，可依然是愛沾花惹草的票友。爸爸被打成右派後，小廖沒了炫耀的本錢，就在女生面前翻跟頭，十個十個的翻，紮小辮兒的革命後代小美女們個個拍紅了掌，老廖說那會兒覺得即使長不高，他也願意這麼不停地翻下去。

後來喜歡上了某女生，對方也愛唱戲，兩人偷偷花前月下，在學校的舊乒乓球房，那女孩随手拿起球拍當團扇，窩在胸口，幽幽地唱：“原來姹紫嫣紅開遍”，老廖沒忍住，上去就在人家額頭上親了一下，女生哭着跑了出去。

第二天，老廖被送上了去江西的車，随身就帶個大箱子，全是曲譜。他把語錄跟學習資料的封皮撕下來，貼在那莺莺燕燕的封皮上，心想就算被抓也橫豎橫了。陳咬金倒是半個也沒殺出來，但那年江南大雪，在遂川等不到車，老廖拖着箱子，自以為用腳就能把這十裡路給解決了，誰曉得沒走兩裡，箱子散在地上，一地的書在朔風裡“躺窩不起”，老廖索性也躺下，哭，哭完再上路。

說到底還是好色惹的禍，可他就是脾性不改，在江西也沒憋住，跟當地的女孩結了婚，生了孩子。九十年代初，好不容易孩子老婆都弄回了上海，可自從老廖在虹口公園經營自己的曲社後，沾花惹草的毛病又生了出來，最後被妻兒掃地出門，他也成了初期淨身出戶的優質典型。

讓老廖住進老年公寓的阿婆，是人見人愛的曠香梅。曠香梅是當年魯迅公園的一塊寶，60歲還風姿綽約，據說她年輕時在文工團跳領舞，退休後，在魯迅公園的曲社裡長年霸占着楊貴妃的角色，自然有一衆老頭為了能演上李隆基争得頭破血流。

這是一場用實力說話的榮譽之戰。最後，“李隆基”就在老廖和曾祥和兩人之間産生。曾祥和與老廖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他胖得要死，不像老廖明“騷”，是暗“騷”，他真住萬科新樓盤——拜他那個體貼又大款的女婿所賜，他還跳拉丁舞，總之，他成了老廖的一塊心病。

老廖是這樣形容曾祥和——“第一，阿拉是不會賣女兒的，第二，伊那個叫拉丁舞嗎，你們看看伊那隻屁股，跳舞的時候跟個臉盆一樣。”後來自然是老廖赢了，據說他赢得也不輕松，他廢了半條老命做了一套十三響（京劇招式）之後，曾祥和甘拜下風，帶着臉盆一樣的屁股去魯迅公園“恰恰拉丁舞社”混了。而老廖和曠香梅一日千裡，據說曠香梅在世的最後一段辰光，在老年公寓跟老廖雙宿雙飛，直到因為結腸癌過世。

我很好奇，這豔冠魯迅公園的曠香梅究竟長什麼樣，倏忽又想起老廖的照片百寶箱，纏着他給我看曠香梅的照片。

老廖說早沒了，所有的照片都給了曠香梅的兒子。給曠香梅辦葬禮那會兒，她的家屬發現，竟找不到這美了大半輩子的女人的近照，他們千方打聽找到了老廖，把二十多張“老廖出品”的照片全部借去，擇優放大，做了遺像。最後也沒還，可惜了。

老廖不好意思催，逝者為大，可這事究竟成了他心裡的一個疙瘩，所以，我就再也沒在他面前說起過這位老太太了。

這些事竟讓我對老廖生出些許崇敬來，于是跟他吃咖啡的次數也漸漸增加，一般我們都選山陰路口的上島咖啡館，偶爾也去曲陽公園裡的煙雨江南，他絕不去魯迅公園裡的茶室，說是認識的人太多。

他說自己其實不那麼喜歡熱鬧，在我看來，他是怕别人爆太多料，有些事情老廖也知道很不堪。我聽說，老廖喜歡看黃碟，為此，他沒少去虬江路看貨，那個籃球場邊上賣碟的福建女人，遠遠見他過來，就笑眯眯地招手迎合，“阿被（伯），阿被（伯），有新的，有新的。”

福建女人用塑料袋給他包好。有那麼幾次，袋子太小，沒法兒把碟全部裝進去，總有個角露在外面，于是老廖就仔細揣摩，左看右放，要把最安全的那隻角露在外面，才放心走人。

說起來，老廖宿舍裡那台DVD播放器還是我買的，算是約他做跟蹤報道的報酬，為此，這不堪裡到底也有我的一份。

3

2012年初，老廖突然跟我斷了聯系，電話總是“已關機”，我去了一次魯迅公園，想碰運氣，可公園早已關門大修，隻有遊樂園還在開放。那天，坐跳樓機的男男女女叫得天昏地暗，虹口公園被那扇深綠色的鐵門牢牢地鎖着，好像那後面是一個危險、荒蕪又貧瘠的世界，遠沒有這些近在咫尺的新鮮尖叫來的真實。

約有大半年的時間，我幾乎忘了老廖這個人，直到後來，當初的介紹人說，這老家夥住院了，想來也不會太好，我要來地址，趕去醫院見老朋友。

病房裡有一股又悶又暖的臭味，老廖的床位在最裡面，他滔滔不絕地闡釋着自己對于貪污腐敗的看法，從東莞掃黃到孕婦被槍殺，他用沙啞的聲音鋪陳自己的真知灼見，看見我他也不停，直到講完最後一個字，才跟我打招呼，接下去那句話就是——“冊那！虹口公園關門了！”

這次發病依然肇始于他的頑劣，虹口公園關門之後，老廖竟然去坐了遊樂園的跳樓機。坐完後，第二天夜裡就不好了，老年之家趕緊打120送醫院，查下來是中度腦梗塞，醫院下了病危通知，兒子兒媳都出現了，“這次再不多看看，以後怕是沒機會了。”

可醒了之後，老廖一點都沒有彌留的樣子——不郁郁寡歡也不愁雲慘淡，他問兒子能不能給他弄個iPad，他有很多片子要研究，看來，對于這件事情，老廖是至死不渝的。

當天，我們聊了很多，不過都是些以前談過的事兒，我發現，很多事情老廖愛不停地聊，好比那個拿乒乓球拍做團扇的女生，他的江西之路，和曾祥和的大戰，好像他就隻記得那些事兒了。

臨走的時候，我說：“廖中國，再見咯。”他驚得打哆嗦，甚至都有些口吃：“很少……少……人曉得我真……真名呵！”

“病床上不是寫着嘛！”我故意用很輕賤的口氣打擊老廖，我願意老廖生氣，他生氣我就高興。

“所以我們算是聯系上了？你可别再搞失蹤了”，我埋怨他。

“失蹤？哪裡有什麼失蹤，我換了個手機嘛！你看你講話難聽伐，來來來，你打個電話給我”，他拿出一隻老年機——超大的按鈕和浮誇的金屬色澤都在喧叙它made in虬江路的出身。老廖背不出自己的号碼，于是帶上那雙傳家寶一樣的熊貓眼鏡，翻找起來。他報數字的過程也很混亂，耗了快三分鐘也沒講清楚。我果斷搶過手機，看着号碼撥了過去，龐龍的《兩隻蝴蝶》響了起來，那響度有昭告天下的氣勢，但這還不夠，手機在我手裡劇烈震動，吓得我趕緊把手機扔還給他。

“嗯，丁——記——者，我就寫你是丁記者了哦”，他用商量的口氣跟我講，一邊把我的号碼輸進手機。大概是想起我之前一驚一乍的樣子，老廖又說：“怎麼樣？震得适宜（舒服）伐？！”

“11個數字也報不清楚，侬大概要老年癡呆了！”在跟老廖的唇槍舌戰裡，我是不好落下風的。

誰曉得竟一語成谶。

4

在之後的兩年裡，因為老廖的走失，這隻手機打來兩次電話，大概家屬覺得這個擡頭在找人時很好用。但彼時我早已離開社區報，去了城中的一家娛樂媒體，這算是離民情越來越遠，但好在還有微博，好在我手機裡還存着一張曾給老廖拍過的照片——在虹口公園的魯迅墓前，他穿一件黑色夾克衫，背光站着，照相那天的天氣太好了，所以照出來的老廖，站在一片澄亮的白色中，黑瘦的身形，加上黑眼鏡，簡直像是用PS軟件摳出來的溥儀，浮在一片混沌中。

第一次還算順利，我們在大連西路四平路口的肯德基裡找到了他，背着一個雙肩包，裡頭放了一雙旅遊鞋。已近午夜，他坐着，在看地産公司塞給他的宣傳單，很多張，其實每張都一樣，但他不停地看，一張接着一張。他跟我們講，他想去虹口公園，但是忘記路了，這個傳單上有樓盤地圖。我拿來一看，确實印着一個公園，卻分明是和平公園，真是又好氣又好笑。最後，他兒子謝過警察，叫了輛車，把他帶走了。

老廖定是在這樣一個大白天，坐在這飛旋的轉椅裡，看了一場免費煙花。

第二次運氣就沒那麼好了。他們打電話給我的時候，已近淩晨一點，我裹上衣服出門，那天PM2.5爆表，路上行人本就稀少，偶有幾個路過，還帶着口罩。經過每一個這樣的人，我總想，他會不會是老廖？但一轉念，又覺得自己傻，老廖我還不曉得嘛，他情願嗆死也不會戴口罩的，那是多沒腔調的一個形象，可以直接把他自認的潇灑全部毀掉。

養老院的護工說是本來将他綁在床上，看着他睡熟的，誰曉得怎麼就逃出了“五指山”。那護工用一口江北話，跟警察不停地抱怨：繩子其實很結實的，不過是打了活結。

“活結……！你們知道的哦……”他一邊講，一邊用手比劃，仿佛那條打了活結的繩子現在就在他手裡，隻不過那個人就這麼不見了，好像這是一樁靈異事件一般。

“所以，他大概還能去哪兒”，他兒子撣了撣煙灰問道。

“虹口公園附近都找過了？”我把口罩拿下來。

“一直找到曲陽了”，他提高了嗓門。

“我想想……”

尴尬的沉默，隻有警員腰帶上的對講機裡時不時有聲音傳出，除了他自己，誰也聽不懂。這讓我想起了那隻超大振幅的手機。

“有沒有去虬江路看看？”

他确實在虬江路，但境況并不好。我們見到一堆人圍在一起指指點點，就曉得估摸是老廖，撥開人群，走進去，一股惡臭直沖沖地襲來。老廖坐在地上，左手抓着一團白飯，偶爾用右手撚幾粒出來，往嘴裡送。他一直在念叨一句話：“老早不是這樣的，老早不是這樣的。”

他有些難為情，一邊用手撚飯吃，一邊拿手掌去擦拭身下那塊地面，濕漉漉的一灘，臭氣從那裡出來……

他兒子把他從地上拽了起來，抓着他手臂甩了幾下，直到手裡的飯粒全部落在老廖的那灘尿上，然後脫下自己的外套給他披上。

老廖在警察和兒子的攙扶下，從人群裡走出來。老廖從我面前走過，他根本不認得我，他朝所有人舉起手，微笑，嘴裡還是那句話：“老早不是這樣的！”

5

2014年3月，是春天該來的時候了，上次見面後，老廖的手機沒有再打來電話，我也沒打算再聯系他。但見鬼！我竟然想去坐那個跳樓機，我一直想搞清楚，這個老頭讓自己從高空“摔”下來的道理是什麼。

皮椅緩緩上升，白雲彌散在亮眼的藍色天幕上，好像永遠不會遠也不會近。我不敢往下看，隻能把脖子掰直，像祈雨的原始人，不知疲倦地望向天空。在快接近頂端的時候，終于可以放平視線，向遠處望，魯迅公園并非想象中的工地一般淩亂，隻有零星吊車在湖邊清淤，但不知道有多少人見識過一個沒有人的公園，各種顔色的野花在堤岸邊和草叢裡瘋了一樣地生長，在這架機器裡，你像一隻鳥，上升……上升……

終于開始下落了，所有人都在尖叫，那片寂靜的草坪朝你撲過來，上下、旋轉，人的喧鬧聲被懸臂的慣性甩出宇宙，這公園是一個子宮，它自私地把春天藏在肚腹裡，而坐上這架機器，那些不願意被人瞧見的春光，終于得以在旋轉的天地間四處飛濺，我幾乎可以确定，老廖一定是在這樣一個大白天，坐在這騰空飛旋的轉椅裡，看了一場免費煙花。

2005年6月，那大概是剛認識老廖的日子，我決定辭去社區報的工作。

在和老廖交流了幾次之後，我覺得他是個鬼祟、門檻精、死要面子又有些小本事的人，但我真不曉得那報道該怎麼寫，他不符合我的範本，直到離開報社，我都沒有開始正兒八經地寫，隻匆匆想好一個标題，如果有緣，我願意把它說給老廖聽。

“嗯，蠻好，阿拉吃咖啡去。”我想，他一定會這樣回答我。

編輯：羅詩如

題圖及插圖：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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